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培养的,是“学历”还是“学力”》读后感 | 读者来信
徐月亭|撰文
读了陈耀松教授的《大学培养的,是“学历”还是“学力”》一文,颇有感慨,最受教益的是在理论联系实践方面,陈老师为大家做出了表率。我认识陈老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我们北大有三个系(力学、技物和无线电)1200多名教职员工,奋斗在汉中紧临褒河的北大分校。
文艺宣传队演出留影
令人更为佩服的是,为了提高拍摄效果,陈老师利用现有废旧材料,自己设计制作相机的长焦距镜头及闪光设备,为舞台表演留下了清晰的影像。这种勇于实践的精神一直贯穿在他的科学实践活动中。
653分校篮球场留影
回忆从汉中分校工作开始到调入力学系之前的十多年里,我从事的科研项目主要有以下几件:
1.水轰五雷达研制
1970年—1972年,北大汉中分校承接了国防科工委的水轰五雷达(212)的研制任务。分校组织了无线电系、力学系、金工厂等40余名教职员工,经2年奋战,完成了三台试验样机。
研制工作主要在301北楼的二层。当时元器件、仪器设备十分紧缺,自己找来实验室老旧的物理仪器,搭建调试设备;自己制作印刷线路板;接插件采购等不及,就用有机玻璃,用锉刀锉出2块夹板,用废弃的电子管座里的簧片,作插件接触片,解决了接插件的替代。
北大用水轰五进行海上试验
2.双通道晶体管示波器研制
1972年10月,我调到分校的无线电车间,开始时参加晶体管多用表、针麻仪的工艺设计,接着加入150 MHz双通道晶体管示波器的研制小组。到1973年5月,该示波器组共有九名人员。当时北京总校的北大无线电工厂,已有多年的示波器生产历史,正批量生产60 MHz示波器,同时在研发100 MHz示波器,以段振华高工为首的技术团队有30余人,技术力量相当雄厚。我们汉中分校无线电车间,真有点自不量力,但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敢于破除迷信,后来居上。我们四处取经学习、刻苦钻研,经过3年奋斗努力,研制并生产出150 MHz双通道晶体管示波器3台,每台售价2万元。其性能指标当时在国内已属一流。
3.X荧光分析仪样机产品化
1972年-1974年,技物系陈坚教授(1952年入北大物理系)带领年轻教师,研制出X荧光分析仪(探矿用)样机。此分析仪,利用放射源Po对矿物的照射,可激发出X荧光,不同元素激发出来的X射线的谱线能量是不同的,利用特定的滤色片,选定某元素所产生的特定X荧光,进行检测放大,就能分析出这种元素的含量。
1975年技物系把这仪器的产品化任务交给无线电车间,由我、张文礼、陈代荣参与样机的升级改造,进一步改进工艺,做成便携式的产品,推向市场。
4.量子电子学教研工作
1978年8月—1983年9月,我调回到无线电系量子电子学教研室工作,开始在实验室跟着其他人(王庆吉、薛建伟等)对试验装置抽超高真空,做拉姆塞跃迁的检测试验。
我回北京后,就投入教研室的工作。开始我们没有正规的实验室,临时聚集在14斋学习、开会。我同时参加回炉班的学习。到1980年9月份,跟着付济时老师,给76级学生开设《量子频标原理》课,我担任辅导教员。
那时,我们教研室每周有一个下午安排学术交流会,不论资历,只要有某一方面的专长,都可以给大家讲课。郑乐民先生系统地开讲了几堂“原子谱”课程,他还事先编印好了讲义。付济时老师详细介绍了(我们教研室将购买的)“染料激光器”的原理及应用前景。我介绍过Tektronix(泰克公司)500MHz宽带示波器的性能指标和操作使用。有时还请来国内外专家作报告。学术气氛很浓厚。
1981年2月—8月,我和田昆玉老师(58级北大无线电系本科),请来会吹玻璃的无线电系76级学员张宛予帮忙,筹建了一套玻璃真空系统,制作了铯原子玻璃泡,在物理大楼实验室,借用物理系的光谱仪,精确测量、拍摄了铯原子的红外吸收谱线。
在王义遒老师指导下,我边学边干,花了近2年时间,设计、加工了光抽运铯束管的试验装置。为了保持管内的超高真空,真空离子泵不停地工作,我调离无线电系后,姚树桐曾日夜在341室值班。
设计试验装置的难点是:
a)超高真空,要求真空度保持在10-12帕(大气压);
b)耐腐蚀,因为铯具有强腐蚀性,包在外面的塑料布都能被腐烂掉。所以铯束管的外壳和里面的调节装置,都必须是不锈钢1Cr18Ni9Ti;
c)有2对软连接调节装置,为了调节铯束发射方向和接受器的接收方位,在壳体上需要有4个既密封又能伸缩的波纹管,里外一致、左右互动可调,调节精度到10微米量级。
d)铯炉口有个极难加工的铯束导流装置——准直器(由刘淑琴研制,此处不做详细介绍)。
铯束管试验装置的加工对工艺上的特殊要求:
a)不同厚度的不锈钢,衔接部分相互(氩弧)焊接时,需精准把控焊接温度和状态的连贯性。
b)法兰盘密封刀口的加工精度、光洁度要求很高。
c)光窗的密封设计等。
在80年代初,加工条件较差。需到处打听有这方面加工能力的单位、到处寻找特殊材料(例如能与硅玻璃膨胀系数一致的功能合金“可伐”,北大物资处没有,就到科学院大仓库去找)。不以其烦,到处求人,动员了一位清华大学金加工车间的好心师傅,他陪我一起跑了好几次酒仙桥电子管厂。不锈钢大口径圆筒的卷制和焊接,找到科学院第十所,我骑自行车来回60多里路,把它驮回来。抱着“困难总能克服”的信念,终于完成这个试验装置。
1984年5月,我调到力学系,开始从事力学专业工作。
六十多年来,陈耀松老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理论又能实干的高才生,活跃在世界各地。陈老师善于抓住项目的重点,许多其他单位攻克不下的疑难课题,常找他来解决,所以这位早已满头白发的老先生,不分休假还是工作日,几十年如一日,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工作。陈老师很少向上申请科研经费,保持六、七十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精神,能省就省,因陋就简,科研成果却不断涌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各重点高校和研究所,从美国TSI公司或丹麦DISA/Dantec公司购进了几十台模拟式热线/热膜风速仪,价位折合人民币都在二、三十万元。到九十年代,测试仪器全面更新,发展到数字化,又要花大笔钱去购买整套的新型热线风速仪。陈老师带领年轻人,自己设计、研制了数字采集系统(如下图所示),把老式风速计采样得到的流速信号,作A/D转换,并采集到PC机上,靠计算机进行统计、相关等数据处理,一下子为流体实验室节约了数万人民币的开支,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陈老师带领年轻人自研的数字采集系统
现在虽然国家的经济状况已大为改善,作为一个理工科专业的教师,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良好传统。陈耀松教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良师益友。
作者简介:
徐月亭,北京大学力学系退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