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刘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责编 | 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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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质（Scientific Literacy）概念原是舶来品，我国已经实现了科学素质概念的本土化。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对科学素质的定义：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简要地讲，科学素质指的是“四科两能力”。

2016年，公民科学素质的发展目标写进了2016年3月1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到十三五末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0%”的目标。4月18日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印发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并引起了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陈学雷等八名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素质基准》的广泛而热烈的争鸣（详见《引来科学家一片质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基准》怎么了？》）。

“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比“科学素质”内涵更丰富的概念，而且可以包容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我国法律法规、顶层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历来提的是“科学文化素质”。例如，我国《宪法》（2004年修正版）第十九条说：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2002年《科普法》的提法是：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修订版）第五条规定：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普及事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是采用的“科学文化素质”提法：“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的提法是“科学文化水平”，他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在《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采用的也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提法，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帮助职工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拓展广大职工和劳动者成长成才空间，引导广大职工和劳动者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由于“科学文化素质”比“科学素质”的涵盖面更广，内容更丰富，所以， “科学素质”概念应该向“科学文化素质”概念回归，并且在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测度中，应侧重对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测度，改变长期以来侧重对公民“科学知识”的测度。

我国常用的 “科学文化素质”概念中的“科学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这里我们将它转化为国内外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文化”（Science Culture）。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对“科学文化”进行了研究，如徐善衍，袁江洋，马来平，R. Shukla和Martin Bauer，Carols Vogt 等人。迄今，“科学文化”的内涵及研究，仍如袁江洋2007所指出的那样：“仍然是一个充满歧见、难以给出一个明确定义的交叉研究领域。在此领域内, 有着不同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出发, 发展出了多种不同的研究进路, 以理解科学以及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运作方式, 以解说今天的文化——科学文化。”这种状况，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国际上，对“科学文化”的多重涵义，Carols Vogt 作了较为全面的解析。“科学文化”可以指：

一，“科学的文化”（Culture of Science），其涵义包括：1）由科学而产生的文化；2）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

二，“借助于科学的文化” （Culture through Science），其涵义包括：1）以科学作为手段的文化；2）赞成和支持科学的文化。

三，“为着科学的文化”（Culture for Science），其涵义包括：1）适宜于科学知识生产的文化；2）适宜于科学社会化过程的文化。

综合各家观点，我认为应该对“科学文化”作广义的界定，即“科学文化”指的是社会和公民对待科学和技术的知识生产、扩散和应用所持有的多维度文化状态。

当前，我们需要超越对“科学文化”在概念层面上的讨论，进入到对“科学文化”可操作性的测度层面。国际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R. Shukla和Martin Bauer提出，国家“科学文化指数”（Science Culture Index,笔者按：相当于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法）包括“科技统计指数”和“公共理解科学指数”，后者包括公众掌握科技知识的状态、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程度、对科学技术新发现发明和创新的知晓程度，以及参与科学技术相关主题的活动状态（如参观科技博物馆）。R. Shukla和Martin Bauer根据这些指标，对OECD等国家“科学文化指数”进行了测评。

加拿大科学院理事会（Council of Canadian Academies，2014）将“科学文化”划分为四个维度，即1）掌握科技知识的程度（Knowledge）；2）掌握和应用科学技术技能的状态（Skills）；3）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Attitudes）；4）参与科学技术相关主题的活动状态。加拿大科学院理事会根据这四个维度的一级指标，并设计出二级指标和调查问卷，对加拿大“科学文化”进行了测度。其中一个重要结果是：加拿大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为42％，在全球35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笔者按：并非同一年度数据的比较）。

国际上对“科学文化”和“科学素质”的测度框架和实践，对我国探讨“科学文化素质”的内涵及测度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我认为，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包括：

1）学习和掌握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思想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2）了解并应用基本的科技方法，如计算、测量、观察、实验、归纳、演绎、类比、统计、实践检验、系统方法、辩证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3）崇尚科学精神，具有实事求是、用证据说话的理性和实证态度。

4）认识科学技术的应用对社会具有正面和负面影响，具有“双刃剑”效应，趋利避害。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5）参与和科学技术有关的公共决策讨论，如中国是否应该修建更多的核电站、是否应该种植转基因大豆和水稻，并理性地表达言行。

科学文化素质跟科学素质一样，具有一定的层次和功能。申恩从科学素质的功能角度，将科学素质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实用（practical）科学素质；公民（civic）科学素质；文化（cultural）科学素质。实用科学素质，指的是掌握某些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它们可以直接被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和健康；实用科学素质必须面向这些需求。公民科学素质，指的是能够理解科学决策和与科学有关的决策其背后的科学问题，经过思索表达其民意，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文化科学素质，即对科学作为人类活动，作为文化现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申恩的工作，为探究科学素质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路，即功能分析。后有学者对申恩的工作进行了扩展。我们借鉴这样的分析思路，提出：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科学文化素质的功能结构由低到高分为四个层次，即：

第一层次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生活需求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二层次是为了满足工作职业发展需求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三层次是在物质生活基础上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四是作为现代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参政议政的科学文化素质。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已进行了九次，具有历史惯性，仍将继续下去。笔者认为，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应该向科学文化素质转型调查。很多学者和管理者已形成共识，现行科学素质调查的问卷、指标体系等必须进行修改，并进行了有关探索。而我国现行科学素质调查最突出的短板是“科学方法”部分。一是调查问卷中的三道题目，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过于“专业”；二是当且仅当这三道题目全部答对了，“科学方法”这个方面才算合格。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中国公民在“科学方法”这个方面在科学素质调查的四个方面（科学术语、科学观点、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达标率最低，因而严重拖了我国公民总体科学素质达标率的后腿。在现行科学素质调查中，其标准是当且仅当这四个方面全部达标的公民才算具有基本的科学素质。

我建议有两种方法可对“科学方法”指标体系进行修改：一个最小建议是答对“科学方法”三道题目中的二道题，就算“科学方法”合格。另一个建议是，对现行的“科学方法”三个题目，全部推倒重来，设计出三道“接地气”的“科学方法”题目，且答对一二道题，就算“科学方法”合格。

因此，在充分借鉴国际上新近关于科学素质调查和关于科学文化调查的基础上，应该按上述科学文化素质五个维度，设计调查问卷，对我国公民科学文化素质进行试点调查（包括网络调查和电话调查）。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策，对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广大公民也具有提升自身科学文化素质的内在需求。我国应启动面向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时代的《全民科学文化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49）》的战略研究工作，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提升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原文《科学文化素质的内涵与及测度》，发表于《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6年第2期，本文为作者修改后的版本。

参考文献：

1. Carol Vogt. The Spirit of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well-being: Brazil and Ibero-America.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2, 21(1): 4-16

2. Council of Canadian Academies, 2014. Science Culture: Where Canada Stands. Ottawa (ON): The Expert Panel on the State of Canada’s Science Culture,Council of Canadian Academies.

3. Shukla,R.和Martin Bauer（2012），The Science Culture Index (SCI):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In: Martin Bauer et al., The Culture of Science. Routledge. New York, London. 2012.179-199

4. 洪蔚：徐善衍：科学素质调查须跳出“数字门”，《科学时报》，2011年11月9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11/255130.shtm

5. 李群、陈雄，马宗文主编：《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报告（2015～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26

6. 刘萱：科学文化的评测，光明日报/2015 年/7 月/17 日/第010 版

7. 马来平：《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人民出版社，2016。

8. 上海市科委：2014年上海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测试结果发布http://www.stcsm.gov.cn/xwpt/gzdt/342188.htm，2015-09-10

9. 徐善衍：科学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国民素质，载曾国屏，刘立 主编：《科技传播普及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理论实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1-9

10. 徐善衍：关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工作的思考与建议，科普研究，2012年第1期，19－22，78

11. 袁江洋：科学文化研究，《科学》，2015，67（4）：3－8

12. 袁江洋：科学文化研究刍议, 《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28（4）:480— 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