“DNA之父”与两位中国学者的数十年交往

与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声名远播不一样的是，晚年的詹姆斯·沃森不被美国科学界待见，日子过得比较苦闷。在回忆一生的贡献时，沃森将自己帮助中国发展生命科学与当年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并列在一起，足见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1953年，年仅25岁的沃森便与克里克共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由此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他也被誉为"DNA 之父”。后来他长期担任冷泉港实验室主任，推动全球生命科学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家之一。 盛名之下，沃森并未看低积贫积弱的中国，他竭尽全力对中国生命科学予以无私帮助。

1982年的信件背后，一个诺奖得主为中国生命科学起草的“未来蓝图”

James Dewey Watson 图源：维基百科 1981年，沃森及家人首次访华，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受到了热烈欢迎。实际上，沃森也被中国人的真诚以及在一穷二白下仍旧对科学研究充满热情所感染。也正因如此，沃森回国之后，几乎是立即动用身边的资源，帮扶那些他曾在中国遇到的学者，兑现他曾经的种种承诺，即使有些承诺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 这一时期，沃森频繁地与中国生物学家以及美国知名学者、官员保持书信往来，他就像是一个连接中美学术合作的桥梁。

沃森首次访华：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他看到了中国科学的生命力

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民间科学交流逐步拉开序幕。与外界的传统印象不同，尽管早年中国基础科学落后，但在对外的学术交流互动上，相对来说是比较积极的，甚至可以说是颇为主动积极，当时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科技发展落后，唯有走出去，才能让科技强大起来。有学者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尽管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仅有8个，但与中国建立民间科技交流关系的西方国家却多达15个，包括日本、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士、瑞典、芬兰、挪威、比利时、爱尔兰和澳大利亚。

饶毅悼沃森：伟大与错误并存

1953年4月25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沃森（Jim Watson，1928-2025）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的文章，题目是：“脱氧核酸的一个结构”。 他们的工作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工作之一。 他们两人也无疑是两位伟大的科学家。 1）两人中，不仅直接认识他们的人在客观评价时，而且沃森自己也认为克里克聪明很多。与他们有密切交流、也有实际竞争的女科学家富兰克林对克里克佩服至极。沃森在我家时说（因为聪明程度）克里克是另一类人。

冷泉港亚洲15年：让科学的交流真正发生

苏州，独墅湖畔一座独立的四层小楼里，能容纳400人的报告厅近乎满座。年过半百的院士，排在两名年轻人之后，等待一个向报告人提问的机会。 没有教授与学生之分，也没有资历深浅之别。这一切真真切切展现了冷泉港实验室最具影响力的主任、诺奖得主詹姆斯•沃森曾写到的“学术交流的礼仪”。 在那本《避免无聊之人》中，沃森写道：科学家之间密集的、无法计划的、毫无顾忌的互动和交流，这种分享和碰撞才是伟大发现的真正起源，而科学，就意味分享最新的发现，提出质疑，找到问题，产生新的碰撞与合作。

鲁白：原创科学研究靠的是什么？

鲁白（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神经科学家） 1953年4月25日，克里克和沃森基于别人的数据，提出了DNA的结构模型，开创了分子生物学。整个事件中，有许许多多优秀科学家们涌现了出来，他们运用了多种极富创造性的办法，找到了打开神秘生命现象的钥匙。 只是用精简的语言来介绍《创世纪的第八天》这本书里科学家们的趣闻故事和科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系列的科学发现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再来读这本书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

王选：我能取得成就的原因

王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 季羡林先生根据他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提出了下列公式： 数学大师陈省身把他的成功归结为四个正确：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去到了正确的地方（去了德国而不是别人都想去的美国），找到了正确的老师。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四个要素： ①向胜利者学习； ②要有冒险精神； ③要有坚强的后盾，即有很多人协助； ④一定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同时要保持开放，不能与世隔绝。 沃森把第④点看作最重要的因素。

专访诺奖遗珠李·胡德：也许不获得诺贝尔奖更好

你很难定义李·胡德（Leroy Lee Edward Hood）究竟是传统还是前卫。 他来自令人敬仰的黄金年代，曾经可以与那些已经成了传奇的宗师级科学家们称兄道弟。他在加州理工大学读的本科，他的老师中，不乏理查德·费曼、莱纳斯·鲍林这样的传奇人物。在冷泉港实验室的口述历史项目中，胡德很平静地说：1967年，参加在冷泉港举办的一次会议时，我“认识了吉姆（沃森）和其他一些人”。

中国为何会错失分子生物学革命？

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由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结合而成。虽然早在1938年国际上就已经出现了分子生物学的概念，但是，这个学科领域的真正诞生却发生在1950年代，一般以蛋白质α-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1951年由鲍林（L. Pauling，1901-1994）完成），尤其是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1953年由沃森（J. D. Watson，1928- ）、克里克（F. Crick，1916-2004）完成）作为标志。

一个35岁的大龄博士和一个23岁的菜鸟博士后如何联手改变了世界？

70年前的今天，37岁的大龄博士生克里克“飞一般”地跑进剑桥的一家酒吧，用就餐的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声宣布，他已经掌握了“生命的秘密”。 就在这天上午，克里克和一个25岁的菜鸟博士后沃森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20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自此后生命科学的黄金时代徐徐展开。时至今日，由双螺旋结构催生的生物技术产业，仅在人类的医学中，从产前筛查、肿瘤的靶点药物到基因编辑，处处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