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黎润红  王承志

责编 | 汤佩兰  李珊珊

曾毅（1929-2020），广东揭西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从事微生物研究，1960年起开始研究肿瘤病毒，是国内最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他从1973年开始研究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建立了一系列鼻咽癌的血清学诊断方法，并获得卫生部的试剂生产证，从发现鼻咽癌这个地方病到其病因的研究、研制出早期筛查的方法，再到后来的疾病防治、治疗性疫苗的研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研究。除了EB病毒，曾毅还开展了许多针对其他病毒的研究，比如在国内首次研究了HTLV-1病毒在我国的分布及其与成年人T淋巴细胞白血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的关系、HPV与宫颈癌的关系等。从1984年起开展艾滋病毒(HIV)和艾滋病的研究，证明了1982年HIV随血液制品从美国传入中国，1983首次感染中国公民。1987年分离到第一个中国的HIV－1毒株；进行HIV－1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建立了HIV的快速诊断方法以及开展HIV疫苗研究方面的工作等。在艾滋病的检测、治疗和宣传上均做出了巨大贡献。

曾毅，原名曾汉忠，1929年3月8日出生于粤东揭西县五经富镇。5岁开始上小学，从小非常喜欢读书，又十分用功，成绩一直很优秀，1941年入经富中学读书。1943年1月，考入广东省名校梅县东山中学读高中，该校以上乘的教学质量闻名，叶剑英就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由于梅县离五经富路途相对较远，每学期开学时，他要步行三天才能赶到学校。受母亲家族的影响，曾毅立志学医。1946年夏天，年仅17岁的曾毅从汕头乘坐货轮前往上海参加考试，结果由于货轮在路上时间较长，到达上海时间太晚而错过上海医学院的入学考试，转而考取了复旦商学院的统计专业。

1940年代曾毅（二排右一）兄弟五人合影

大学期间的曾毅

1947年1月，曾毅进入复旦大学以后，刚开始与同是来自揭西县的新闻系学生邹剑秋【1】一个宿舍。揭西属于潮汕地区，来自揭西的学生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读书的很多。从重庆复旦大学搬迁回来的邹剑秋是曾毅的老乡，后来知道他当时已经是地下党，曾毅说，“他很关心我，照顾我。在他的熏陶下，我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和学生运动，对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及国民党的腐败都有了认识。”曾毅曾说，“所以他就做我的工作，要我出来竞选学生自治会代表，我就积极参加被选上了。”

那时候，曾毅只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但凭着对社会活动的一腔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同时也就受到了国民党的注意。当时在上海的几所大学自治会的成员中有很多来自广东潮汕。曾毅的大哥曾汉光（1927-2020，后改名为曾思明，先后任职于新华社志愿军分社战地记者，新华社编辑部要闻组编辑，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副总编辑，香港中国通讯社副社长兼泰国分社社长）当时在迁至上海的国立暨南大学，也是进步青年，1947年被国民党逮捕。在国立暨南大学大批进步青年被捕的同时，曾毅也因参与学生运动上了“黑名单”。一天，他接到复旦大学地下党的通知进行转移，等回到学校的时候发现每个班都有特务。曾毅想着反正自己的理想是学医，正好赶上了1947年夏天的上海医学院考试，且一举成功，于是就离开了复旦大学去了上海医学院。

大学期间，受邹剑秋的影响，曾毅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初，地下党根据上级党（区委）的指示，为解放前组织学生应变护校护厂、为解放时组织人民保安队和为解放后建立新民族主义青年团做准备，决定把上医涌现的一批表现积极、思想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原拟称之为“新青社”，后因该名称与新青团等类似，容易暴露，而改为以学校附近的枫林桥命名为“枫林社”【2】。曾毅曾回忆“枫林社”的成立是在上海交大的一个楼顶平台上召开的。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过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当时社会秩序紊乱，国民党军队占用上医校舍，学校停课。为了保护师生和财产的安全，学校不得不撤退到市中心红十字会医院和中华医学会。那时上海学生回家住，外地学生则分别住在红十字会医院和中华医学会，地下党员和部分积极分子暂时转移隐蔽【3】。早在1949年4月上旬，上级党组织曾通知每个党员和一些暴露的积极分子都要事先在校外安排好住处，以防敌人临终下毒手时作为转移之用。4月26日凌晨一点多，国民党军警特务闯进上医宿舍抓人。当时在上医校内被捕的有曾毅等在内的12人【4】。

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当年4月26日蒋帮淞沪警备司令部准备抓的上海医学院学生有33人，这33人都是上了由上海公安局侦查二处提供的黑名单，大部分学生名单中都有籍贯、校内外详细的地址以及曾经参与过的学生活动事实等，甚至还有几位同学是有被注明抓到后应予枪决的备案。曾毅回忆，被捕后他们先是被关到徐汇区一个被强征的中学，后来又被转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在被捕期间，一些其他学校被捕的同学一批批被保释出狱了，但是上医的一群是不准保释的。曾毅在狱中也曾被审讯，不过他并未被审讯者吓到，当审讯者问到“什么？你不知道，那你想想你为什么会被抓进来，为什么别人都不抓就抓你”时，曾毅回答“这大概是私人的感情关系，因为我的脾气是不大好的，因而得罪了人家。”在5月21日，名为“飞行堡垒”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特种镇暴队原本准备当晚将抓捕的人员全部枪毙，后来因有部分警员起义，飞行堡垒前往镇压，被捕人员由当地的青年军临时代为看管，而青年军自顾不暇，于是他们得以逃脱，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由于照片十分模糊，只能推测出前排右二或者后排左三为曾毅（来源: 青春赞歌——上海医学院革命运动回忆录.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准印证（2004）第141号    ）

曾毅当时被捕后写下的两首诗：

 诗一：

狗子的咆哮（讽刺）

你们这些可怜的囚徒呀！

自由，民主，

哪有你们的份！？

污脏烂臭黑暗的监狱

是你们安乐的摇篮；

镣铐、蚊虫、跳蚤、皮鞭、老虎凳、狱卒

是你们忠诚的同伴；

你们用不到担忧饥饿，

这里有的是免费的长期客饭，

你们用不到怕疾病死亡，

这里有的是棺材。（他们有一天夜里的训词）

***

哼！

谁叫

你这老头子功课不给我pass，

谁叫

你这没眼的家伙敢得罪了老子！

谁叫你这蠢猪为“大众服务”！

谁叫你这脓包，敢爱上了老子中意的她，

谁叫你这不识抬举的娘子

胆敢拍绝了我纯洁的爱！

老子有的是金钞；大头，

机枪、木棒

看！你们敢

这里有的是帽子

鲜红的帽子

听话吧！乖乖

从实招来

我的我好报功去。

哼！不然

看你受得起

皮鞭，灌水，针料，电刑，倒吊，老虎凳……

没抓到的

你也用不到庆幸

欢笑

睁开眼睛吧

瞧瞧

杀鸡教猴

前车可鉴！

哈哈…

（注：当时被抓进去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积极的同学，但亦有因为与特务私人的仇恨及其他关系而被捕，当作他们的报复；无上法教务长的功课，因为特务不及格，而给他扣上了红帽子；上商的一位平时什么都不管的女同学，因为没有接受特务野蛮的爱情而被捕，其他例子还不少。）

诗二：

期待

甲：听，这是什么？

乙：雷鸣。

甲：不，仔细听空。隆…连续不停的.

乙：是炮声。

甲：对啦！

乙：那儿来的？国军？

甲：不，瞧那边。

乙：共军来了。（低语）

甲：对，他们是

我们的救星

人类的解放者

（作者注：下半截遗失了。）

在抗美援朝前夕，曾毅还参与动员师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觉得，这些经历对自己日后的成长和发展起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1952年，曾毅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正值抗美援朝，国家需要大量的医药卫生人才。毕业后他选择参加国家刚刚举办的上海医学院高级师资班，学习微生物专业。这个班由著名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家林飞卿教授【5】和著名病毒学家陈鸿珊教授【6】亲自授课，曾毅从此踏进了病毒学和免疫学的大门。 

曾毅毕业证书

学业之外，曾毅还在上海医学院收获了一生的爱情和家庭。他在社团工作时认识了比自己小一届的学妹李泽琳。1951年他们开始校园恋爱，而这一场恋爱也成就了他们的一生，从此在科学的道路上相扶相伴，曾毅成为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李泽琳也成为我国著名的药理学家，同时她也是青蒿素药理毒理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1953的曾毅和李泽琳

1953年曾毅从高级师资班毕业，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海南岛去工作。当时李泽琳在山东新华制药厂实习，曾毅到那里去找她商量。曾毅对她说“我打听过了，你们班上没有去海南岛的名额，不如我们结婚吧，结婚还可以照顾。”[7]就这样两人在当地领了结婚证，并在同学们的见证下，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结婚后，曾毅、李泽琳等18名学生一起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在海南创建一个卫生专科学校。结果到海南后的第二个月来了一场巨大的台风，把学校的茅草屋都掀翻了。当年12月，华南党委决定停办卫生专科学校，学校里的人有一大半被重新分配到华南医学院（后来的中山医学院）。李泽琳去了药理系，而曾毅分在微生物系，开始开展钩端螺旋体和恙虫病立克次体等研究工作。

1953年12月，曾毅、李泽琳与其他前往海口创办海南医专的同事合影

（曾毅为二排左四，李泽琳前排左三）

1955年，当时中医研究院刚成立不久，急需人才，药理系出身的李泽琳被选调北京。一年以后，曾毅也来到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微生物系病毒所，师从著名的病毒学家黄祯祥教授【8】，开始做病毒研究。 

黄祯祥教授

早在1911年，劳斯（Peyton Rous）发现一种可导致鸡肿瘤的病毒，并将其命名为Rous肉瘤病毒（Rous Sarcoma Virus，RSV），结果发表于《实验医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劳斯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病毒可能会导致肿瘤。虽然该理论的提出让有的人对于病毒致癌的学说热情高涨，但该理论在1950年代还处于备受争议的状态，人类关于癌症的病毒致病理论更是处于猜测阶段，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癌症致病理论比如外源性化学物质致癌学说、基因变化导致癌症等[1]。不过，在距劳斯发表结果55 年之后，1966年85岁高龄的他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获得了诺贝尔奖。

1959年曾毅原本受国家委派准备去苏联学习肿瘤病毒学，选择了苏联最好的动物肿瘤病毒学家做自己的导师。后虽因中苏交恶没去成，不过他想要研究肿瘤病毒的方向保留了下来。1960年代初，曾毅开始了肿瘤病毒的研究。他与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和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合作者们首次发现我国的母鸡感染一种淋巴白血病病毒的比例很高。通过检测发现鸡蛋里病毒的阳性率高达80%。他用减毒病毒免疫不同年龄的母鸡，发现可以打破免疫耐受性。免疫后的母鸡产下的鸡蛋带毒率大大下降[2]。这个工作为后来建立不含淋巴白血病病毒的鸡群，提供了有效的措施，而七年后国外才有同类的工作。

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又称人类疱疹病毒IV型，它是1964年爱泼斯坦（M.A. Epstein）等从非洲儿童淋巴瘤的瘤细胞株中发现的，后来以其发现者爱泼斯坦和巴尔（Y.M.Barr）两人的名字命名，简称EB病毒。[3]1966年美国学者欧德（L.J. Old）等应用免疫扩散试验，首次发现EB病毒与鼻咽癌存在着血清学关系。随后，又相继有研究者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证实了EB病毒与鼻咽癌血清学的关系密切。[4]

鼻咽癌是发生于人鼻咽腔顶部和侧壁的恶性肿瘤，也是东南亚和我国南方几个省区的常见高发恶性肿瘤，在两广地区尤甚。鼻咽癌患者90％以上为30岁以上的青壮年人，以男性多见。与很多肿瘤相似，鼻咽癌的病因不明，而且早期难以发现，晚期难以治疗，病死率很高，但如果能早发现、早治疗，生存率则大大提高。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鼻咽癌患者尤为重要。

1973年，当时 “文化大革命”尚在进行之中，在“文革”中备受打击的曾毅始终坚持做着肿瘤病毒的研究。经过充分的思考和反复比较，曾毅决定研究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并将其作为阐明人类癌症的病毒病因的突破口。1974年，曾毅有机会作为客座研究员去英国格拉斯的病毒研究所研究肿瘤病毒，一年后回国，继续从事该项研究。

1970年代初，国际上科学家们对EB病毒在鼻咽癌发生中所起的作用存在不同看法。有很多学者想要通过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企图证明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但是并未得到证实。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EB病毒是在细胞已经发生癌变后才感染的，在鼻咽癌的发生上不起作用，只是“过客”而已。

要想深入地研究一种癌症的机制，建立能够体外培养的癌细胞株是至关重要的。很早就有国外学者试图建立鼻咽癌体外培养的上皮细胞株，但均未获得成功。1976年，曾毅等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第一株鼻咽癌高分化癌细胞株（CNE－1）。[5]1980年又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低分化癌细胞株（CNE－2）。[6]1987年又从裸鼠的鼻咽移植癌建立了转移鼻咽癌细胞株（CNE－3）。这些工作为曾毅研究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铺平了道路。

建立了鼻咽癌细胞株后，曾毅的团队试图在细胞株内检测EB病毒的DNA，但当时技术的灵敏度还达不到检测的要求。于是曾毅带领团队找到更敏感的方法，证实了这些细胞株都有EB病毒DNA存在。他们还发现，所有克隆细胞株都有EB病毒潜伏膜蛋白1（LMP1）基因的存在。这些工作证明了EB病毒在鼻咽癌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

建立了EB病毒和鼻咽癌的关系后，曾毅想要将这一成果应用到实际中。多数的鼻咽癌病人发现时已经是晚期，曾毅想如果能够在早期检测病人血清中的EB病毒，那么也许可以进行鼻咽癌的早筛。

但是如果做筛查的话，需要有敏感性和特异性很高的早期诊断方法。1976年曾毅从国外引进了检测EB病毒免疫球蛋白A抗体(IgA)的免疫荧光法。这种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以达到诊断要求，但必须使用昂贵的荧光显微镜等设备，因此无法大量推广。

曾毅带领团队经过一年多的实验，建立了一种新的检测方法——免疫酶法。该方法通过检测人血清中EB病毒壳抗原(Viral Capsid Antigen, VCA)的IgA抗体（简称IgA/VCA)，能够达到和免疫荧光法近似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免疫酶法方法很简便，用普通光学显微镜即可，大大节约了成本，十分符合中国当时的条件。曾毅团队以后又相继建立了能检测特异性更高的EB病毒早期抗原(Early antigen, EA) IgA抗体(IgA/EA)及其它抗原IgA和IgG抗体的方法，提高了阳性检出率。

曾毅建立了免疫酶法之后，并没有将其束之实验室高阁之中，而是将它积极推向现场。1977年曾毅带着法国科学院院士纪·德泰（Guy de The）一同前往梧州市，在梧州市卫生局长车轰陪同下考察梧州市鼻咽癌发病情况，开始筹划建设肿瘤防治机构。

1977年曾毅（右四）、纪·德泰（左四）等考察梧州市鼻咽癌发病情况

1978年，曾毅带领实验室成员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关机构合作，在苍梧县和梧州市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开展鼻咽癌前瞻性研究的现场。由曾毅实验室、梧州市肿瘤研究所、苍梧县鼻咽癌防治所的科研人员以及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一起组成医疗小分队，深入农村、厂矿挨家挨户去开展血清学普查工作。曾毅本人也几乎每年都下现场，有时候因为农民们住得比较分散，又是丘陵山区地带，交通只能靠走，遇到刮风下雨，一天也查不到几个。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经常是白天采血，晚上在实验室进行检测。他们通过这种血清学检查，发现阳性血清者之后，根据滴度情况移交给相关的医生，建议病人去做鼻咽镜检查，通过筛查与临床相结合，大大提高了早期诊断率。在苍梧县和梧州市，门诊查出的主要是晚期病人(70％－80％)，早期病人仅为20％－30％，而血清学普查发现的主要是早期病人，早期诊断率达80％－90％。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它证明了应用血清学普查的方法可以发现早期鼻咽癌病人。他们在广西、广东乃至全国大力开展了上百万人的普查，并成功劝说南方很多医院将此作为体检的常规检测，从而挽救了很多病人的生命。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医疗小分队在农村进行鼻咽癌普查

曾毅（右二）在苍梧县鼻咽癌防治研究中心指导工作

1984年曾毅（左）在指导实验

通过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可显著提高病人的生存率，如在梧州市普查出的鼻咽癌病人的10年生存率达60％，而门诊查出的病人的10年生存率仅30％。

在1970至1975年间，曾毅等组成的南方五省鼻咽癌防治研究协作组通过对南方五省453个县市的1.7亿人口进行死亡回顾调查，发现鼻咽癌最高发的区域是广东省中部以及临近的县市，广东省鼻咽癌高发区人群的EB病毒抗体几何平均滴度显著高于低发区。[7]

1984年，曾毅（前排左五）参加鼻咽癌协作研究第二次会议

这些研究促使曾毅思考为何基因型相似的地区鼻咽癌发病率有显著的不同。通过观察与比较，曾毅认为鼻咽癌的发生过程与环境、遗传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曾毅等在苍梧、梧州及其他地区对常见中草药和一些植物进行调查，结果从1963种中成药和植物中发现了52种有激活EB病毒的促癌物；还发现了人体内的厌氧杆菌产生的丁酸也具有促癌作用；动物实验证明，EB病毒在促癌物和丁酸的协同作用下，首次诱发出鼻咽癌。同时，曾毅等研究发现一些食物中的诱导物是水溶性的，而不像经典的促癌物TPA那样是脂溶性的。这在当时国际上也是新发现。

经过多年研究，曾毅提出了鼻咽癌病因的假说：遗传因素和免疫力是鼻咽癌发生的基础，EB病毒在鼻咽癌发生中起病因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因素，环境中的促癌物和/或致癌物起协同作用。这一观点在当时国际上颇为新颖。

为证实这一假说，曾毅等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他们应用EB病毒在促癌物和/或致癌物的协同作用下诱发出人鼻咽部上皮细胞癌变。[8]这是该领域国际上首次用实验证明了EB病毒是鼻咽癌的重要病因，也是鼻咽癌研究的重大突破。

知道了病毒可能引起肿瘤之后，就要考虑如何做到更好的预防，这其中疫苗是最为重要的。乙肝疫苗的接种普及让乙肝患者发病率大大降低，有助于减少肝癌患者的发病率。HPV疫苗的成功上市可能大大减少宫颈癌的发病率。

EB病毒感染人体后肌体会产生针对EB病毒的多种特异性T细胞，他们在控制处于潜伏感染状态的细胞、防止肿瘤发生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国内外的研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曾毅实验室开始开展用DNA疫苗防治EB病毒相关的肿瘤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曾毅院士课题组研制的EB病毒潜伏膜蛋白2（Latent Membrane Protein 2,LMP2）疫苗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在上临床试验。应用疫苗感染病人树突状细胞免疫常规治疗的鼻咽癌病人，获得了较好的免疫反应。曾毅的团队希望通过早期诊断和疫苗防治，降低病死率，控制鼻咽癌的发生。“对于鼻咽癌，局部治疗是容易的，但很容易转移。若晚期有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再想局部治疗就很难了，这时疫苗就可以显示出它的作用。”【9】曾毅曾说，有一种治疗性疫苗，可以在鼻咽癌患者进行普通放射治疗后加用，能提高特异性细胞免疫力，可能把残存的肿瘤细胞消灭掉，有效地预防肿瘤的复发和远处转移，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鼻咽癌的工作，从发现地方病到病因的研究、研制出早期筛查的方法，再到后来的疾病防治、治疗性疫苗的研制，这是一套十分系统、完整而且具有实际应用意义的工作。

1980年代初，美国报道了一些罕见的卡波西肉瘤和卡氏囊虫肺炎病症的病例，患者的免疫系统遭到破坏，后来这种疾病被命名为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艾滋病。作为一个从事肿瘤病毒已有二十余年的研究者，自从1981年曾毅得知美国的报道以来，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疾病可能会传入中国，并引起严重后果。因此，他开始做积极的知识与技术储备。

1983年起，曾毅从法国、德国和日本引进了相关的材料，不久后制备出了艾滋病病毒诊断试剂，建立了血清学检测方法（免疫酶与荧光检测法）。1984年，他开始收集不同地区正常人群的血清，做了近千份的血清学检测，但并未发现阳性患者。

后来，曾毅从浙江省传染病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那里了解到美国Armon公司、阿尔法公司赠送给浙江省医院一批第Ⅷ因子血浆制品。通过与浙江省医院和浙江省卫生防疫站合作调查，曾毅对注射了哈默公司的第Ⅷ因子的19位患者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该公司同一个批号制剂注射的四位血友病病人都感染了HIV。这是中国本土首次检测到被感染的公民。

1987年7月，一名美国记者在昆明发病住院，临床疑为艾滋病，在云南省卫生厅的协助下，曾毅实验室前去采血，结果诊断为艾滋病病毒阳性。随即进行病毒分离工作，曾毅带着一个技术员完成了对艾滋病病毒的分离工作，分离出中国第一株艾滋病病毒（HIV-1AC株）。

后来进一步与其他单位合作，曾毅实验室开展了多项HIV-1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很快做出了中国自己的艾滋病诊断试剂，一种用于初筛实验的“免疫荧光试剂”，另一种用于确诊的“快速HIV蛋白印迹试剂盒” ，后来又生产出“Elisa试剂盒”。快速诊断试剂盒获得卫生部批准使用，制备试剂供应全国，这对早期国内艾滋病的诊断、多起因输血等暴发流行的艾滋病筛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HIV的高变异性，HIV疫苗的研发是非常困难的，国际上研制的HIV疫苗临床试验均以失败告终。曾毅实验室对这一难题发起了勇敢的挑战。

为了让HIV特异性细胞免疫力保持更长，曾毅提出了多载体共同抗原的疫苗，用这个方法来使疫苗的免疫效果增高和延长。曾毅团队使用DNA疫苗、rAAV疫苗、rSev和rAdv疫苗序贯连用，在小鼠和猴的试验中产生良好的效果。通过这种序贯连用，三次疫苗以上就能够大大延长疫苗作用时间。这种方法已纳入了大科技专项传染病课题。

艾滋病病毒发现者之一蒙塔尼（左二）、曾毅（右一）

曾毅（前右一）与比尔•盖茨（左二）等

曾毅的实验室还在多种中药中筛查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在体外用多种细胞，包括MT4细胞、Hela-CD细胞株、周围白细胞进行中药筛查，将有效成分组成两个处方，试验显示两个两个处方都可以把HIV抑制得很好。2001年，经河南省药监局批准，曾毅团队在上蔡、商丘等地区进行了中药ZL-1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患者一般的症状都有改善，食欲增加，特别是很多病人CD4免疫细胞有所回升。目前，ZL-1中药治疗已经由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开展临床试验。

除了研究，曾毅还不遗余力长期进行艾滋病防控的宣传和呼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与国内相关组织协作，通过参加历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及相关国际会议，举办论坛、展览，宣传我国预防艾滋病的方针政策和取得的成就，加强与国外组织机构、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自发现艾滋病以来，尤其1980年代末，鉴于当时国际上某些国家和地区艾滋病流行猖獗，对我国威胁日益严重，为严防艾滋病在我国流行，将艾滋病拒之国门外，原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姬鹏飞、朱学范、费孝通、王光英等倡议成立关于艾滋病的基金会。在他们的倡议下，经原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环球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于1988年6月21日在广州成立，1989年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社会团体。该基金会由我国医学界研究性病和艾滋病的专家及社会活动家、企业家组成的非营利性的民间社会团体。基金会的会长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审核登记，颁发证书。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为会长。该基金会于1994年更名为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Chinese Foundation For Prevention Of STD and AIDS,“CFPSA”）。

基金会的首任名誉会长是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和副委员长朱学范、费孝通。基金会的首任会长是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曾毅于1997年开始担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1999年该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精心组织对疫情严重地区进行专项调查，撰写出调查报告，为制定艾滋病防控提出相应对策。同时，为呼吁全社会关注艾滋病防治工作，关怀艾滋病弱势群体，曾毅带领基金会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2003年，基金会在政府主导下，多部门、多组织、多团体，包括企事业单位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协作和参与，最大限度调动全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共同对抗艾滋病。在全国发起了大型社会公益活动——“121联合行动计划”，此项活动得到原国家卫生部、民政部等45个部级单位和各级政府、52个社会团体和42家主流媒体及众多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活动，深入普及预防艾滋病科学知识。2000年到2005年期间，曾毅和其他的院士、专家曾三次上书国务院，呼吁加强对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

曾毅（左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曾毅研究组所建立起的一系列鼻咽癌早期诊断技术及其应用所取得的成就被《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澳门日报》、《大公报》等海内外众多媒体报道。国际上相关的专家学者对曾毅团队的工作也给出了高度评价。

1985年10月10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鼻咽癌的早期诊断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1985年4月20日 曾毅在澳门做鼻咽癌的早期诊断与控制的演讲

西德墨尼黑大学雷根斯堡大学卫生与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沃尔夫（Hans Wolf）教授1985年曾这样评价曾毅他们的研究成果：

（EB病毒及其相关的鼻咽癌研究）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一个在实际工作中急待解决的测定EB病毒标记如病毒特异性抗体方面的工作却长期缺欠。现在这一问题已被曾毅教授的研究小组近几年的工作阐明了。这项工作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承认，并代表着不仅仅是EB病毒而且是整个肿瘤病毒领域的、面向病人的基础研究的一项杰出的成就……该研究的设计及其最终结果的评价均是举世无双的，这已成为该领域所有科学家研究工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参考……这项研究属于最高级别的科学成果，应得到最高的赞誉。[9]

1986年EB病毒的发现者之一爱泼斯坦对曾毅他们建立和应用病毒血清学方法进行鼻咽癌早期诊断和前瞻性研究的评价为：这项显著的新进展是应用病毒血清学方法进行普查诊断人类癌症的第一个例证。[9]

香港大学微生物系主任吴文翰教授在1986年曾写道：

称曾毅教授为当今癌症与控制领域的领导人物之一，是毫无争议的。他建立并使之完善的方法，提供了一项最有效、最可靠的早期诊断鼻咽癌的技术。该技术在现场普查中的应用以及在广大人权中产生的巨大作用，再加上实验室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即作为中国的一个与人种有关的肿瘤——鼻咽癌，是可以被有效地控制的。[9]

1992年4月10日《光明日报》头版对曾毅的报道

这些成就也为曾毅赢得了许多国内外荣誉和奖励，包括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多项国家、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奖，多项卫生部科技成果奖，首届柯麟医学奖，陈嘉庚医药科学奖，全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先进个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