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可以追溯至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为本科生开设的“当代文明”课程 | 图源：pex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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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3日，《文汇报》发表题为“‘学霸’的反思！施一公院士：‘如果当时不依照应试教育的思路选择课题，也许我可以做更重要的课题’”。文章中，施一公反省自己从1997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助教教授开始，将应试教育的精髓用于科研课题的选择上，果真“势如破竹”，至今已在《科学》和《自然》等顶尖杂志上发表60多篇论文，“但回头看，绝大部分文章虽然在科学研究领域很重要，但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成果无法在科学史上留下重要的影响。” 

他说：“如果当时我不依照应试教育的思路选择课题，也许我可以做更重要的课题。显然，有更重要的课题存在。遗憾在当时，我未必敢做，甚至想都不会想。”

施一公1967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1985-1989年在清华大学本科学习，1995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清华大学教授。2021年12月23日，作为西湖大学校长，他在上海举办的“2021年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工作推进会暨第二届致远学院拔尖人才培养论坛”上发言，回顾应试教育对自己科研事业的影响。

从2000年开始，中国诸多综合性大学实施本科生教育改革，创建荣誉本科生学院，提倡并实践“通识教育”：2001年9月，北京大学创办“元培学院”，这是以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名字命名的本科学院；2005年9月，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2004年南京东南大学成立“吴健雄学院”；2010年初，上海交通大学成立“致远学院”……

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则可以追溯至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为本科生开设“当代文明”课程。历经百年曲折，哥伦比亚大学形成了“当代文明”、“人文学”、“现代科学前沿”和“大学写作”等大学本科教育“核心课程”，并为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借鉴，成为世界多所著名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原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中国高等院校重新重视本科教育，《知识分子》专栏作者王丹红撰文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百年通识教育的起源、发展、理念和方法，以资借鉴。

故事要从75年前，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破格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说起。

撰文 | 王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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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经西南联合大学吴大猷教授推荐，20岁的李政道获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国留学，但他当时只有大学两年的经历，没有本科文凭，申请研究生院基本不可能。

芝加哥大学是个例外，可接受没有正式文凭的学生，但有一个要求：该生必须熟读过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校长指定的几十本西方文化名著，并通过相关考试。

年轻的李政道对这些书和作者一无所知，他向芝加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解释：

招生办公室负责人信了李政道的话，觉得也有其道理，就让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

十年后，1956年6月22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政道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杨振宁，向《物理评论》投递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因为这篇论文，李政道和杨振宁共同分享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

哈钦斯校长提出的经典阅读要求，源于他在1929年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共同核心（Common Core）教育理念：大学教育不是教导年青人如何谋生，也不是为工业界培训人力，而是为国家和世界培养负责任的公民，应回到古希腊的人文教育，让学生熟读百本经典。

哈钦斯校长通识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借鉴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19年开设的 “当代文明” 课程和1920年为本科生开设的荣誉课程：通过阅读自古希腊以来近3000年西方文明的伟大著作，认识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因为人类生活中的问题，无论在当代或者古希腊、古罗马，永远都是一样的，即是 “人” 的问题——爱与恨、善与恶、战争与和平、毁灭与创造、幸福与责任、自由与安全等。

192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为 “哥大”）静悄悄地实施本科教育改革，学习经典、追溯文明、研究当代问题。在太平洋彼岸，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为“北大”）为策源地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 风起云涌，席卷全中国，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是从哥大取得博士学位的北大教授胡适。

不同于哥大回归经典的通识教育，北大 “新文化运动” 代表的文学革命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

历经百年，哥大本科教育形成了以 “当代文明” “人文学（文学、艺术和音乐）、大学写作” 和 “前沿科学” 为主体的 “核心课程”，成为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石，并为美国和世界多所著名大学实施通识教育所借鉴。而在中国， “五四运动” 八十多年后，2001年9月，北大启动以老校长蔡元培名字命名的 “元培学院”，实施本科教育改革。

“当世界近乎分崩离析时

知识的价值再度重现”

 

199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为庆祝大学 “核心课程” 创建75周年出版了一本书：《秩序的绿洲：哥伦比亚学院核心课程》（An Oasis of Order：The Core Curriculum at Columbia College）。作者蒂莫西·克洛斯（Timothy P. Cross）从1990年开始教授 “当代文明” 课程，他在这本书中写道：

自从哥伦比亚学院（编者注：1784-189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名字为“哥伦比亚学院”）在1919年9月为本科生们开设第一堂 “当代文明” 课程，这一课程几乎每年都在开设，成为本科生们的必修课，至今从未中断过。

2020年年初，当我着手研究哥大 “核心课程” 时，我知道它是以西方经典阅读为基石，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强调经典阅读的课程以“当代”而不是 “古典” 或 “经典” 命名？

直到一年多后，我读到杨福家院士2015年出版的《博雅教育》（第三版）。他就1919年开始形成的 “哥大模式” 写道：

杨福家先生的话帮助我理解哥大“当代文明”课程的含义，即要理解当今世界的问题，必须从人类已有经历即经典著作中汲取智慧。但杨先生将哥大“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译为“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有待商榷。实际上，从1919年 “当代文明” 课程开始，哥大的本科教育已在18世纪培养精英的 “博雅教育” 上，发展出大学本科必修的 “通识教育”，为进一步的专业化教育或研究打下基础。

“当代文明” 课程创立一百年后，2019年8月25日晚，在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哥大校长李·布林格（Lee Bollinger，1946.4.30-）致辞，谈到大学的本质和核心课程：

布林格校长演讲几个月后，新冠病毒大流行，人类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

 缘起：1919，战争与和平 

   

在《秩序的绿洲：哥伦比亚学院核心课程》中，克洛斯写道：尽管通常情况下“当代文明”课程的起源被追溯到1919年，但实际上变革因素出现得更早。

哥伦比亚大学源于英国国王1754年10月在纽约创建的 “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当时的学生主要来自纽约的传统贵族家庭，他们在四年时间里学习必修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著作，接受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类似于中国古代教育理念—— “君子不器”。

1800年后，随着大批欧洲移民的涌入，移民学生的就业需求增加，而受到英国和德国大学专业化教育的影响，美国大学面临职业化教育的压力。

1880年，哥伦比亚学院校长巴纳德（Frederick Augustus Porter Barnard，1809-1889）提出两项课程改革措施：一是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性课程，以适应就业需求，二是要求以更有效的现代英文逐步代替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些改革措施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6-1917学年，希腊文和拉丁文不再成为哥大的入学要求。

然而，巴纳德校长的课程改革在大学里引发激烈争论。

支持方认为，本科生的博雅教育已经成为大学朝正确方向发展的障碍，他们支持本科生进行专业化训练，代表人物是约翰·伯格斯（John Burgess，1844-1931），他当时任哥大法学院历史、政治科学和国际法系主任，曾在德国多所大学留学，主张采纳德国大学体制，在大学里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他领导设立了哥大的第一所研究生院。

反对方强调，大学的本质是 “培育人”（Making men），而非训练学者或专业人才。代表人物是数学教授约翰·霍华德·凡·阿姆林奇 (John Howard Van Amringe，1835-1915），他坚持认为大学对年轻人的真正价值在于 “教育他们往前看往后看，用自己的头脑在现代社会中文明生存”。阿姆林奇1888-1890年出任美国数学协会第一任会长，1895年出任哥伦比亚本科学院第一位教务长，他孜孜不倦地捍卫大学传统的博雅教育，反对任何削弱它的努力。

大学在争执中达成妥协。1905年，哥大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宣布 “哥伦比亚计划”，允许符合资格的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到研究生院选课。对此，阿姆林奇公开警告：大学近乎于堕落为一所职业学校的前厅。

1917-1918年，美国参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哥大学生在内的400万人在军中服役。期间，哥大与美国军方合作，为哥大的“学生陆军训练团”开设了一门新课“战争问题”。战后，为了迎接从战场归来的学生，哥大考虑开设“和平问题”课程，讨论战后时代的需求。

教授们在讨论这一新课程时，曾提出多个命名：当代历史、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等。他们认为，这一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为公民，让他们在参加社会时有清晰的判断力和智慧。

最终，“和平问题”课程被正式命名为“当代文明”。

1919年9月，巴特勒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宣布了新课程的诞生。

哲学教授约翰·科斯（John Coss，1884-1940）出任第一届 “当代文明” 课程负责人。他解释说，课程设置的目的是：通过让学生了解他们所处环境中的现实情况，包括自然资源、人类资源和其近代历史，向学生们介绍当今社会中的永恒问题。

自此，哥大在以人文教育为目的的博雅教育的基础上，增加了人类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等课程，发展其为通识教育，以期在专业化教育之前，为学生们打下广博、深刻而坚实的知识基础，也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传奇。

至今，“当代文明” 仍然是哥大本科生必修一年的课程，构成哥大本科教育核心课程的第一支柱。

荣誉通识课程：

以现代英语阅读经典著作

1920年，哥大社会科学的教授们合作创立“当代文明”课程之时，人文学的教授们也开始了自己的革命。

在英语文学教授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1879-1951）的激励和领导下，哥大从1920年秋季开始为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为期两学年的荣誉通识课程（General Honors Course）， 这个以经典阅读为基础的课程，在未来百年中发展为哥大 “核心课程” 的第二大支柱——人文学（The Humanities）。

人文学或人文科学，源出于拉丁文 Humanitas，意为人性、教养，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开始用此词，指有关人类利益的学问，以区别于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

荣誉通识课程的开设背景和缘由类似于当代文明课程。

1919年，从欧洲战场回到纽约的厄斯金，设置了一门为期两学年的经典阅读课程，指导学生们每周阅读一本书，并在每周的研讨班上讨论2-3小时。

厄斯金在回忆创建此课程初衷时说，当时他和同事普遍担忧 “年轻一代对文学的无知”。许多教授相信，学生们可能除了知道书名和作者，几乎没有读过真正的经典，比如荷马、维吉尔、但丁或其他巨人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之作，而大学教育应该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最佳方式。但是，哥大的课程设置越来越倾向于职业和学术专业化，匆忙获得学位的教育并不鼓励经典阅读。

课程最初被命名为 “荣誉通识课程”，是因为它并不是为每位本科生设计的，而是针对经过推荐和考核的高年级优等生；到了1937年才发展为哥大“核心课程”中的本科生必修课。

“荣誉通识课程” 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是：以现代英语阅读经典著作。

在当时的文学课程中，经典著作基本上都是以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撰写。厄斯金认为：语言不应该成为年轻学生阅读经典的障碍，较之古典语言研究，经典著作的内容、思想和意义更为重要。

方法上，除了强调经典阅读外，厄斯金真正的创新是鼓励学生们 “将《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其它经典当作最近的出版物，以身临其境的方式调查和讨论”。这意味着学生们不仅需要阅读翻译为现代英语的名著，而且要跳出传统专业的界线来阅读。

根据他的要求，每一本经典都需要一手阅读，学生们应该带着自身的直接经验去真正阅读和讨论每本书，不应该以文学评论或第二手资料为导向；阅读耳熟能详的伟大作家的书的经验，不同于以学术探讨为目的的阅读。

对于通识荣誉课程委员会来说，一个关键而持久的问题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是由什么构成的？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棘手难题。

于是，委员会委托厄斯金根据自己的经验起草一份书单。

厄斯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一本伟大的书应该是这样的一本书，它在（出版至今）漫长的时间里，一直对各种各样的人们都有意义...... 真正伟大的作者会因各种不同理由被各种类型的人们所接受。” 换句话来说，厄斯金认为，经典的伟大之处源于它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在于读者对其持不同观点，而不在于读者对其持相同或完全相同的观点。

100年后，哥大校长布林格在2021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说：......重要的是，人文学和艺术学的老师们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谁？应该如何生活？为什么而生活？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它尊重事实、理性、文明地追求真理，良好的生活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

 文学 音乐 艺术 

1920年秋，厄斯金为荣誉通识课程列出了75本书，时间从公元前九世纪左右的《荷马史诗》到19世纪哥德的《浮士德》，这是一份跨越近3000年的文学经典。百年后的今天，虽几经修改，哥大通识课程的书单仍保留了厄斯金原始书单中85%的书目。

在荣誉通识课程上，学生们每周读一本书，然后参加每周三晚上25人左右的研讨班，两位指导老师激发学生们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相互讨论，但不过多参与争论；研讨会的气氛以讨论而非演讲为主，直接结果是学生们对一本书的真正理解和尊重，在2000多年的文学经典中体验人生。

然而，荣誉通识课程在1929年一度中断，但哥大对伟大书籍的兴趣依然持续。直到1932年，“荣誉通识课程” 以 “重要书籍讨论会”（Colloquium in Important Books）的形式恢复，并得到发展壮大。在此期间，哥大将 “当代文明” 扩展为两学年的课程。

“经典研读” 的理念不仅对哥大带来重大影响，而且很快为其他大学借鉴，比如芝加哥大学、圣母大学、圣约翰大学等，他们不仅借鉴了讨论课的方式，也借用了厄斯金最初的荣誉通识课程书单。

然而，荣誉通识课程是给选拔出来的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开设的，一二年级学生的人文学教育仍然是空白，这个空白非 “当代文明” 课程所能弥补。

1934年，哥大组织了一个教授委员会，讨论人文学教学问题。

委员会认为：在一年级和二年级里，学生应该对人类文学和艺术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有基本认识，正如 “当代文明” 课程相对于社会科学，人文学课程应相对于文学（包括哲学）和艺术”，它们为学生打下基础，对人类的存在和经历进行讨论。

1937年9月，哥大在荣誉通识课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人文学系列课程：人文学A-文学人文学（Humanities A-Literature Humanities），这个为期一年的课程是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内容涵盖从古典时代到18世纪末的西方文学和哲学经典；人文学B-艺术和音乐人文学（HumanitiesB-Music and Fine arts），为期一年的课程是二年级学生的选修课。1947年，人文学B成为必修课，同时分开为两个课程：艺术人文学和音乐人文学。

这些人文学课程发展至今，成为哥大 “核心课程” 的第二大支柱。

“科学前沿”：核心课程第三支柱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关于教育的一个共同观点是：知识是一种业已存在的东西，人们未曾想过去发现新知识，大学被视为储存和传承知识的学术机构。

到十九世纪，以强调学术自由的德国大学为先锋，从自然界到文学、历史和神学等领域，科学思想和方法促成了新知识的发现，创新和发现成为重要价值，大学被赋予新功能：发现新知识。学者们呼吁拓宽新知识领域，并对发现的哲学原理加以整合和归纳，科学教育因此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部分。

1937年，哥大为本科生设立一门新的选修课——为期两年的自然科学序列：科学A和B。尽管经历了一波三折的中断和再生，科学课程仍将学生带领到人类新知识前沿。

如今，“前沿科学课程”（Frontiers of Science）与 “当代文明” 和 “人文学系列”，构成了哥大本科生教育 “核心课程” 的三大支柱。

科学的特点之一是专门化，而通识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则是以哲学解释为目的。一位作者写道：“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所有科目上的泛化，和一个科目上的精深。” 作为通识教育的科学课程，是智力和学术上的启蒙，而非专业或职业的。

从1937年创立开始，科学课程的授课方式就面临挑战。不同于 “当代文明” 和 “人文学系列” 课程的小型研讨班，科学课程一开始的大班制授课方式效果并不明显。经过反复试验和修订，形成了今天讲座、授课和讨论班相结合的方式。

哥大今天的“前沿科学”包括四个科学领域：意识和大脑（Mind and Brain）、天文学（Astrophysics）、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和地球科学（Earth Science）。

哥大官网是这样介绍 “前沿科学” 这一 “核心课程”的：

“ ‘前沿科学’ 是一门一学年课程，它将现代科学综合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它的目的是挑战学生们思考周围的世界、科学家们帮助人类回答自然和自身各种问题的方法。

“核心课程”不设专职教师

从 “当代文明” 课程创立至今的百年，哥大 “核心课程” 发展成为本科教育基石，但在行政管理上，哥大从未设立专门的 “核心课程” 系或学院来组织实施教育。

也就是说，授课老师均是在完成本职工作后的兼职授课。“核心课程”的师资力量来自相关院系的教授、讲师和博士研究生，哥大则以课程委员会的方式来组织和领导课程教育，委员会每周或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会议，讨论教学计划等问题，授课教师属于自各所在部门。

哥大承认，这种授课方式给老师们增加了额外的沉重负担，但强调它源于核心课程的历史和哲学理念。

“当代文明” 的授课方式或可阐释这一理念。

创立于1919年的 “当代文明”，授课方式受到当时哥大教授杜威的影响。

杜威在1916年出版的著作《民主和教育》中表示，教育是一个过程，开始于童年时代并贯穿于终身，他坚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主动参与，“教育必须被当作为一种经验的持续重建”。他强调学习要结合生活的实际经验。

1920年，哥大第一届 “当代文明” 课程负责人科斯教授致信正在中国访问的杜威，讨论关于授课的相关问题。“当代文明” 的授课，坚持学生主动参与的研讨班比大课堂灌输式授课更重要，研讨班是20-25人的小班制，教师引导学生讨论，而不是站在讲台上授课。

另外，“当代文明” 的交叉学科性质，让它很难组建自己的专职教授。1919年第一次开课，15位授课教师分别自历史系、哲学系、政府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等，之后还有哲学系的教师加入。

不组建专职教师队伍，给“当代文明”课程自身带来困难，哥大不仅需要寻找一种机制以处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而且也面临如何在来自不同系的教师间形成团队精神的问题。

为此，“当代文明” 课程很快组建了一支小型行政队伍，第一届主任是是哲学系教授科斯。和其他教师一样，他不可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新课程中，解决办法是每周召开一次 “当代文明” 教师会议，每年组织一次教师复活节野营。这种方法不仅持续百年直到今天，而且也为“核心课程”的其它课程所借鉴。

百年后，我们来看看2021年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 “科学前沿” 的师资队伍：“科学前沿” 委员会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化学系的高级教师，一位是天文系的教授，另外16位教师分别来自于天文物理系、生物科学家、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球科学家系、社会学系、生态进化和环境生物系等。

 “伟大的书” 

 

左：哈钦斯（左）在看《伟大的书》的其中一卷。

右：1952年出版的54卷“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涵盖了西方从荷马、奥古斯丁到达尔文、弗洛伊德等74位作家的443部作品。

1952年4月15日，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利酒店，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公司举行 “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发布会。这套皇皇54卷的巨作，涵盖了西方从荷马、奥古斯丁到达尔文、弗洛伊德等74位作家的443部作品。

它的主编之一、芝加哥大学荣誉校长哈钦斯在发布会上发表演讲：“这不仅仅是一套书，也不仅仅是一席人文教育，‘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是一次虔诚之旅。我们的存在本源在于斯，我们的文化遗产在于斯。这就是西方，这就是它对人类的意义。”

“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的第一套和第二套，作为礼物赠送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纽约时报》评价：这套书的出版是人类智慧的伟大胜利、人类心灵的一大胜利，也是文学上的一大胜利。

从策划到出版，“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历时八年、耗资200万美元，项目的两位主编是哈钦斯和阿德勒。

莫蒂默·杰尔姆·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1902-2001），1902年出生于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本科教育后留校工作，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1923年，21岁的他成为厄斯金通识荣誉课程教师团队中的一员，并终其一生致力于西方经典阅读和教育。

1929年，30岁的哈钦斯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年轻的校长对芝加哥大学实施一系列大规划甚至是有争议的改革，比如取消大学足球队、支持学科交叉项目，其中最具深远影响力的学术改革是：以全新教学方式改革大学本科学院教育，包括经典阅读、苏格拉底对话、综合考试和早期入学等。

另外，他力排众议，聘请好友、哥伦比亚大学教师阿德勒为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哲学教授。

借鉴哥大荣誉通识课程，哈钦斯和阿德勒合作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 “共同核心课程”，发起了 “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项目，让学生通晓西方经典中的伟大著作，了解人类文明在近3000年中形成的伟大观念。

在此基础上，他们1945年在芝加哥创建了 “伟大书籍基金会” 和哲学研究所，1952年出版的54卷 “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是其中一项伟大成就。

与此同时，从1930年代开始，以哈钦斯和阿德勒等为核心，40多位在美国大学讲授经典著作的青年教师们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发表著述和演讲，为复兴西方古老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而努力，他们被人们称为 “名著仔”（Great Book Boys），阿德勒则称其为 “永恒主义者”（Perennialists）。

相比较于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永恒主义更强调人文学中包含的价值和理论的理解，他们认为世事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而控制世界的根本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并强调用知识和智慧来解决现实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厄斯金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荣誉通识课程时，为学生们编写了名著阅读书目，这一书目为芝加哥大学等多所大学借鉴。

到了1943年，“名著仔” 们发现，某些伟大的书籍缺乏好版本，有些无法获得，或尚未翻译为英文。阿德勒向哈钦斯建议：出版有限的一套伟大书籍，不仅适合我们的时代，也要适合未来的几十年。

此建议获得了哈钦斯好友威廉姆·本顿（William Benton，1900-1973）的支持，本顿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人，也是哈钦斯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他提议遴选出版西方经典中最伟大的著作，并聘请哈钦斯和阿德勒出任该项目的主编。

本顿1920-30年代是纽约广告业大亨。受哈钦斯鼓励，本顿回归学术界。在以100万美元出售自己的广告业股份后，他于1937年出任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全力协助哈钦斯的教育改革事业。1940年代，本顿敦促芝加哥大学接管 “大英百科全书” 公司，为此出钱出力，并于1943-1973年出任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出版人。

1945年，本顿辞去芝加哥大学副校长职务，出任美国联邦政府助理国务卿。

他支持出版的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第一套54卷于1952年出生，第二套60卷于1990年出版。

 “伟大的观念” 

从课堂学生到社会大众，阿德勒是经典阅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从1945年开始，他执笔报纸专栏—— “伟大书籍中的伟大观念”，为人类无止境地了解世界和自己做出卓越贡献；他出版通俗读物《如何阅读一本书》。1963年，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出版了他和哈钦斯合作主编的十卷本《伟大书籍入门指南》（Gateway to the Great Books），被誉为 “三千年西方思想的第一部指南”。

阿德勒从西方伟大的书籍中提取出伟大的观念，分类为102个题目，在这些题目之下再分成3000个项目，方便读者查阅。他提出的伟大观念包括：天使、动物、贵族政治、艺术、天文学、美、存在、真理、幸福、政府、战争与和平、善与恶、义务、惩罚、民主政治、教育、上帝、爱、不朽、自由等。

他在书中写道：伟大的书籍是永远不必重写的书，但他们探讨的伟大观念正是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天生有权探讨的，这些伟大的观念应不断被探索和再探索...... 面对20世纪，我们同胞学习过去智慧的热望，他们不是求得问题的解决或求一个正确答案，而是期冀从西方的经典著作的阅读中，深刻思考现实问题，以作出明智的决策。

人类生活中形成的伟大观念，体现在核心课程的教育中。比如，杨福家先生在《博雅教育》中介绍的哈佛大学通识教育。

2007年5月15日，哈佛批准了新通识教育大纲（General Education），涉及八个领域：美学与阐释、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学、伦理思考、生命系统科学、物质世界科学、世界上的社会、美国与世界。课程具体要求，以伦理思考（Ethical Reasoning）为例：教育如何思考道德、政治信仰和习俗，如何思考和评价伦理问题。 

师从杜威 打倒“孔家店”？

 

《秩序的绿洲：哥伦比亚学院核心课程》写道，约翰·杜威的教育理念对 “当代文明” 发挥了影响，虽然他从未直接参与课程的教学。

百年后的今天，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1920年前后，杜威的教育哲学理念对美国和中国的两所著名大学均产生影响，但两所大学对杜威教育理念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和实践，影响延续至今。

杜威强调学生应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在哥伦比亚大学 “当代文明” 课程实施中，将之实践为鼓励引导学生带着自身经验研讨西方经典，从中吸取经验和智慧，认识当今社会的问题，因此实施了小班讨论班方式；而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大学，杜威理念被解读为 “实用主义” ，促成了中国教育界一场浩浩荡荡的革新运动——运动的旗手是北京大学教授胡适。

1915-1917年夏，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1917年秋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在中国，胡适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宣扬为 “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以怀疑为起点，寻找新事物或新知识以解决现实生活的观点，并将其归纳为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北京大学在以民主精神实施教育之时，反对传统教育，甚至出现了 “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

百年后，哥伦比亚大学发展出 “核心教育” 课程，成为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石；2001年9月，在 “新文化运动” 80年后，北京大学设立以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名字命名的 “元培学院”，试点本科生通识教育。

在2020年10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赵康在《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收和转化——以杜威访华时期为中心》指出：杜威访华前，胡适已大力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阐述精辟,但也反映出其选择倾向、阐释的缺失和过度现象；杜威访华期间，他对杜威演讲的翻译有误译和漏译之处，并招致误解。

 “认识你自己” 

    

“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和《伟大书籍入门指南》等，成为美国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们的通识教育宝藏，他们围坐在桌子旁讨论阅读内容及其启发的问题。这些学生，包括1961年入学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的大卫·邓比（David Denby，1943-）。

1991年，48岁的邓比已经是著名的记者和电影评论人。大学毕业26年后，他再一次走进哥伦比亚大学 “核心课程” 课堂，在两年时间里和一群18、19岁的大学生共同上课。1996年，他将自己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经历写成《伟大的书》（Great Books）一书出版。

书的开头，是教授核心课程的一位教授告诉学生的话：通过人文教育，每个学生的目的是形成自己。而邓比也在重回教室后，再次找回了自己。正如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横梁上铭刻的警句：认识你自己。

作家乔伊斯·奥茨（Joyce Oates）《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伟大的书》是“一场生动的智力探险，充满无限的热情”。在文章 “当代思想：20世纪的知识历史”（In the Modern Mind：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中，英国思想史学家彼特·沃森（Peter Watson）认为，《伟大的书》是对文化战争最原始的反应。

时任纽约州长的Mario Cuomo读完《伟大的书》后说：“我觉得自己已经欠了哥伦比亚和邓比教授的学费。”

包括中文版在内，这本书被译为13种语言出版。

从《诗经》到《荷马史诗》：

三千年文明

 

李政道先生1926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毕业于金陵大学，母亲毕业于上海启明中学。父母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家中聘请有国文和国术老师，他先后入学上海私立清心中学校小学部、国光中学、东吴大学附中等，打下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也因此能在1946年以东方经典的阅读，破格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十年后，30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正教授，并在这一年做出获得诺贝尔的工作。

2015年，李政道图书馆在上海交通大学落成，图书馆的天桥上有一行浮雕：“以天之语 解物之道”，它是李政道一生追求科学的心声。

李政道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将我指向追寻东西文明的发展之路，发现二者有太多相似之处。

大约在3000年前，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在古希腊出现，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基本上同一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大陆文明，成为东方文明的源头。

古希腊有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中国有哲人孔子、孟子、老子；公元前400多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Herodotus）著《历史》，公元前100多年，中国文学家司马迁著《史记》，记录上古3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306年，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公元前323-公元前282）兴建亚历山大图书馆，梦想总汇世界智慧，收集全世界的知识之书；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初汉时代汉惠帝在皇宫未央宫中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收藏天下图书。

1920年代，在美国，当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反思西方文明的传统，创建 “当代文明” 和 “荣誉通识” 课程时，在中国，北京大学在胡适教授等的带领下，正如如火如荼地开展反传统的 “新文化运动”，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教授等以新人文主义者自称，创立现代保守主义阵地《学衡》杂志，认同、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文言文，其宗旨为“论究学衡 阐真真理 昌明国故 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在南北文化争论中，“学衡派” 败下阵来，基本上销声匿迹。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教育家杨福家教授出版《博雅教育》，论述大学博雅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他在前言中写道：“中国梦，在我看来，首先是教育梦。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科技腾飞，教育是根本。教育如何提升呢？我认为，博雅教育是中国教育提升的方向。我对博雅教育的认识和体会也不是一蹴而成的，在任复旦大学校长时，并不了解博雅教育。”

杨福家1936年出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93-1999年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2012年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2004年起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他解释博雅教育，“博：文理融合，学科交叉，在广博的基础上求深度，博学多闻，博古通今；雅：做人第一，修业第二；君子以厚德载物，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2019年8月，哥大开学典礼上，校长布林格谆谆告诫新生们：每当你走进核心课程的教室，或是任何课堂，每当你感受到学习和思考新事物的喜悦，或是参与学校对当今热点话题的讨论，我都希望在你脑海的某个角落里有声音提醒你，这些表象之下运作的根本原则以及这些原则从何而来。

2022.1.22  星期六  第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