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立建｜撰文

1684年1月，爱德蒙·哈雷与克里斯托弗·雷恩（Sir Christopher Wren，1632年10月20日—1723年2月25日，英国天文学家、建筑师）、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年7月18日—1703年3月3日）讨论一个当时天文学最核心的问题：行星为什么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开普勒已经通过观测数据总结出行星运动三定律，却没有解释这些规律为什么存在。

胡克声称，如果太阳对行星的吸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全部行星运动规律都能由此推出，而且他说自己已经证明了。雷恩不太相信，于是提出一个挑战：给胡克和哈雷两个月时间，谁能拿出令人信服的数学证明，他就送那个人一本价值40先令的书。

两个月过去了，胡克始终没有拿出证明。哈雷也做了尝试，但没有成功。

哈雷决定不等胡克了，去剑桥向牛顿请教。牛顿当时已经以数学才能闻名于学术界。

哈雷本来打算很快去找牛顿，但1684年春天，他的父亲突然遇害，随后又出现复杂的遗产纠纷。直到1684年8月，他终于来到剑桥。两个人的这次会面，后来成为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会面之一。

哈雷问牛顿：假如太阳对行星的吸引力与距离平方成反比，那么行星的轨道会是什么形状？

牛顿几乎脱口而出：椭圆。

哈雷吃了一惊，马上追问：你怎么知道？

牛顿说：我算过了。

哈雷立即要求看证明。牛顿翻找一通，没有找到，说以后找出来寄给他。这一次，哈雷没有被放鸽子。1684年11月，他收到牛顿托人送来的一篇只有九页的论文——《论天体的轨道运动》（De motu corporum in gyrum，简称De motu，《论运动》）。牛顿在这篇论文里证明，平方反比的向心力能够产生椭圆轨道，并从统一的数学框架中推导出开普勒的行星运动规律。

哈雷立刻意识到，他手里拿着的不是一篇普通论文，而是一套新力学的胚胎。他再次赶到剑桥，催促牛顿继续写。牛顿也被这个问题重新抓住了。在接下来大约18个月里，他几乎暂停了包括炼金术在内的其他研究，把九页论文不断扩展。

与此同时，1686年1月，哈雷终于有了一份正式领薪水的工作——皇家学会书记员，负责会议记录、文件、书籍和学会出版事务。1686年春，牛顿完成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前两卷提交皇家学会，哈雷负责审读和校对。

然后麻烦来了。

胡克看到书稿后大发雷霆。他认为，平方反比引力这个思路自己早在1679年就已经通过书信告诉过牛顿，现在牛顿的书中却没有充分说明他的贡献。哈雷只好站到两个脾气都不太好的人中间灭火。

他委婉地告诉牛顿，胡克希望得到某种承认。牛顿顿时被激怒，坚称自己早在收到胡克书信以前，就已经知道引力服从平方反比关系。他还说，自己早在1677年就与雷恩讨论过这个问题。真正重要的，在牛顿看来，也根本不是猜出一个平方反比关系，而是用数学证明它如何得出行星轨道。

牛顿越想越生气，甚至表示准备把《原理》最重要的第三卷压下来不发。这一下轮到哈雷头大了。他不断写信安抚牛顿，并进一步核实雷恩对1677年那次讨论的回忆。最终，牛顿接受了雷恩确实记得此事的说法。至于雷恩究竟是真的清楚记得，还是为了帮助哈雷安抚牛顿而如此表示，今天已经无法确定。

但哈雷成功了。牛顿没有撤掉第三卷，《原理》终于成为完整的三卷本。

可问题远没有结束。1686年，皇家学会虽然决定出版这部书，却很快发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没钱。

此前，皇家学会刚刚出版了一本制作极为精美的《鱼类史》（Historia Piscium）。书里有大量昂贵的铜版插图，结果销量惨淡，几乎把学会本就不宽裕的资金耗光。穷到什么程度？连哈雷的工资都一度发不出来，皇家学会最后甚至决定拿几十本卖不出去的《鱼类史》抵他的工资。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人类科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准备印刷。

于是哈雷又承担了一个新角色：出版人。皇家学会在1686年6月决定，由哈雷负责《原理》的印刷事务，并由他承担费用。此后一年，哈雷不停校样、协调、催稿、处理出版细节。

1687年7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终于问世。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丁文版封面(1687)

牛顿当然是这本书的作者，但如果没有哈雷，它很可能根本不会以今天我们熟悉的形式出现。后来，英国数学家奥古斯塔斯·德摩根（Augustus De Morgan，1806年6月27日—1871年3月18日）评价哈雷在这件事上的作用，说：

如果没有哈雷，《原理》也许不会被构想出来；即使构想出来，也未必会完成；即使完成，也未必能够出版。

历史最后给了牛顿最耀眼的位置。但在牛顿身后，有一个不断写信、劝架、校稿，最后甚至自己掏钱的人。那个人叫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