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我父亲常常告诉我：“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只要你有意在学业上深造，我就支持到底。” 我父亲并不富有，但他有条件在这方面支持他的孩子。我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子女和孙子女，不管他们想去哈佛或耶鲁，我都会帮助他们。我希望他们得到那样的教育，但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我的儿女们都完成了他们向往的最好教育。
自3月1日第一例患者确诊，纽约州的患者数量急剧攀升。3月22日，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宣布，将位于纽约市曼哈顿中城的一个大型会议中心——雅各布·贾维茨会议中心（Jacob K.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改建为有2000个床位的战地医院，作为拥有5.3万个床位的纽约州医疗系统的补充。2020年3月22日，纽约雅各布·贾维茨会议中心成为战地医院
作为纽约州第一家野战医院的地址，贾维茨会议中心为世人所瞩目。鲜为人知的是，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竣工于1986年的贾维茨中心，是库莫州长的父亲、纽约第52任州长马里奥·科莫在任时建成，它的建筑设计由华裔建筑师贝聿铭的事务所承担。1935年，18岁的贝聿铭留学美国，1948年到纽约成为一名建筑师，在长达70年的职业生涯里，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东馆、波士顿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巴黎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到北京的中国银行大厦，他为世界缔造了堪称经典的现代主义建筑，也为纽约留下伟大的作品。在这一次的纽约抗疫战场中，他的作品还包括西奈山医学中心古根汉姆医院，为医护人员免费提供住宿的曼哈顿中城四季酒店。2019年5月16日，贝聿铭在纽约家中安详辞世，享年102岁。如果从太空遥望，贝聿铭的作品像镶嵌在地球表面的钻石，熠熠生辉。而他长达一个世纪的精英人生，源于中国。贝聿铭1917年出生于广州，成长于香港和上海。1935年留学美国，并成长为当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离开中国八十多年了，七十多年的建筑生涯大多在美国和欧洲，应该说我是个西方建筑师。我的建筑并不刻意去中国化，但中国文化对我影响至深。我深爱中国优美的诗词、绘画、园林，那是我设计灵感之源泉。”
贝聿铭希望世人通过他的作品来了解他的人生。三年前，我在他百岁生日庆祝时读到他的文章，计划到纽约采访他，却没有机会了。在阅读、研究了他的多本英文传记、中文文章后，我决定以自己的视角解读他的一生，追溯他18岁之前在中国的经历，以及这种经历对他事业的影响。“问渠哪得清如许？” 在对贝聿铭的研究中，我穿越时空回到明代的苏州，他是苏州贝氏家族第15代；回到1840年代的上海外滩，这里是上海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起点，1930年代，外滩万国建筑群的兴建，激发了青年贝聿铭的建筑梦。小孩子在城市街道上游荡时所接触到的一切，有可能会对他的未来作为产生启发。
—— 路易·卡恩（Louis Kahn，1901-1974）美国建筑师
1920年代的贝家，贝聿铭坐在最左边，祖父贝理泰坐在中间。母亲庄莲君怀抱小儿站在右边，父亲贝祖贻站在左边。
1990年代，德国电影制作人盖罗·冯·波姆（Gero Von Boehm）用了五年时间，在纽约、巴黎、柏林、京都和卢森堡，追随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制作了记录片《对话贝聿铭》。70多岁的贝聿铭在采访中说：“我在上海典型的中国家庭长大，我的家庭并不很新潮，是很传统的家庭。所以，中国传统观念对我早年影响很深。事实上，祖父为了让我学到更多中国传统观念，还特地接我到苏州老家住，这令我与祖先们更接近。也就是说，我的成长基本上是受到儒家观念的影响。当然，我的童年也有另一面：父亲在香港银行供职时，我曾在香港生活，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但总的来说，我的成长是完全中国化的。”贝聿铭祖辈是中国苏州的名门望族。祖父贝理泰（1866-1958）曾参与中国近代兴起的金融业、旅游业，1915年参与上海银行创办，任苏州总商会会长；父亲贝祖贻（1893-1982）1914年到北京，任中国银行总行司帐，1915年调入广东分行，历任副经理、代理经理；母亲庄莲君，1911年嫁给贝祖贻，庄氏父亲为清朝最后一任国子监祭酒。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在广州出生，母亲为他赋名 “聿铭”，意为璀璨的镂刻，“镂刻” 在中国代表建筑。一年后，父亲到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任职，全家赴香港定居，贝聿铭在香港度过了童年时期；1927年，父亲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兼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主任，全家回到上海，贝聿铭初中入学青年会中学，高中毕业自圣约翰大学附中，1934年考入圣约翰大学。苏州离上海不远。作为家族长孙，贝聿铭在祖父的坚持下，夏天时回到苏州老家，以了解家族事务。他一生都记得，少年时和同堂的兄弟们在家族私家园林 “狮子林” 玩耍的情景，这些经历反映到了他成年后的建筑作品中。“整个园林都是供我们玩耍的好地方，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会勾起我们无限遐想。中国园林和法国园林正相反，苏州园林为文人墨客而非皇家设计。狮子林是一个道教僧人在1342年开始建造，因石而闻名，园中山石的外形酷似杜布菲（Dubuffet）的雕塑作品。”
1917年，也就是贝聿铭出生的那年，家族叔祖贝润生（1870-1947）在苏州斥巨资购得 “狮子林”，用9年时间修整为一代名园，供大家族使用。在苏州贝氏家族，祖先贝兰堂在明朝中叶（约1370年）以行医卖药为生定居苏州，贝理泰和贝润生为十三世孙，两人的六世祖为亲兄弟。贝理泰及其子孙被称为 “金融世家”，贝润生则被誉为 “颜料大王”。成为建筑师后，贝聿铭意识到苏州大家族、儿时居住过的庭院、天井对他的影响：珍惜生活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他说：“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这是我从苏州园林学到的......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家庭家族的真正含义——内聚力和历史。”在贝聿铭的成长岁月，因父亲工作繁忙，他和母亲感情更为深厚，受母亲的影响很深。母亲擅长吹奏长笛，他从中学到中国音乐。贝聿铭说：“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我还记得她经常带着我到她定期清修的寺院。我总是在那里静坐很长的时间，这是母亲给我的教诲之一：学会在寂静中聆听。”1930年，母亲因癌症去世时，贝聿铭年仅13岁，这是他一生的伤痛。三十年后，1960年，当他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出生时，他为她赋名 “贝莲”，纪念母亲。 1930年左右，贝聿铭家在上海弗格森路（今武昌路）的住宅。
妻子去世后，贝祖贻陷入忧郁，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把孩子们安排在一个很大的公寓里，基本上与他们分开生活。1931年，他赴欧洲考察，在伦敦泰晤士河畔，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蒋士云（1912-2014）。贝聿铭说：“从那时起，父亲就与我们分开生活，我在没有母亲的环境中生活了四年，直到1935年到美国留学。”
“在上海 我喜欢上了建筑”
1927年至1935年，从10岁到18岁，贝聿铭在上海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说：“我是从香港到上海的，所以并没有太感到惊奇。当时我十岁，那时的上海要比香港先进得多，不愧是亚洲的大都市，还有人把上海誉为‘东方的巴黎’，很有意思。1920代的上海有很多租界，充满了生机，是远东的大都市。”1931年开始建造的上海国际饭店，是少年贝聿铭最喜欢的建筑，它曾是远东的第一高楼，庄重、豪华，酒店共有24层，拥有当时最高级的客房200多间。
1920-1930年代，上海的发展空前繁荣，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不仅云集了各国的建筑师，中国第一批留学归来的建筑师也在这里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1920年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梁思成（左一）、林徽因（左三）、陈植（左四）等，归国后的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师。
1923年建成的汇丰银行大楼，安装了上海最早的冷暖设备，被英国人自称为 “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的一座最华贵建筑”。1929年9月，上海建成第一幢高层建筑——13层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同年，14层的华橘公寓（今锦江饭店）落成。此后十年间，上海共建成31座高层建筑，其中在1934年8月和12月，21层的百老汇大厦和22层的国际饭店先后落成。102层的帝国大厦1930年在纽约兴建，并在1970年之前一直是纽约的第一高楼。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和纽约可以说在1930年代基本在同一时期发展。回忆在上海的成长岁月，贝聿铭说：“当时的上海是很国际化的，因而也更开明和包容，我在那里上中学，上海的许多新思想使我受益不少，我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但上海是个既精彩又腐化的世界，我从上海学到的有好有坏。好的是我从上海看到了我在苏州未曾见过的未来。上海新盖的楼房对我显然影响不小，那时，上海已是越盖越高了，这是很特别的。苏州的房子大多是一两层或三层，已算是高了；而上海当时却盖十、二十和三十层高的大楼，我由此喜欢上了建筑。”1884年上海地图，外滩是地图上蓝色区域右边靠河流（黄浦江）处。外滩位于上海县城厢北面之外的浦滩，因此被称为“外滩”，这里是上海租界也是整个上海现代化建设的起点，它北起北苏州路，南至金陵东路，全长1.5公里，东邻黄浦江，呈新月地形。
上海的国际化发展是从外滩起步的。1843年以前，这里还是黄浦江边的一片泥滩，俗称黄浦滩。1843年11月，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正式对外开放。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台公布 “上海土地章程”，划定外滩北面800亩土地为英租界，英国在此建造了英国领事馆。1848年，临黄浦江的泥泞纤道被改造为18米宽的马路，马路东侧建造了码头、堆栈和船厂等；1849年，法国在外滩南端获986亩土地为法租界。从此，上海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大都市建设。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第二天宣布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随即占领上海租界，1943年8月，上海公共租界正式宣告结束。 约1890年代的上海外滩
第一时期为1883-1895年。1843年以前，英商怡和洋行率先在外滩租地，建造办公和居住合一的两层楼房；1846年，外滩辟为商埠，许多外国银行、商行、总会、报社在此云集；1848年，这里铺筑了马路、加固了江岸，马路名称 “Bund” 源于英语 “堤岸”，即 “有堤岸的港埠”；马路上先后安装了煤气灯和弧光灯；1883年，上海第一条电话线在外滩铺设; 到1895年，外滩已有11家洋行建造了类似建筑。这些都是鳞次栉比的砖木结构的楼房。第二时期为1895-1919年。这一阶段，水泥等新材料引入，外滩近半建筑进行重建，出现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到六层建筑，内外装修讲究。第三时期为1920-1937年。8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几乎占了近半的外滩建筑，建筑形成出现了早期的现代派，除建于1948年的交通银行大楼外，基本形成了今天外滩的建筑群格局。1927年，贝聿铭随父母到上海时，正值外滩建设的第三时期。1931年开始建造的上海国际饭店，是他最喜欢的建筑。这座1934年竣工的饭店，地上22层，地下2层，楼高超过沙逊大厦，成为上海第一高楼，也是当时全国乃至美国本土之外的第一高楼，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贝聿铭也因此发现了国际饭店的建筑师：拉迪斯劳斯·爱德华·邬达克（Ladislav Hudec，18931-1958年）。他说：“当时上海流行殖民地古典建筑。邬达克是这方面的大师。从那儿我已经看到西方新建筑风格中的萌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高度，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地吸引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上海还有许吸引我的地方，周末我常去国际饭店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或去撞球房打撞球…… 在我看电影或打撞球时，国际饭店越建越高，这使我依稀看到了未来，这一点应该归功于上海。”邬达克在上海办公室
1938年，在上海静安区落成的绿房子，是贝聿铭堂姐和堂姐夫的房子，由邬达克设计，这是一幢现代主义风格的四层楼电梯花园洋房，因立面为绿色又被称为 “绿房子”，建成后被誉为 “远东第一豪宅”。
邬达克还为贝氏家族设计了一幢豪华的私人住宅。1930年代，位于哈同路和和爱文义路交汇处的一块地皮，是贝聿铭叔祖父贝润生送给女儿贝娟琳的嫁妆，路名隐含女婿、上海滩颜料大亨吴同文的名字。吴同文请邬达克设计住宅，该住宅在1938年建成后，被为 “远东第一豪宅”。贝润生的贝家花园，距离 “绿房子” 步行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1930年代上海的大建设，还激发了另一位青年的建筑师梦，1938年8月，22岁的陈占祥（1916-2001）赴英国留学，先后在利物浦大学师从建筑大师贺尔福教授，获建筑学学士学位、规划学硕士学位，在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规划大师阿伯科隆贝爵士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底回国，计划以 “北平都市计划” 的编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1950年2月，他和梁思成合作完全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又称《梁陈方案》），以失败著称。贝聿铭热爱并感谢上海。1947年，当30岁的他在哈佛大学建筑研究院毕业时，他选择的设计题目是：上海博物馆。当他将作品在学院演示后，建筑学教授马歇·布劳耶（Marcel Breuer）认为：这个设计是哈佛史上最重要的设计。
“麻省理工学院有全美最老的建筑学院，知道这一点的人不多，建筑工程系属于建筑学院，所以建筑教育偏向于建筑工程方面。我当时想了很久，自认为较建筑师而言，我更有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因此告诉爱默生自己没有信心成为建筑师。
他鼓励我说：‘年轻人，别胡说，我还没有碰到过不会画画的中国人......不要泄气，继续学建筑。’ ”1950年代的贝聿铭
宾尼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是中国现代建筑师的摇篮。1920年代，杨廷宝、童寯、范文照、陈植、梁思成等，一批来自清华留美预备班的学生，赴宾大学习建筑。同行人中，还有一位20岁的年轻女性——梁思成的女友林徽因，她在美术系学习时，坚持在建筑系旁听，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他们学成回国后，在中国的大学里创办建筑系，也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里，建造了600多个建筑。他们传承了宾大建筑系古典美术建筑风格，即热爱古典构图、强调立面渲染，奠定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学和建筑风格。左：1927年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椭圆形近图中，毕业生陈植（左）、林徽因（中）、梁思成（右）。右：林徽因建筑师证 1936年8月7日颁发
年轻的贝聿铭受到影响，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成为他留学的第一选择，原本希望儿子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贝祖贻，尊重了他的决定。1935年8月13日，在上海的黄浦江码头，18岁的贝聿铭登上美国 “柯立芝总统号” 远洋轮，赴美国留学。源自巴黎的美术建筑风格，类似中国宫庭建筑讲究外观的雄伟、壮观、对称，装饰繁复。入学后不久，贝聿铭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宾大的美术建筑学风格（Beaux-Arts architecture），这种教育源自法国巴黎艺术学院，强调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传统。美术建筑学的培训强调快速概念蓝图、视角演示图纸等，这不是他所擅长的。几个月后，他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准备做一名建筑工程师。梁思成绘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他1927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师承美学建筑风格
1968年，贝聿铭手绘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示意图，他的天才构思将不规则的四边形平面化分为三个三角形平面，这一草图已被美术馆收藏。
在麻省理工学院，贝聿铭遇见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位伯乐：建筑系主任有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麻省理工学院有全美最老的建筑学院，知道这一点的人不多，建筑工程系属于建筑学院，所以建筑教育偏向于建筑工程方面。我当时想了很久，自认为较建筑师而言，我更有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因此我告诉爱默生自己没有信心成为建筑师。”“他鼓励我说：‘年轻人，别胡说，我还没有碰到过不会画画的中国人......不要泄气，继续学建筑。’ ”老天再次赐良机。在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贝聿铭读到瑞士裔法国籍建筑师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的三本巨著——《走向新建筑》，获得灵感。柯布西耶被称为 “现代建筑的旗手”，他在书中提出建筑应以功能定形式，艺术是服务于功能的，反对华而不实、搞虚假装饰的古典主义。贝聿铭说：“这三本书成为我的《圣经》，只有通过它们我才看到建筑的新思想。” 他决定坚持学建筑。1939年做毕业设计时，贝聿铭选择了与中国有关的主题：“我对于祖国有一种责任感，当时的中国饱受耻辱、国情凄惨，这种情感在我心里埋得很深。在我决定毕业设计主题时，我想要为中国做些什么。中国是个大国，1930年代80%的人口是文盲，大城市之外没有报纸，我建议用竹子建一批简易的预制书报亭，放在乡村和社区中。”
“妈妈是爸爸的秘密武器”
在贝礼中的眼中，父母是天作之合。他说：“在很多家庭，女性角色被丈夫所覆盖。在我们家庭，父亲成功的前提是母亲的介入。我父亲总是在外忙碌，我们读书时上寄宿学校，母亲与我们很亲，但另一方面，又让孩子们与父亲有一点距离。让他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我的母亲异常优雅、知性，她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直率对父亲的工作很有帮助，她有极好的品味，给了父亲极大的信心和支持。父亲非常信赖母亲的眼光，他们互相尊重，十分恩爱。”贝聿铭卢爱玲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客厅
1938年暑假时，在纽约中央火车站接朋友时，贝聿铭遇见了他一生的爱人：卢爱玲女士。卢爱玲1919年出生于广东东莞的名门望族。曾祖父卢礼屏曾到旧金山淘金，致富后回家置田地、建祠堂、施医药，扶危济困，1874年任香港东华三院总理；父亲卢宝贤1916年毕业于麻省理工院；她的外祖父张荫堂是晚清最后一任驻美国公使。此次途经纽约，19岁的她是要到波士顿西侧的卫斯理女子学院读书。1912-1917年，宋美龄在这所学校学习。贝聿铭对卢爱玲一见钟情，主动邀请她搭乘自己的车到卫理斯学院。1942年6月20日，在卢爱玲大学毕业后第5天，这对才子佳人终成伉俪，在纽约水上公寓举行的婚礼上，中国驻美国总领事为他们证婚。1942年夏天，卢爱玲结婚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景观建筑，在一次周末餐会时，她的一位老师建议贝聿铭跟随现代建筑大师格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学习。年轻的夫妻因此成为哈佛同学。1945年5月，贝聿铭夫妇的长子出生，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他们为儿子赋名 “定中”，意为安定中国。儿子出生后，卢爱玲中止了学业，开始了终其一生的相夫教子新生活。1946年和1952年，次子 “建中” 和三子 “礼中” 出生，1960年，女儿贝莲出生。1964年，贝聿铭夫妇和四个孩子在赴欧洲旅行的船上
卢爱玲温柔而有魅力，行事低调优雅，她不仅是掌管家庭的贤妻良母，而且还是贝聿铭最亲密的顾问和保护人。1989年，她拒绝了美国时尚杂志《名利场》（Vanity Fair）为贝聿铭拍摄肖像的请求。她认为成为公众人物并不是一件好事，恭维和虚名令人浮躁。美国的朋友们称他们夫妇为神秘的东方贵族。1976年，卢爱玲（左三）参加贝聿铭（左二）的工作讨论会
“格罗皮乌斯是我到哈佛的真正原因”
左：哈佛设计研究院院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现代主义建筑创始人，他1919年在德国威玛创办一所新型艺术和建筑学校——包豪斯学院。右：德国包浩斯新校舍，早期的现代主义建筑。「Bauhaus」由德文「Bau」（建造）和「Haus」（房屋）组成，意为房屋建筑。
1942年夏天，当贝聿铭决定到哈佛学习时，77岁的爱默生主任气坏了，感到自己被背叛了，他坚信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教育方法，并由衷地认为，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错误的。格罗皮乌斯是贝聿铭到哈佛的真正原因。他说：“在他那里才能真正感到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特别是他作为包豪斯创始人所创立的新思想，我见到他，我告诉自己：就是这儿了。”1919年3月16日，格罗皮乌斯在德国小镇魏玛创办了一所实验性质的建筑及艺术学校：包豪斯（Bauhaus），并在3月20日发表创校宣言：“建立一种新型的设计师组织，其中绝对没有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的职业壁垒和阶级观念。同时，我们将创造出一栋融建筑、雕刻、绘画为一体的未来殿堂，用千百万工作者的双手将之矗立于云霄高处。”包豪斯学校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发源地。其设计思想旨在打破艺术与技术的壁垒，创立一种现代建筑风格，强调以建筑功能与美术形式的统一。1933年，包豪斯学院成为纳粹德国第一批关闭的学院，包括格罗皮乌斯在内的包豪斯成员从欧洲流亡到美国，先后在哈佛大学安家落户，其中包括城市规划专业的马丁·华格纳（Martin Wagner）、建筑学教授马歇·布劳耶、美术设计拉兹罗·莫霍里（Laszlo Moholy Nagy）。其中一名成员，30岁的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则来到上海，直到1949年离开。在上海期间，鲍立克和陈占祥、黄作燊等，参与了大上海战后重建的都市规划—— “大上海都市计划”。鲍立克作为无国籍人士在上海的11年经历，体现1930年代中国的人道精神和上海的包容。1938年，由于德国护照到期，鲍立克在上海成了一名无国籍人士，被限制于上海租界之内，却也因此与大上海都市发展结缘。1941年，他偶然翻看美国《生活》杂志，上面刊载了一篇文章，介绍格罗皮乌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教育理念，他立即随即给导师写信。这封信给鲍立克带来了一个机会——1942年，格罗皮乌斯的研究生黄作燊在圣约翰大学创办建筑工程系，鲍立克1943年成为建筑系的第二位全职教师，教授室内设计与都市计划。
1946年6月，鲍立克在圣约翰大学都市计划作品展前。来源：慕尼黑工业大学图书馆建筑博物馆鲍立克馆藏
1945年10月，在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的主持下，鲍立克应邀参加战后上海都市计划的编制；他所做的“论大上海之改建”的演讲，奠定了将上海定位为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基础。1930年代，外滩的三座高层建筑—— 沙逊大厦、中国银行大楼和百老汇大楼，已趋向于早期的现代主义风格，其中，中国银行大楼1934年始建之时，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为贝祖贻，也是中国银行大厦管理处理事会的理事长。也是在这一年，贝祖贻家现代化风格的花园别墅落成。
左：始建于1934年的中国银行大厦，位于上海外滩，由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陆受谦和公和洋行设计。右：1934年，贝祖贻公馆在上海落成，现为贝轩大公馆。图片来自网络。
1939年，24岁的黄作燊（1915-1975）从伦敦建筑协会学校毕业，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成为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位中国籍学生。他1941年毕业后回国，1942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建筑系，将崭新的包豪斯思想介绍到中国学生。黄作燊的第一批学生在1945年毕业，其中一名学生叫李滢，1947年也成为了格罗皮乌斯的学生。贝聿铭1942年跟随格罗皮乌斯时，他还有一位研究生同学：王大闳（1917-2018）。可以说，1940年代，“格罗皮乌斯中国学派” 已经在上海生根开花：黄作燊、鲍立克、李莹、王大闳等。战争改变了贝聿铭的学业。1943年1月，在哈佛研究院两个星期后，他志愿加入了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国家防御研究委员会。他说：“他们告诉我，如果你知道怎么建造，就应该知道怎么销毁。” 他的第一个专案是轰炸德国，但在提出自己的方案后，对德战争已经结束，于是，他的第二个专案是研究轰炸日本的办法，他根据日本建筑的纸木结构，设计了燃烧弹。1989年11月，他在纽约办公室接受台湾作家江才健采访时说，二战时中国和美国是同盟国，身为中国人，觉得应该加入战时工作，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国防研究。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秋季，在格罗皮乌斯教授的推荐下，贝聿铭成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助理教授，带着家人重返波士顿，同时攻读研究生学位。格罗皮乌斯教授告诉他：“你以前很优秀...... 现在又回来了。我希望你能自由地表现你自己，做你想做的事。”贝聿铭选择的设计题目是：上海博物馆。他设计的上海博物馆建筑结构非常简单，具有立体主义风格，建筑物中有庭院也有花园。他说：“文人的学习、休闲之处一定要有个小花园，花园是作画、赏画之处，艺术和花园是分不开的。”贝聿铭在学院演示了自己的作品。布劳耶称赞 “这是我的大师班上最好的作品”。遗憾的是，这份设计蓝图从未变成现实。
战争阻止我的回国计划。当时，我的爱国情怀来自中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1931年入侵满洲，1937年入侵上海，我始终记得这几个年份。麻省理工和哈佛之后，我原打算回国，但中国正在打内战。虽然我已准备回国，但父亲让我留下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忠告，我很感谢他。贝祖贻和夫人蒋士云
1946年，贝聿铭在哈佛获得硕士学位，他和夫人计划回国。3月，他的父亲贝祖贻作为中央银行行长，随宋子文来到美国，他建议儿子一家继续留在美国，国内时局稳定后再回去。1948年4月，贝祖贻再次来到美国，当时中国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式极为严峻，这一次，贝祖贻除了说服儿子一家留在美国，他和妻子及女儿也留在了美国，永远离开了中国。多年后，贝聿铭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来美国学习时，从未想过要留下。我留下来是因为战争。我幸运地留下来了，但这是困难的选择，因为我的家人在中国，我没有办法切断这个联系，我并不孤独，但我想念家人。”1949年5月，北平都市规划委员会成立，梁思成任副主任，他满怀激情，在积极参与北平规划和建设的同时，写信邀请包括贝聿铭、李滢、陈占祥和黄作燊在内的国内外建筑界人士，共襄盛举。梁思成曾在美国与贝聿铭和李滢相遇。1946年11月-1947年7月，梁思成应邀赴美，成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受中国政府指派，成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代表。在此期间，他遇见了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贝聿铭和李滢。姑姪建筑师 中国早期两位女建筑师：姑姑林徽因（左）、侄女李滢（右）
李滢1923年1月出生，她的外祖母林泽民是林徽因的姑妈，母亲王稚姚年长林徽因3岁。1916年，王稚姚和林徽因同入北京英国教会学校培华女子中学读书。1942年2月，李滢从北平燕京大学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师从黄作燊，学习建筑。李滢在档案材料中写道：“童年家中长辈从事书法国画还有学建筑等，甚至有个好日本 ‘花道’ 的外祖母，受了点 ‘熏’。家庭代我立的 ‘志’。” 1946年秋，她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47年秋获得硕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设计院，师从格罗皮乌斯教授和阿尔托教授（Alvar Aalto,1898-1976）。勒·柯布西耶（左二）、梁思成（左四）、奥斯卡·尼迈耶（左五），在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会上。
在家国巨变的历史转折关头，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了不同选择：贝聿铭留在了美国，李滢回到了中国；陈占祥从上海到了北京；黄作燊留在上海，王大闳到离开上海，经香港到台湾定居。中国早期划时代的建筑师，从此踏上各自事业的朝圣之旅，命运迥异。（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