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辰｜撰文

莎士比亚和达尔文可以说是英国的两张金名片，是英国人最引以为豪的精神遗产。但相对来说，在中文世界中，关于莎士比亚的介绍文章和传记作品有很多，而达尔文的介绍文章和传记作品却不多。

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荣休研究员（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苗德岁最近出版了新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可谓填补了中文世界达尔文传记作品的不足。

书中写道：“在科学史上，能够以革命二字冠名的只有两个人，哥白尼和达尔文。哥白尼揭示了地球相对于太阳的正确位置，而达尔文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正确位置。达尔文与林肯出生于同一天（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构建了万物共祖理论，林肯则提出了种族平等观念。这些都是人类思想史上翻天覆地的重大变革。”达尔文对后来的人们，尤其是在精英人物当中影响巨大。2009年，也就是在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之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波士顿大学历史系教授托马斯·F.格里克编纂的名人语录——《普天尽说达尔文》（What about Darwin?），收录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精英人物讲述自己受达尔文著作的影响或与达尔文接触的感受的相关言论，这些人当中有各国政要、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神学家、文学家、诗人和音乐家等等。其中就包括中国的毛泽东——对此，笔者可以作如下的补充，不知道《普天尽说达尔文》一书中有没有类似的文字。

《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曾经向埃德加·斯诺列举了自己早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期间读过的书，其中就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编注1）。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提到达尔文：“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1974年，英国首相希思访华，赠送给毛泽东一张有达尔文亲笔签名的照片及达尔文的著作《人类原始及类择》第一版。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以一种钦佩的口吻与希思谈到了这位进化论者：“达尔文，世界上有很多人骂他。我读过他的书。替他辩护的，叫赫胥黎，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笔者注：在《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中，“咬狗”被翻译为“斗犬”）。”同时，毛泽东还评价了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前半部是唯物论的，后半部是唯心论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达尔文可以说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他搭乘“小猎犬”号环游世界后，创立了进化论，这一理论挑战了“神创论”，彻底改变和塑造了人类对于自然与自身的认识。大家对于这位不凡人物所走过的平凡道路，却知之甚少，而《物种之眼：达尔文传》可说是让这位不朽人物走下了神坛，剥去了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面纱。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斥着碎片化阅读的AI时代，在学科领域不断细分，科学研究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的时代，这样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杰出科学家，对于今天的普通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读罢《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非凡的观察力，成就达尔文

达尔文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像我这样一个能力一般的人，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某些重要方面的新信念，真是有点儿不可思议。”他太过谦虚了。虽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从《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那里得到的启发和灵感，但是归根到底，自然选择理论首先建立在对动植物长期大量的准确观察和归纳总结的基础之上，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达尔文超乎常人的观察能力。

幼年时代的达尔文即养成了热爱自然、观察自然的习惯，他曾在一个小本子上写道：“1819年，我家花园里开了160朵花，1820年开了384朵，1821年开了363朵。”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观察到生活在不同岛屿的象龟在外形上并不一样；这里的鬣蜥一种生活在水里、一种生活在陆地上，彼此相似；他还收集了26种陆地鸟，除了一种北美云雀，其余25种都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独有的，其中一种地雀，它们的喙的结构、尾巴、体型和羽毛形状都十分相似，但生活在距离很近的各个小岛上，特征又不完全相同。在经过漫长的观察和思考之后，他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每一个物种都是上帝一个个独立创造出来的，为什么世上会有数不清、甚至毫无用处的微小差异？难道上帝仅仅出于兴趣，不厌其烦地制造出千千万万略有差别的物种吗？”

书中提到，在1846年到1854年，达尔文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来研究藤壶，每天至少在藤壶研究上花费3个小时的时间。8年下来，他研究过超过1万件以上的藤壶标本，其藤壶研究至今仍然是该领域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研究藤壶，达尔文认识到物种之间的相互联系、物种的可变性、自然选择与生物适应性等理论的意义。在之后写作《物种起源》时，他先后在三个章节中多次以藤壶为例。

从整本书来看，第一版《物种起源》中明确点名到的具体的动植物物种在240种以上，到增订的第六版《物种起源》，明确点名的物种达到了300种左右。相比于观察数量的可观，更为难得的是，达尔文观察到了这些动植物之间的细微差异，并思考和探究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

一般人都忽略了达尔文的另外一些身份，即作为植物学家与人类行为学家的达尔文。在这两个领域，达尔文同样展示出其过人的观察能力。

在专门研究攀缘植物的著作《论攀缘植物的运动与习性》中，达尔文一共研究了42种攀缘植物，他观察到攀缘植物的一种——缠绕植物有不一样的固定缠绕方向。比如牵牛花、四季豆、丝瓜、山药等为逆时针缠绕，而金银花、鸡血藤等为顺时针缠绕，还有一些缠绕植物并没有固定的缠绕方向，比如何首乌等。他猜想这可能与攀缘植物适应生长环境以获得更多阳光雨露有关，也可能与生长激素的分布有关，限于当时的环境，确切原因无从知晓。后来的研究表明，缠绕植物的缠绕方向性，正是生物演化的结果：亿万年前，两种缠绕植物的祖先类型分别生活在南半球和北半球，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雨露，它们的茎端就向阳生长，因此生长在不同半球的祖先类型便向不同方向旋转，慢慢形成了各自固定的旋转方向，后来即使移居他处，其缠绕方向也固定不变地遗传了下来。而那些没有固定缠绕方向的植物，其祖先则起源于赤道附近。

达尔文自大儿子出生起，便开始详细记录众多子女的行为举止，在写作《人与动物的表情》时，他曾让孩子们仰头大笑或望天兴叹，以观察和记录他们面部肌肉的活动。此外，他还把家里的宠物狗和猫当作实验动物，他还给猴子们照镜子，来观察它们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流露出的惊奇表情。

达尔文有一句名言：“在科学研究中，错误的观察比错误的结论更危险。”因为结论尚可以经由逻辑思辨、实验推演加以修正，一旦观察本身出现偏差，建立于其上的全部推理和结论就将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出于这种审慎的科学态度，达尔文终其一生格外重视观察，追求准确的观察。他从来不急于抛出某个宏大的猜想，而是耐心观察、搜集、归纳和总结一个个真实、可靠的事实。

二、竞争者，亦可成知己

书中提到：“在科学史上，不乏亲密的同行与朋友之间因著作署名权之争而反目成仇的例子，不同科学家独立研究出相同发现的案例也并非绝无仅有，但是，像达尔文与华莱士这样相互间未生芥蒂的情形实为罕见。”

1858年，达尔文与华莱士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独立且同时创立了自然选择理论。当年的7月1日，伦敦林奈学会上公开宣读了华莱士的《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达尔文的《物种论》概要以及达尔文写给“美国植物学之父”阿萨·格雷的信的底稿（在这封信中，达尔文阐释了自己的物种起源理论和自然选择学说，这证明了达尔文早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是自然选择理论第一次对外公开。

在此之后，达尔文与华莱士这对“自然选择理论优先权的竞争者”竟然保持了“长达30年的友谊”。达尔文并没有像他曾经的老师罗伯特·格兰特那样将别人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这正是罗伯特·格兰特对达尔文的做法），他们之间惺惺相惜，达尔文赞扬华莱士不畏艰难困苦、执着追求科学真理的崇高精神，华莱士对达尔文钦佩不已，认为他的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工作，在共同提出自然选择理论13个月之后，达尔文完成《物种起源》。对此，华莱士谦虚地说：“我最大的贡献就是促使达尔文先生提前公布了他深藏多年的美妙理论。”出身贫寒的华莱士晚景凄凉，达尔文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社会关系，帮助贫困的华莱士谋取到政府发放的长期生活补贴，对其晚年生活帮助巨大。在达尔文去世后，华莱士还出席了达尔文下葬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葬礼并为其抬棺。二人间充满人情味的交往，跟牛顿与莱布尼茨弟子之间就发明微积分优先权的争吵并最终导致学术割裂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而达尔文与华莱士这对本该是竞争对手之间的友谊，也为今天的科学研究者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反对者，也可为良友

书中写道：“在我研究达尔文这么多年的岁月中，随着认识日益增多，我对他的许多高尚品质也愈加欣赏甚至膜拜。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够和不同领域的同事亲密合作，与持不同信仰或意见的人友好相处。尤其是后面这一点，真是十分难得，而且在实践中知易而行难。” 

在那个被神创论统治的年代，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理论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认为“公开这一想法，就像是公然承认了自己是个杀人犯似的”，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论战，不想与自己曾经的良师益友产生冲突。

达尔文的妻子、恩师和朋友大多数都是极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曾经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帮助或提携了达尔文，而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却彻底挑战了这些人的宗教信仰。达尔文的恩师亨斯洛教授尽管不同意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依然为达尔文同塞奇威克教授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此后他与达尔文依然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地质学家莱伊尔经过长期思考，重新审视自己写就的《地质学原理》《人类的古远性》，终于发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和自己所倡导的地质进化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在《人类的古远性》再版时，他公开宣布支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否定物种创造的观点，并改写了《地质学原理》有关有机生命发展的章节，一个科学家在70岁的时候选择遵循真理，放弃了自己秉持多年的观点。

达尔文的妻子艾玛是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她认为即使死后不能与不信上帝的丈夫一同进入“天堂”，也不妨碍与达尔文相爱相伴，她全力照顾了后来疾病缠身的达尔文。为了完成近5年的环球科学考察，达尔文不仅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也牺牲了健康，他在科考时患上了一种怪病，此后终生受到间歇性的头痛、眩晕、心悸、呕吐、腹痛和浑身肿胀的折磨。后世的科学家在研究了他一生的症状后认为，达尔文是被一种黑色的致病臭虫叮咬后感染了南美锥虫病，这种病当时查不出原因，也无法治愈。而共同生活的43年间，有神论者艾玛对进化论者达尔文担负起了妻子、秘书、护理、玩伴、挚友和心理医生的多重角色。

在此，不能不提及两位一直无法与达尔文达成谅解的人：一位是达尔文的另一位恩师、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他曾经带领达尔文进行了其人生第一次的地质考察，信奉上帝创世说的他终生不能接受进化论，最终在学术上与达尔文分道扬镳。另一位便是“小猎犬”号舰长菲茨罗伊，作为反对达尔文阵营的一员，他手持一本《圣经》出席了1860年6月30日那场科学史上著名的牛津大辩论，菲茨罗伊当场大骂达尔文背叛了宗教信仰，后悔当初不该带他去环球考察，据说菲茨罗伊后来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即与此有关，他于5年后自杀。

四、金钱的特殊重要性

和达尔文同时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家王尔德曾经说：“我年轻时以为金钱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如今老了才知道，原来确实如此。”

如同一般的传记作品一样，《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也从介绍传主的家世开始。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是一位名医、植物学家、生理学家和诗人，他和蒸汽机的改良者瓦特是好友，达尔文的父亲是一位卓越的心理医生和聪明的投资家。达尔文的外祖父是当时最著名的工业家之一、陶瓷工艺发明家和制陶商。达尔文的传记作者保罗·约翰逊曾经说：有如此好的基因，想不成为天才都难啊。

但是，达尔文所继承的不仅仅是祖辈优秀的科研基因，同样重要的是，他生活在非常富裕的家庭。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达尔文生下来就财富自由了，他属于生在罗马的人。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说是达尔文日后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因素，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最大的幸运是一生不必为谋生而屈就任何工作，凭兴趣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正是因为富有，大多数普通人的困扰在达尔文这里根本就不值一提。书中说，根据最新发现的剑桥大学档案资料记载，达尔文是在校学生中花钱最多的，他的开销远远超过其他富家子弟。仅三年的学费就有7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35万英镑（约合330万人民币），而且这仅仅是学费而已，至于在食宿和零用方面的花销，则更加难以统计。

大学毕业之时，达尔文也根本无须像生活在当时和今天的无数大学毕业生一样为求职和生计而奔波，既有钱又有闲的他可以专心致志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搭乘“小猎犬”号环游世界。这艘船本是英国皇家海军用于执行一次远航南美洲测量海岸数据的任务，包括舰长菲茨罗伊在内的其他船员都在领海军部发放的工资，而作为“编外人员”的达尔文非但没有工资，所有的开销统统自费。在4年零278天的考察中，最费钱的不是在船上的伙食费，而是上岸后租房、雇佣助手和向导、租用马匹和骡子，制作标本箱和托运等，在父亲的经济支持下，这些庞大的开销都迎刃而解。事实上，父亲一直以雄厚的财力支撑着达尔文的生活，使他无须在大学谋求教职，就可以专注科研，衣食无忧。

作者在这里特别提到一点，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大多属于所谓“绅士科学家”（Gentleman Scientist），这些人和达尔文一样，出身富贵之家，终生衣食无忧，无须奔波职场，看老板和领导的脸色，大半生受工作的羁绊，被迫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承受绩效考核的压力，也不必考虑求职、升迁，也不必为降薪和失业焦虑等等。（笔者相信这是今天大多数打工牛马的生存状态）。即使是从事他所热爱的科研工作，他也无须拼命申请科研经费，选择自己并不擅长或是根本不感兴趣的科研选题，削尖了脑袋让自己的科研论文刊登于国内外各大核心期刊，科研成果被发文数量的硬性指标绑架，承受着“不出版，就出局”的尴尬窘境，被各类千奇百怪的填表、申报、汇报和评估占去大量本可用于实验和思考的宝贵时间等等。（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今天大多数体制内科研工作者的现状？）而“绅士科学家”却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科学玩家”，一群纯粹的兴趣导向型科研工作者，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科研活动并乐在其中，钻研的领域很多属于当时的冷门或长周期的基础研究，他们属于纯粹的“为科研而科研”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绅士科学家”并不仅出现于维多利亚时代，我们耳熟能详的出身于贵族家庭的亨利·卡文迪许和波义耳，出身于富裕律师家庭的拉瓦锡以及出身于富商家庭的哈维，他们虽然“萧条异代不同时”，但其本质上都是“绅士科学家”，当然，还包括达尔文。

其实，财富的巨大影响力并不仅限于科学领域，也可以影响到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领域。笔者记得在《且听风吟》中，村上春树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话：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的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意儿。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寻找电冰箱里的食品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了《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他出生在非常富有的顶级豪门，在宝贵的一生中仅在职场里耗费了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其余的生命似乎都是为了完成这样一本意识流巨著。

五、信运气

作者在书中写道：“说实话，在运气与天赋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运气。”——其实，天赋也是一种运气，因为它不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就能够获得的。曾国藩曾经在家书中说：“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 晚年的他也曾说：“不信书，信运气。”笔者认为，在人类从事的任何领域，都是如此。

达尔文拥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运气，这一点作者在书中反复说明。书中提到，达尔文能够坐上“小猎犬”号进行环球考察，除了有钱有闲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运气。达尔文22岁这一年，在植物学家亨斯洛教授的推荐下，作为舰长菲茨罗伊的私人伙伴与博物学家加入到这次环球科考之旅。而在成行之前，达尔文经历了很多波折，先是达尔文的父亲不支持儿子的科考行为，最后由他的舅舅说服父亲改变了主意。而此时，达尔文又差点被舰长物色到的另一人选顶替，最终后者因为公务缠身而落选。这些都说明达尔文是一个运气极好的人。22岁——在一个人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进行了一次环球科考之旅，而这次科考不仅使得达尔文不必在小镇做一名牧师和业余博物学家而了此一生，也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自然和自身的认识。

书中提到，美国非虚构大师约翰·麦克菲在文章《达尔文与智利地震》中惊叹于达尔文的运气，在乘坐“小猎犬”号环球考察时，他的目的之一是实地观察地质学家莱伊尔《地质学原理》中讨论的种种地质现象，在这些地质现象中，唯有地震现象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当达尔文到达智利时，正好赶上了1835年8.5级的智利大地震，当时达尔文正在野外的树下睡午觉，作为科学家，既亲身经历了一次烈度极大的地震，又毫发无伤。

除此之外，作者没有写的是，在当时的南美洲，由于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印第安人对于白人的仇视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有一次达尔文在当地考察时，曾与一群印第安人擦肩而过，事后向导对达尔文说，刚才有印第安战士说要干掉我们，多亏他们的头领没有理会。1833年10月，达尔文再次深入南美洲内陆考察，菲茨罗伊托水手给达尔文带去一封信，信中问候道：“很久不见，不知你又有多少次逃脱了印第安人的追杀，多少次跌下山涧，多少次陷进沼泽，多少次被激流冲走……”达尔文曾在日记中写道：“对我来说，责任感总是与兴趣并存的，我不能忘记责任，正如我无法放弃探索自然带给我的巨大快乐。”达尔文在近5年的科学考察过程中的遇险经历很可能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但是，对于探索自然奥秘的强烈兴趣、坚定的意志力和过人的运气，共同支撑着达尔文度过充满艰辛和危险的科考岁月。

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彻底摧毁了神创论以及物种不变论，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生物学以及人类自身的认识。当然，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发现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强烈的兴趣、敏锐准确的观察是内部条件，而财富与运气则是外部条件，多重因素汇聚在一起，最终催生出划时代的理论。但是，达尔文留给世人的，远远不止他的生物进化论，他待人处事的姿态同样闪耀着人格的光芒：面对观点不谋而合的同行，他坦荡大度，不争功名；在那样一个神创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面对立场完全对立、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师友们，他保持克制与尊重，把争论限定在学术范畴之内；即便是面对笃信宗教、和自己的科学信念截然不同的妻子，他也始终给予理解、温情与包容。

理论会被后世不断补充、修正甚至迭代，但是这份宽厚审慎的胸襟，这种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却可以跨越时代，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编注1：疑为严复所译《天演论》。《西行漫记》中确实记载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但毛泽东自修时间为1912年，《物种起源》最早的中文译本（马君武译《物种源始》）出版于1920年，此处或许是记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