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拓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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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企业向高校捐赠一亿元，钱通常会流向哪里？

多数情况下，答案指向同一个方向：集中、显眼、成果清晰的地方——科研楼、重点实验室、头部项目。

但拓竹科技的选择，恰恰相反。

2026 年 1 月 27 日，这家成立五年多的先进制造企业宣布，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这 10 所高校捐赠共计一亿元人民币。

这笔捐赠没有冠名楼宇，也不追逐头部项目，而是被拆解为一系列小而具体的支持，嵌入高校最日常、也最容易被忽视的运转环节，流向教学、实践与人才起步阶段。在拓竹内部，这次捐赠还有一个更直白的说法——“给员工母校发年终奖”。

在同期发布的一封近 3000 字的公开信《关于拓竹给员工母校捐一个亿这件事》中，拓竹创始人、CEO陶冶并未从传统企业公益的角度展开，而是回溯公司成立以来的成长路径，追问一个问题：这些支撑公司发展的关键能力，最初是在哪里被塑造出来的？员工来自哪些学校？他们身上最重要的能力，又是在哪些阶段形成的？

正是在这种回看中，“向员工母校捐赠”逐渐成为一个自然的选择。

这份名单中，既包括国内在人工智能、计算机、机械制造、材料等领域处于前列的研究型大学，也出现了中国美术学院这样的艺术院校，以及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这类以职业教育为核心的学校。

拓竹的选择，首先是一种回馈。这 10 所学校，是对拓竹人才贡献密度最高的一组高校。这种回馈本身，也被视为构建先进制造人才生态的一部分。

其次是一种判断，先进制造真正依赖的，并非单一学科或头部科研力量，而是一条由研发、设计、制造、品控等多种能力共同构成的人才链条。

这是一次不一定完美、但尽量克制的分配，在学校数量与捐赠总额既定的前提下，团队参考了各校在公司员工数量、岗位分布等维度上的贡献情况，试图让这笔资金更接近真实的人才来源，而不是按照学术声望或象征意义排序。

这也是一次对既有评价体系的无声提醒，在先进制造的完整链条上，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这类高技能人才的策源地，与科研重镇拥有同等分量。高校的版图中，并非只有研究型大学才是创新的唯一主角。

拓竹的几项捐赠选择，也由此指向高校资源分配中的一些盲区。

设备、科研项目和奖学金，是高校社会捐赠中最常见的去向。拓竹的此次捐赠，则进一步聚焦于更具体、更精确的难题。

它为归国海外学者单独设立了两档资助，分别为 80 万元和 50 万元，资金完全由个人支配，用于缓解回国初期的过渡压力。

对于一线教师，为了彰显那些常被科研指标掩盖的教学贡献，拓竹还专门设立了奖教金，奖励长期专注教学的教师。

最特别的一笔，落在了学生社团上。拓竹专门推出了一项少见的种子基金，面向先进制造相关的学生创新组织，为各校机器人、航模、车模等兴趣社团提供支持。这笔钱不流向实验室，也不进入课题组，而是直接输送给那些在机库和工作室里反复打磨技术的学生。

科研人员、教师、学生，这三类身份都被纳入拓竹捐助的视野，却又都处在以往企业捐赠最少触及的位置。贯穿这份清单的，是一条始终如一的原则：给予受助者充分的自由，不设任何绩效考核指标。

拓竹这次捐赠的起点并不宏大，而是非常具体：围绕高校人才培养，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做一些真正“有用”的支持。作为一家先进制造企业，它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科研产出，而是人才如何被培养、能力如何形成。

从产业视角出发，拓竹清楚地感受到制造业与教育体系之间存在的错位。在传统评价体系下，擅长考试、论文产出的学生更容易脱颖而出；而先进制造所需要的能力——对新技术的快速理解、在复杂现场解决问题的经验、跨角色协作的工程直觉——往往难以通过标准化课程获得。

在拓竹内部，工程师文化被反复强调：乐于服务他人、敢于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善于合作、踏实可靠。这类复合型能力，更多来自长期的动手实践、反复试错和真实协作，而不是一次性的知识训练。

承载这些过程的，往往是学生自发组织、由兴趣驱动的科技社团。但在现有的资源分配惯性下，这一层级恰恰处在边缘位置。

无论是政府经费还是社会捐赠，资源往往集中流向知名学者、大项目和长周期研究；而在先进制造、信息工程等技术快速迭代的领域，学生自发探索的小型团队，很难获得灵活而持续的支持。

在这种惯性之下，一笔有限的捐赠如何才能直击真正需要的环节，而不至于流于形式？

拓竹选择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方法论——像做产品一样做捐赠。

不是先设定宏大的目标，而是先理解问题，再拆解需求，最后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给出尽量贴近真实场景的解决方案。

基于这一逻辑，拓竹的一部分成员回到自己的母校，与教师交流近几年人才培养中的变化。反复出现的共识是：真正影响学生成长的，不只是项目书中的“大问题”，还有大量经费难以覆盖、却长期存在的具体环节。

高校的资源配置更像一束聚光灯，持续照向热门学科、头部项目和显性成果；而聚光灯之外，基础教学中难以量化的投入、学生课堂之外的探索学习、青年教师与海归学者在起步阶段面临的现实压力，往往被忽略。

洞察到这些需求后，拓竹选择刻意避开资源已经高度集中的方向，不去给热门领域锦上添花，而是把有限的支持，对准那些长期被低估、却真实影响人才成长与流动的环节，关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困境。

在支持方式上，拓竹也试图跳出“只给钱”的模式，更倾向于提供包含经验、设备与技术在内的成套支持。

参与调研的拓竹工程师Michelin直言，单纯设立奖学金对人才培养的支持太浅。相比之下，围绕社区建设、实践环境和真实连接展开的支持，更可能对年轻人产生长期影响。

“我们希望把资源精准地投向那些真正对先进制造感兴趣的年轻人，”Michelin说，“这是一种相互成就。”

针对海外归来人才的“拓竹竹梦学者”项目，以及奖教金的设置，都关注到了高教系统下具体的人，帮助他们疏解具体的困境。

在高校的人才引进竞争中，能否让海外优秀学者下定决心回国，往往卡在一些极其现实的细节上。

例如，从海外搬迁的昂贵成本、安家落户的开销、甚至是子女入学的现实压力。这些隐形成本，往往不会体现在学校提供的科研启动经费中，也难以通过有着严格使用限制的项目基金来覆盖，却又非常关键，往往成为吸引人才回流的一道无形门槛。

针对这一难题，拓竹为归国的海外学者个人设立了80万元与50万元的两档资助。这项资助与一般科研启动经费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由度。不需要经过复杂的科研审批，所有资助完全由个人支配，既可以用来改善回国初期的生活、租房，也可以投入科研。

更重要的是，拓竹作为资助方，并不会要求学者完成固定的学术成果，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学校更好地引进归国的学者。

“设立这个项目是为了支持高校解决学者回国面临的实际困难，而不是为了完成科研 KPI，”拓竹母校基金负责人红松告诉《知识分子》。

在确定资助细节时，拓竹也面临过一个很现实的选择。是追求覆盖面，让更多人拿到几万元的支持？还是集中火力，解决少数人的真实困难？

最终，他们决定“不要撒胡椒面”，而是真正撬动归国学者的决策。“我们希望这笔钱能成为一个关键变量，帮助优秀学者在做是否回国的决定时，因为有了这笔资助而更容易下决心，”红松说，“要让真正的人才，因为这笔钱在决策上产生实质变化”。

同样，拓竹也看到了专注教学的老师们的困境。

在指标导向的评价环境中，高校的资源天然向科研倾斜。那些长期坚持将主要精力投入基础教学的教师，往往难以获得与其投入相匹配的回报。不仅仅是官方的科研经费，即便是在民间捐赠中，聚光灯也往往聚焦在研究上，而鲜少有资助方愿意为沉默的教学工作买单。

这几年随着对科研的重视，各类科研项目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老师在科研方面得到的回馈是与日俱增的。相对来说，那些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的老师，权重反而在下降，受到的关注也更少。 

为此，拓竹设立了奖教金。这笔奖教金同样延续了“自由”的特点，完全由个人支配。在具体金额上，多数学校设定为5万元，也有学校在总额既定的前提下，根据自身情况权衡调整至10万元。

或许从总额上看，这笔奖教金仍然无法与科研资助相提并论，但对于辛苦投入教学的老师来说，也是一个肯定，肯定那些被低估的基础教学工作，为那些在指标竞赛中遭到忽视的老师，保留一份褒扬与敬意。

如果你所在的社团拿到拓竹的支持，你最想用它做什么？

拓竹员工三律轻规的答案并不是添置设备，而是为社团建立一套可以长期运行的课程体系。作为上海交通大学航模社的前成员，在他看来，社团本身就是另一所大学。

“社团是可以自己选择的专业课，”三律轻规说。在学校课程体系中，他获得的是毕业证；而真正进入工作后，最常用到的能力，却来自社团里的工程实践。

在航模社的训练和备赛中，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不止于机械结构，而更偏向程序与控制。于是，他一边调整课程选择，一边在社团内部完成了方向转移，从结构组转向视觉与控制。后来进入拓竹，他从事的正是嵌入式相关工作。

这种由兴趣驱动、不断试错的学习路径，是标准培养方案中很难系统提供的。

在拓竹内部，社团经历与“能自主定义问题”的能力高度相关，几乎成为一种共识。红松告诉《知识分子》，在学生时期，愿意长期把大量业余时间投入到一件事上的人，本身就极为稀缺。“课程像是已经搭好的梯子，而社团项目必须面对未知，只能靠主观能动性往前走。”

然而，这样一个高效的人才培养场景，在高校体系中却往往处在边缘。

课程学习有学分，科研项目有经费，但学生自发组织、围绕工程实践展开的探索，很难在现有的资源坐标系中找到位置。机器人、航模等先进制造社团，本质上是小型科研实体，成本高、失败率高，却常被归类为课外活动，经费长期紧张。

这种差异在国际对比中尤为明显。在美国，项目式学习与学生实践已被系统性纳入本科教育支持体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通过IUSE 等项目，每年投入数千万美元，支持体验式学习、课程改革与实践设备建设，显著降低了学生团队的运行门槛。

与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支持不同，拓竹选择了一条更小尺度、也更贴近制造者本能的路径——设立学生社团“种子基金”。

作为首次尝试，拓竹暂定在每所学校挑选3个左右的社团，先建立连接，再观察实际需求。10所学校的总量约为480万元，每校社团总预算分60万元与30万元两档。

在资金的使用规则上，拓竹再次坚持了与人才引进、奖教金一脉相承的原则：自由，且不设KPI。拓竹并没有特别要求社团去多做活动、多打比赛，初衷还是希望更多学生的志趣得到充分发展。

对于机器人、航模这类项目，拓竹所提供的资金与设备，本质上是在为年轻学子提供试错的底气。这种支持并不直接替他们设计答案，而是先扫清最现实的障碍。有了这份底气，他们才真正敢想、敢造，敢于去验证自己的构想。

拓竹这一次的捐赠，并不只是资金层面的投入，更像是一次来自产业内部的经验外溢。

成立于2020年的拓竹，是全球消费级3D打印领域的领军者，也是一家仍在高速成长的独角兽。但它不仅仅是一家硬件制造商，更是一个致力于将数字化创意变为物理实体的推动者。

在先进制造的实践中，创新高度依赖动手与制造判断，而这类能力往往并不完全来自知识本身，而是在反复实践中逐渐形成。对产业而言，这是一种再日常不过的经验；但在以成果和指标为主导的教育体系中，这一维度并不总是被充分覆盖。

正因如此，拓竹在设计捐赠方案时，并没有把目光放在最显性的成果指标上，而是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哪些环节，真实地影响了年轻人走向工程实践，却长期缺乏支持？

无论是为青年教师提供更具弹性的起步支持，还是将资源直接投向以实践为核心的学生社团，这些选择都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拓竹对自身成长路径的反思——公司内部最具创造力、最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往往都经历过类似的“非标准化训练”。

因此，这次捐赠并没有沿着既有的科研通道继续加码，而是刻意避开已经高度制度化的通道，把有限资源投向那些尚未被完全吸纳进正式体系，却对人才成长至关重要的实践空间。

这种做法并不宏大，也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果，更像是一种“补位”：为那些仍在摸索方向的年轻人，提供试错的工具、时间与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拓竹的捐赠更像是一次来自产业的反哺——不是输出答案，而是把真实世界中被反复验证过的方法论，轻轻放回教育现场，等待它在不同的土壤中自行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