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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母婴传播（Prevention-of-mother-to-child-transmission）”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对怀孕和哺乳期的HIV携带女性进行治疗，从而降低出生时具有HIV病毒感染的婴儿的比率。这些计划若能落实会效果显著，但难就难在坚持实施这些计划。最近在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上发表的一篇定性论文的作者们采访了在母乳喂养过程中以及在坚持预防项目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女性，在本文中她们将谈谈所了解到的内容。

津巴布韦正在努力消除HIV病毒的母婴传播。所有感染了HIV病毒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都开始了用于预防母婴传播的选项B+治疗方案（PMTCT项目）。进行该治疗方案的女性被要求进行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与此同时开始或继续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纯母乳喂养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对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而言更难做到。因此，我们的研究探讨了这些妇女在PMTCT项目中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基于一个假设，即ART启动的生物医学体系参考了大部分的PMTCT相关研究，却忽略了健康的社会模型。我们认为该项目没有严谨地考虑到塑造了行为的生物、心理和社会过程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没有考虑到影响参与PMTCT项目母亲行为的更广泛社会环境因素。决策者在采取干预措施解决社会问题时，也往往没有考虑到文化因素。

虽然PMTCT的“检测、治疗和母乳喂养所有婴儿”的策略有许多优点，但是过多的问题可能会损害并阻碍母亲和婴儿获得预期的健康益处福利。这些挑战包括与艾滋病毒相关的污名化、将艾滋病毒传播给婴儿的恐惧以及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副作用。

在我们的研究中，由医疗专业人员和决策者提倡的母乳喂养却成为了妈妈们的负担。她们都害怕通过母乳将病毒传给婴儿。一名女性认为护士坚持母乳喂养是残忍的：“如果这些护士自己是HIV阳性的话，她们会亲自哺乳吗？”

我们的定性研究显示，艾滋的污名化，无论是切身经历还是一种感觉，都是真实存在的。一名女性觉得人们在八卦她的艾滋病情：“每当我接近别人时，他们就会转变话题，你能感觉到他们在谈论你。”而另一名女性则觉得人们不愿意靠近她，“就好像我身上有一股臭味”。雪上加霜的是，卫生服务提供者也有可能无意间会增强这种耻辱感，比如他们会在特定时间看望HIV感染者，从而给他们贴上了“those for tablets（服药者）”的标签（当地对接受ART患者的称呼）。

这种对污名化的担忧进一步阻碍了妇女对纯母乳喂养的坚持，她们担心这会泄露自己的艾滋病病情，因为这违背了常规的混合喂养方式，后者包括给婴儿提供水、传统药物和食物。

害怕家人知道艾滋病状况也严重阻碍了对纯母乳喂养的坚持。虽然这些女性从医疗工作者那里了解了相关知识，但是由于担心家人会发现艾滋病状况，所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对婴儿进行混合喂养，没能坚持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有位妈妈曾说：“当我在产前检查中被诊断出艾滋病毒阳性时，我试探性地问了问我丈夫的反应，他脸色铁青，所以我只能把药藏在了花园里……”

这项研究清楚地表明，虽然选项B+治疗方案的实行率在2018年从65%上升到了99%，但是PMTCT项目是否成功不能仅通过选项B+治疗方案的实行来衡量。关键在于要认识到引入干预措施时所处的环境因素。政策制定者在推出解决社会问题的项目时，应该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也需要关注一些可能导致婴儿在产后感染艾滋病毒的传统行为，例如给婴儿服用传统药物和其他食物。对于任何一个项目来说，追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往往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