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陈耀松：大学培养的，是“学历”还是“学力”？
陈耀松｜撰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翻毛选（无需念），看别的书都要挨批。不读书日子难熬，我就报名参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摄影组。与其说兴趣在照相，不如说在照相机，我读遍能找到的关于照相机的书，到各个实验室去收罗旧相机拿来拆、装、改造，自制特长的长焦镜头。镜筒是工厂下脚料中找来的塑料管，太长了，要没有人帮忙，一个人对付不了。我仿照高楼窗外晾衣架的安装办法，从照相师的脖子牵一根绳子到镜头，完成了一项“发明”。
为了全天候摄影，又开始试制脉冲氙灯。当年，为了区别于只能用一次的老式镁光灯，氙灯又被称作“万次闪光灯”。我的产品只能闪五次，可怜！为此我还专程到上海照相闪光灯厂去学习，原来我缺少一道加温去气工艺。道理简单，要照做得花许多钱。而做个真正实用的闪光灯，这管子不如花22元到照相器材铺子去购买。好在我是学理论的，五次可以认为已经完成多次了。在库房发现冷阴极闸流管，好东西，设法试制一个远距光控的二次闪光灯，居然成功。我可以在为广场舞台外夜间照相，演员，观众，同受光惠。这可真是一件“发明”，它要等十年以后才能在市场上见到。
其实照相不仅是“好玩”，北大汉中分校在山沟里，几乎一切照相都由我来，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因为只此一家）。当年在汉中出生的孩子如今不少成了专家、大资本家，他们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张相（有的还光着屁股），就出自我手。
而最重要的却是冲击波试验的摄影灯具改造。这个设备是为研究防护原子爆炸冲击波的建筑设计服务的，文化大革命前就做了。二个微秒的快速纪录只有靠高压放电的闪光，由于是空气中直接放电，电压要求特高，而光的利用率又很低。改用脉冲氙灯，由凹镜聚光，并由冲击波联动触发，试验在白天即可进行。用点光源代替平行光，必须有焦距很长的镜头，当时找不到，只好用个老花眼镜镜片，这样照的相虽说不清楚，但也“抓到”击波了。现在用我自制的长焦镜，焦距只及老花镜片的1/3，照出的像就小3倍，但用的是专为照相设计的镜头，分辨率高。用照相放大机放大，得到的冲击波纪录远比以前要清晰。这一段“成功”的经历便融入我以后的教学方法。
言归正传，大革命后可以回过头来搞自己的文化，照相没有时间了，但“情结”难消。1982年出国，什么都新鲜，相机当然也是。每人有一份购买相机的指标，买一整套高级相机算一个指标，买一件玩具相机也算一个指标。为了充分利用，尽量将配件买全，长焦镜，广角镜都买了，配件花的钱比相机本身更多。这只相机确实好——这是冲洗铺子服务员的评价。其实他不知道，这靠的是摄影师的“十年功夫”。以后再也照不到那么“美丽”好看的人物相了，如今即便贵十倍的相机，照出来的头发总是白的，我老了。
这只“好相机”就用了那么一次，以后再也不用它了，想要它照好相，必需将所有附件带上，36张未照完又舍不得取出底片去冲洗，太不方便了。如果说这只相机尚有历史功绩，那么这批附件呢？还未用过一次就告退了。当年要是用它买巧克力，今天尚可言“回味”，而现只有“包袱”了。我老弟喜好旧相机，我将整套相机作为旧的送他，他不要，这是件货真价实的包袱。
今天我还管着实验室，有了上面的教训，凡是当前要用的，只要有钱就买，不怕贵。要没有用，白送我也不要。对物来说，就要物“需”其用。
“物”的故事讲完了，要讲人了。1959年陆平校长将我从第五研究院调回北大，当时正在昌平建设新校区。陆平说话干净利落，做事魄力很大。从大学调一批优秀教师到附中，他要从附小到附中，从附中到大学到研究院，“四级火箭”一步登天，将北大办成“太学”。
俗话说“三岁看八岁，八岁定终身”。以此逻辑，终身如何，三岁已定。按陆平的计划，只要你进得北大附小，将来得“诺贝尔奖”就没有问题了。1959年我刚回北大便到化学系去取经，传经的是化学系党总支的一位副书记，她说：“如今我们化学系有两千个研究课题在进行，任何一个拿出去都可以得诺贝尔奖”。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得改善师资队伍，增加学习年限。我们力学系本已四年改五年，这次就增加到六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估计又要六年半了。校方给时间，学习内容由教员安排。当时掌大权的是一批像前面提到的总支副书记那样的“系秘书”，他们热情很高，但没有见过世面，对“学术”十足无知（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在全校大会上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如何来安排这六年的课程？当时，我的做法就是要来莫斯科大学的教学计划，在他后面附有一张可选的专门化课程表，从中挑选便是，根本没有想它是否有用。这张单目很大，陆平如果还要将北大学制改成八年，也够。
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已有足够的实践经验来评说当年的“太学”方针：
1. 六年中有三年的课程内容无用，“终身”无用。这与我上面提到相机附件一样，白花钱。我选购，白花钱，责任在我，而浪费学生的青春，责任在学校；
2. 学习成长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不能一次“定终身”。有一位北大出国考试第一名的数学学生到哈佛念数论，很用功，但怎么也比不上一位后来的“游手好闲”的学弟。他自叹不如，丧失学习信心，打算放弃学业。在国内一起出国同学一再劝说下坚持下来，花七年，得个学位，找份工作。我在《留洋记》[1]一文里总结哈佛、麻省理工之所以常青不衰的一个原因是“淘汰没商量”。其实这是符合教学规律的，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承认客观规律才行。我在《清华九十年》（见附件）一文中以院系调整为界，将清华分成“新”“旧”两半。孰是孰非，看官自明。其实国外也并非只顾“淘汰”，前不久我们一个学生在国内数理方程只考30分，托福GRE成绩没有，MIT只得按访问学者“请”去。结果到了MIT才两个月，他就完成了一年的任务，当即批转为正式学生。其实解放前的清华也一样，只要你比她在读的学生强，她就要，我从小是个“蹬班生”，就靠清华的开放才得以“混入”。
“20世纪初，电机和航空技术急需发展。它们不像汽车那样有马车为先例，只得请科技先行，这正是近代力学发展的动力。” “如今的科学研究已与以前科学家用瓶瓶罐罐个人在家倒来倒去的时代不同，自从爱迪生建有两百人的实验室开始，科学研究已是有组织地进行，它的规模不比苏联支援的156项工程小。” 这是钱学森初回国时大家要他介绍力学时说的。 1955年底，钱学森到北京，当时还没有力学所，学人也不多，周培源、钱伟长等几个“光杆司令”常在一起碰头，有时在新侨饭店，有时在化学所楼上。都是大人物，唯有一个小秘书就是我，他们说些什么我都听到了。 除了上面说到的以外，钱学森对北大力学专业的教学计划的评论是，“我认为没有必要拖得那么长，学生花三年时间在学校学些基础课，以后到工作单位根据需要再去学”。当时可没有我的发言权，但听了不服气。1955年正值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高潮，“苏联五年我们就该六年”“苏联六年我们就该来七年”，否则就不是“向前看”了。好在钱学森对教学只是“旁观”，我们亦“不买他账”，各不相干，没有矛盾。 五十年过去了，实践表明大学以“通才教育”为好，在职人员还该接受“终身教育”，这已是众人的共识了。1996年，我以《力学，力学家与信息时代》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投《光明日报》，发表了，只是编辑将题目改为《突破力学的危机》。其实我只是对力学说点看法，哪有资格来指点如何“突破”，只是当时力学界确有“力学曾经辉煌”“如今前途迷茫”的看法。我想该细细分析当年“辉煌”背后的真实运作机制，抓住它，发扬它，以期得到更大辉煌。 解放后，国家大力建设高校，特别是工程类院校。这些学校都开设数学、物理、力学等公共基础课，急需大量师资。前两门学科都有专门的学系培养人才，唯独力学没有。院系调整在北大建设了第一个力学专业，它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培养力学师资，为工学院培养、为新建力学专业培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高科技是两弹，我们也要搞。钱学森回国，大家目标转向两弹，首当其冲的问题也是力学人才。靠北大“按部就班”培养赶不上“趟”，决定在清华成立力学班，破例从各校二三年的学生中抽调一批学生“转专业”突击培养。 1956年年底，国家制定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两弹”当然在案，正常的教学无法适应。那批被抽调来的学生又要提前毕业去参加工作，大多只学了几门数理基础课，专业课都没有来得及碰就“走人”，如需要到工作岗位上去补，用什么学什么。这批人学得怎么样？两弹一星的成功已给出回答了，她造就了多少院士？多少专家？ 我们办教育不就是为了培养专家么，一条成功的教学道路已经铺成，现在需要“整理”提高，使它成为“规范”。可是此后的教学“正规化”对此不认账，强调“学历”，最后应运而生一批新兴产业：“专业枪手”“证件一条龙”。大学毕业人数猛增，而有真才实学的其实不多。试问为何不能像当年那样，学三年基础就去“上岗”再学呢？ 就我们力学这一行来说，就是因为只与两弹挂钩，“两弹”岗位满了，培养两弹人才的高校还在建，力学教员还是要。过了这时差，教学岗位也满了，出路真是没有了。1996年我写《力学、力学家与信息时代》这一文的中心内容是力学有它的“个性”，不该只与“两弹”挂钩，否则两弹“过剩”，我们必得失业了。 如果能打破旧观念，力学的前景无比宽广。在“周培源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林家翘再一次阐述他提倡的“广义应用数学”，这与我当年对“力学”的解释几乎一样，如果照着林家翘的说法做，力学“危机”并不存在，前途一片光明，永远光明。 说归说，做归做。因为说了领导不听，我只得我行我素。 我邀请与我观点相同的年轻人，利用他们的业余时间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一个没有组织形式的关系网，共同来推广我的“教学理念”，从旁辅助学生学习。沈士团校长称我们是“虚拟科研组”，但这个虚拟组有正式注册的网站，正式发行的学报，并且已在国家重大国防和国计民生课题中做出切实的贡献。我们开始从大学三级“吸收”人才，进行辅导。我们完成的任务多，发表的论文多，出国深造的学生也最多。我们没有从学校得到一分钱，没有一个在职编制。力量有限，我们只得量力而行，将科研教学活动局限在“数值模拟”。但我们自信这条教学研究道路可行，可以推广。 （原稿写作于2005年2月5日，修改补充于2026年3月） 陈耀松（1950年毕业于清华土木系） 清华九十年校庆即将来到，每天我们可以看到介绍这九十年成就的宣传材料。从出人才这点来说，在中国，清华可谓“独一无二”。我们当然希望清华还能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样的国学大师，出叶企孙、钱三强这样的科学家，当然也希望清华为祖国培养更多的工程师。但要真做到这些，清华校领导（以至教委领导，它们几乎是“一家”）必须好好总结清华的成就来自何方？ 如果将宣传材料中列举的成就，按1952年院系调整为界分成“新” “旧”两个阶段，“新”清华49年，培养了大批优秀工程师，“旧”清华41年，出了一大批学者。这两者国家都需要，但从清华在国内的地位和条件来说，首先应该出学者，特别是大学者。工程师要是不够，可以多办几所学校来培养解决；而学者的培养可没有那么容易，他们必须依托于学术自由的环境才能出现，无法“定制”。“钦定”的学者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新”清华所得到的财力、物力、人力比“旧”清华不知要多多少，为什么出不了学者？原因在于学校领导给师生戴了紧箍咒，所谓的“双肩挑”，就是一道紧箍咒。有两个大家熟悉的清华校友，滕藤和朱镕基，前者是蒋南翔同志按“双肩挑”培养的左派，而后者则是十足的右派了。他们同是院系调整时的毕业生，前者由蒋南翔亲自调教而成为“新”清华的骨干，后者则带了“旧”清华的“遗风”而被列入另册。 多年来，教委的领导长期由“新”清华领导代劳，遗憾的是，清华如此优秀的师生，如此优越的条件出不来学者的原因，在于他们领导而又不自知。（2001年4月）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