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喻枫｜撰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有着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存在明显的性格差异的印象，比如“北方人豪爽直接”，或是“南方人婉约”等等。

2014 年发表于《科学》（Science）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南北方存在较大的文化心理差异，这是由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的：北方人表现出更高的个人主义倾向，而南方人则有更高的集体主义倾向 [1]。

该论文作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文化心理学家 Thomas Talhelm 等提出，南方主要作物是水稻，种水稻需要灌溉和更多的劳动力，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更多的合作，这种合作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导致较高的集体主义；而在种小麦的北方，因为小麦不需要太多的灌溉，也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所以大家不需要太多的合作，彼此也就不那么相互依赖，最终导致个人主义较高。这一理论被称为“稻米理论”（Rice theory） [1]。

研究团队在中国多地招募了上千名大学生，通过“三词分类任务”等心理学测试，测量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特征，并进一步分析这些特征与各地水稻种植比例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了这一结论。

除“稻米理论”外，也有学者尝试从气候环境和人口密度等角度解释中国的区域文化差异，并由此提出了多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论。例如，“气候经济理论”（Climato-Economic Theory）认为，中国北方自古以来气候条件较为严酷、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长期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因此必须通过更紧密的合作来应对环境挑战，从而形成更强的集体主义文化；而南方则相反 [2]。“人口密度理论”（Population density theory）则强调，人口越密集，人们越需要学习如何与大量他人协调共处，因此文化会更强调社会规范、关系协调和集体主义 [3]。

最近，发表于《跨文化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的一项新研究，对这些理论提出了挑战 [4]。

中科院心理所领衔的研究团队通过覆盖近 5 万人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当代中国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主要表现为“东西差异”，而非传统认为的“南北差异”。其中，现代化被认为是塑造当代中国文化心理版图最重要、也最稳定的因素。

为了研究中国不同地区的人是否真的存在系统性的文化与性格差异，研究团队在中国 100 多所高校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在线调查，最初收集了超过 3 万份问卷。为了减少误差，研究者剔除了非大学生、不认真作答者，以及已经跨省长期迁移的人。最终，研究纳入了 1.8 万多名“从小到大生活在同一省份”的大学生样本，覆盖中国全部 31 个省级行政区。

在问卷设计上，研究人员综合了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狭义和广义理解，使用 11 个经典指标，对文化心理的多个核心领域进行了系统测量，包括文化价值取向、自我建构、认知与思维风格、人际心理以及道德心理等。

例如，研究会让受访者完成经典的“三词分类任务”：面对“火车、公交车、铁轨”三个词，如果一个人倾向于把“火车”和“公交车”归为一类，说明其更偏向分析型思维；如果更倾向于选择“火车”和“铁轨”，则说明其更偏向整体型思维。除此之外，研究还测量了人们是否更强调个人还是群体、是否更依赖家庭关系、是否信任陌生人，以及对同性恋等非传统生活方式的宽容程度。

结果发现，南北纬度几乎无法预测任何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标，而东西经度则能够预测 11 个指标中的 9 个。整体而言，东部地区个人主义更高，西部地区集体主义更强。

这表明，中国人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主要表现为“东西差异”，而非此前认为的“南北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更强调个人、更偏分析型思维、对非传统生活方式也更宽容；而西部地区则更强调关系、互依与整体性思维。

对于地域差异的可能原因，除了气候经济和稻米小麦种植外，研究人员共考虑了 20 个因素，涵盖了文化心理学领域探讨过的几乎所有的宏观因素。其中，社会生态方面的因素包括：气温、降雨、流行病、自然灾害、人口密度、社会流动性、生存方式（畜牧业、渔业、农业、稻米种植、小麦种植）、现代化（GDP、城市化、教育、市场化等）；人口方面因素包括：民族、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语言、基因等。

通过对各个因素的独立作用的检验，研究人员发现，现代化、人口流动性和人口密度是最强的预测因素，其中现代化的解释力最稳定——越现代化的地区，通常越个人主义。

对“稻米理论”的验证显示，水稻种植比例越高的地区，反而互依性更低。此外，少数民族比例和伊斯兰教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通常表现出更强的集体主义倾向。研究者因此认为，中国的文化差异并不是由某一个单独因素决定的，而是现代化、人口结构、宗教、流动性和历史生态等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客观地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稻米理论’中合作可以促进集体主义的说法。试想，如果合作可以促进集体主义的话，当代社会应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注重集体主义，而美国则应该是全球最为集体主义的国家，因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生产的分工和合作从来没有像当今社会如此深入和广泛，而美国则是全球分工和合作的倡导者、规则制定者和坚定实践者。而冷酷的现实是，过去几十年来，个人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在一直在上升，美国则是全球个人主义最为盛行的地方。”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蔡华俭等人写道 [5]。

“稻米理论的相关证据很多来自不可靠的测量。” 蔡华俭等人表示，Thomas Talhelm 等用一种“画圈圈”的方式测量所谓的“内隐个人主义”：先让受试者画一个代表自己的圆圈，再画几个代表家人或朋友的圆圈。如果代表自己的圆圈相对更大，就被认为个人主义倾向更强。然而，后续有研究表明，这种通过画圈大小来测量个人主义的方法本身缺乏可靠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所有基于这个测量的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中科院心理所领衔的研究团队还进一步利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的一次大规模调查，考察了这些文化差异在重大危机下是否会发生变化。

结果发现，疫情期间，不同地区之间原本明显的文化差异整体有所减弱，说明生存威胁可能会强化社会团结与从众心理，让不同地区的人变得更相似。不过，“东部更个人主义、西部更集体主义”以及“现代化是最强预测因素”等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同时，疫情还显著影响了“陌生人信任”：在疫情期间，东部和更现代化地区的人更容易信任陌生人，而病原体流行率高、自然灾害更多的地区则更不容易信任陌生人。这也说明，很多文化心理特征并非完全固定，而会随着社会危机、制度环境和生存压力发生变化。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篇文章的发表，并不意味着关于中国人地域文化心理差异的问题已经有了定论。”蔡华俭等人表示，“正如我们在论文讨论部分所指出的，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不少局限。现有结果还需要更多研究进一步验证，也还有许多尚未被探索的文化心理领域有待研究。此外，目前的结果本质上仍是相关性发现，现有研究设计尚无法直接推断因果关系。” [5]

蔡华俭等人指出， “期待更多中国人来研究中国人。” [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