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时间4月25日18时，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超284万，其中，死亡病例数超19万。

制图：赛先生（数据来源：Worldometer）

撰文 | 张    苹

责编 | 李珊珊

新冠病毒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非洲大陆，作为世界上HIV（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南非的770万HIV感染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

艾滋病让南非在人类历史上“名声显赫”。复杂的殖民历史、黄金钻石的发现，以及激烈的种族隔离运动曾让艾滋病在人群中快速传播，目前，在南非平均每5人中就有1人感染了HIV。

经历了从绝望到希望、从否认到接受，南非艾滋病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此过程中，Abdool Karim夫妇是南非狙击艾滋病历程中的传奇人物，他们的研究工作为预防HIV感染奠定了战略基础，有效控制了非洲和世界各地的HIV感染人数。

学流行病学的南非夫妇

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Salim Abdool Karim）好像生来就是为了进行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无论是反对种族隔离统治，挑战艾滋病否定主义者，还是改变全球众多HIV感染者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黑人学生示威抗议种族主义教育制度为开端的“索韦托反种族隔离起义”余波犹存，来自于南非夸祖卢-纳塔尔省德班市的一个贫穷印度家庭的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正在考虑他的职业选择。他回忆说：“在当时，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黑人可选范围非常有限。”

大学期间，萨利姆的首选专业是工程学，仅出于“保底”才申请了医学。最后，由于无法获得工程学奖学金来资助他的第一“志愿”，他进入了纳塔尔大学医学院。这所学校是当时激进主义的温床，是该国唯一一所允许非白人学生求学的医学院。

1987年，他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研究奖学金。前往纽约前的一周，他遇到了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Quarraisha Abdool Karim）。

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的曾祖父从印度南部来到南非，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甘蔗田的印度工人与讲英语的农场主之间担任翻译官。她是天生的科学家，好奇心驱使她不断探索新鲜事物，父母不得不让4岁的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提前开始上学，来满足她学习所有事物的无限欲望。在大学期间，她完成了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专业的学习。

1987年，夸列拉沙遇到了未来的丈夫，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认识四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婚后，这对夫妇一起结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流行病学。

艾滋病，一种被污名化的“黑祸”

将疾病污名化，从而推卸责任，却拒绝采取措施来遏制其流行，在HIV流行的早期，南非和美国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

1981年，美国将流行在一些男性同性恋者、吸毒者和血友病患者中的特殊疾病命名为“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缩写为AIDS）。对于这种新疾病的流行病学和传播方式知之甚少，因此，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流行病学家们正集中精力投入在对艾滋病的研究之中。阿卜杜勒·卡里姆夫妇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流行病学期间，也耳渲目染地获得不少关于艾滋病的信息。

南非首次报道艾滋病是在1983年，当时在南非医学杂志（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上刊登了一篇描述了两例男性同性恋者的艾滋病病例。艾滋病在南非的流行初期（1982年至1987年），与美国一样主要与同性恋者、吸毒者和血友病患者有关。而到了1989年，南非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开始猛增，并且悄悄进入了异性恋群体。在1990年至1994年之间，异性恋中的艾滋病感染人数迅速超越了同性恋人群。

从1983年南非报道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到1994年，种族隔离政府正在处理他们所谓的“黑祸”问题（“swart gevaar”南非荷兰语，翻译成英文为“the black threat”），随着黑人人口的增长，南非的白人人口正在逐渐萎缩，黑人成为了威胁。当艾滋病蔓延时，他们的观点是，如果这种疾病消灭了黑人，那就可以解决“黑祸”问题。因此，种族隔离政府无视艾滋病在男性同性恋间的流行趋势，反而将此作为武器促进了种族定型观念，将其污名化，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HIV的流行。

而被政府的这个政策伤害最深的，其实是遭受了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女性群体。

女性，传播链中最弱势的群体

1988年，南非正濒临政治变革，阿卜杜勒·卡里姆夫妇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重新回到家乡。

这对夫妇中的妻子，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凭借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流行病学研究技能（在当时的南非仍然很少见），调查了艾滋病在南非普通人群中的流行情况。

当时的数据显示HIV感染率还不到1％，但是一年后的重复调查发现感染率增加了一倍，这说明“艾滋病正在快速传播”。

不仅如此，她还观察到女性的感染率是男性的3倍，更令人不安的是，女孩感染HIV的平均年龄比男性小5到7岁——年轻女孩最小在15岁时就已被感染HIV。

为什么未成年女孩更容易感染HIV而不是男孩？作为一名女性、同时也是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积极分子，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敏感地意识到，是社会不平等造成了HIV不成比例地影响了女性。在她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曾指出“这是因为年轻女孩与年龄较大的男人发生性关系。”

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女性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女性遭到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她们很难找到工作，即使能够找到工作也只不过是收入极低的农工或家佣。很多贫穷的南非女性甚至十几岁的少女会与富有的年长男性约会，这些年长男性又被称为“糖爹”（sugar daddy）。这些所谓的“糖爹”用食物、金钱等引诱女孩为其提供无保护措施的性服务，“糖爹”中有一些本来就是HIV感染者，他们通过性交易又将疾病传染给年轻女孩。

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还发现，即使女孩和妇女们知道其中所涉及的风险，HIV对她们来说也不是最主要的威胁，“生存下来才是更重要的。”

改变游戏规则，让女性保护自己

由于性别力量失衡，年轻女性通常无法成功说服性伴侣使用安全套。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用传统的“ABC”（ Abstain, Be faithful, Condoms，禁欲、忠诚和使用避孕套）方法来预防艾滋病毒”已经不再适用。目前迫切需要找到由女性自主控制的预防方法，以控制艾滋病毒的传播。

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曾听说过可以将杀菌剂放入阴道或直肠内以防止性传播疾病，于是她想到也可以用同样原理来制作一种艾滋病毒隔离凝胶，女性可以在性爱前后插入凝胶，以防止自己感染艾滋病毒。她测试的第一种杀菌剂叫Nonoxynol-9，可惜它不能阻挡HIV入侵；第二种含有称为PRO 2000的药物，然而，也没有成功。

在随后的几年中，她又研究了几种杀菌剂，但是它们都没有成功在试验中保护妇女免受感染。几次失败使得本就不充裕的研究经费捉襟见肘，而由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率领的臭名昭著的“艾滋病否认主义”政府，不仅严重阻碍了艾滋病防治工作，更不愿意拨出任何款项资助关于艾滋病的研究。

就在此时，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高瞻远瞩，成功获得了包括英国惠康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多个国际机构的巨额资助，率先在南非建立了多个国际艾滋病预防研究中心。申请和管理这些研究中心为他积累了宝贵经验，2002年，他将更大型、更多元化的资助引入南非，与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一起创建了CAPRISA（Centre for the AIDS Programme of Research in South Africa，南非艾滋病项目研究中心）。

他们的团队在历经17年时间和八次试验之后，CAPRISA 004——替诺福韦凝胶试验终于改变了这一切。

CAPRISA 004试验为当今所谓的HIV暴露前预防（PrEP）提供了第一个有效证据，也是首个女性可以自主使用的预防方式——在性爱前后插入含有抗逆转录病毒替诺福韦的阴道凝胶，可使女性的HIV感染风险降低39％，如果女性严格遵守给药方案，其防护率甚至可能更高。该凝胶还可以保护女性免受单纯疱疹2型感染，该病毒通常会导致生殖器溃疡。

虽然替诺福韦凝胶的试验结果并不完美，但以此作为新的起点向前迈进，阿卜杜勒·卡里姆夫妇不断试验新的方式来为女性以及世界各地的HIV感染高危人群，提供有效、可行的预防方式。例如，含有抗逆转录病毒达匹维林的阴道环和新型抗逆转录病毒口服药物，考虑到它们可以提供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保护，对于某些女性来说，这些方法可能是更人性化的预防方法。

而今，夫妻俩中的丈夫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又拥有了一个新头衔——南非Covid-19部长级咨询委员会主席，在另一个战场上，与另一种病毒进行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