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普·雅各布斯 威廉·凯莉

烟雾如同凶猛的野兽，继续在洛杉矶肆虐。事实上，自从1943年7月洛杉矶市区遭到烟雾攻击以来，大气污染对美国西海岸多年以来悠闲的乡村式生活的猛烈冲击从未得到有效的治理。政府一再宣称，只需实施一系列条令就能让人们再次获得水晶般洁净的空气，可是城市中继续弥漫的浓雾却无情地嘲笑了政府的保证。南加州整整一代人都亲眼见证了政府的承诺一次又一次落空，并且在工作中对这些举措所取得的成效有了切身体会。20世纪60年代，如同迷雾一样的烟雾掩盖了它真正的源头——汽车引擎排放出来的化学物质。现在情况不同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推动这种转变的人既不是反文化运动倡导者，也不是政府人士。相反，其中一股力量是笔锋犀利、坚持己见的医生。此外，还有一群社交名流也踩着昂贵的高跟鞋，娉婷多姿地从另一个方向加入进来。这两股力量共同唤醒了最终起到实际作用的拥护者——曾经被烟雾打倒却仍然充满斗争热情的中产阶级。

这些自称“穿着花裙的业余爱好者”的社交名流来很巧妙地模仿国际通用求救信号“SOS”，将“驱除烟雾（Stamp Out Smog）”的首字母缩写作为自己的组织符号。她们的核心成员是1958年加入的来自城市西部高档社区的富裕中年妇女，其中一位领导人是闻名遐迩的好莱坞制片人阿夫顿·斯莱德的妻子——贝弗利山庄的玛乔丽·莱维。SOS组织中很多创始人的丈夫都在娱乐圈工作。该组织成员包括喜剧演员罗伯特·卡明斯的妻子阿特·林克莱特夫人，以及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制片人和美国音乐公司的行政主管等的夫人们。一些年轻女演员，随后也加入其中。她们展开行动，准备推翻男人们对她们颇具轻视意味的“涂着睫毛膏的女斗士”的称呼。很快，她们联合了县高官多恩，一个已经下台却认识到她们组织号召力的保守派。多恩建议女士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她们也听取了他的建议。她们第一次活动时声势浩大，带着饱满的热情不断有节奏地喊着“禁止含硫燃料”口号。她们抱着“人多力量大”的组织理念，又争取了二十多个志愿者组织团体加入到抗议队伍中，如“美国小姐”“援助之手”，还有几个花园俱乐部。SOS组织在早期提出了最为受人赞赏的七点治理烟雾的建议，将专家们历经多年累积所得的常识总结进宣言中，倡议全盆地的快速运输、州排放标准、燃油成分标准及更好的协调研究等。SOS在20世纪60年代的烟雾抗议运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它在全州范围内团结了如此之多的妇女俱乐部，以至于它可以合法地向布朗州长进言，莱维甚至在空气资源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20世纪50年代后期，SOS的目标主要是来自南湾地区炼油厂的含硫烟雾。当时，西部石油和天然气联合会已经推选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出来反驳有关石油燃料禁令的提案。他们并不喜欢这些他们看来可怜的无知女人。联合会副会长费利克斯·查普利特说道：“这个组织不了解烟雾的真正起因，也不知道石油燃料给我们南部的经济带来多大的增长。”这是对SOS组织很大的轻视，但不是最后一次。在关键的投票或者会议前，女士们手中挥舞着电话听筒，就像在社区使用扩音器一样，同时每一位成员都会给决策者写一封信。然后，她们打给其他十位成员，要求她们重复这种努力。这样的结果经常是形成一种雪崩式的“反烟雾邮件潮”，并最终影响了决策过程。在推动燃油禁令时，她们不仅把注意力集中在西部石油和天然气联合会自相矛盾的观点上，还引用了美国癌症协会的一个预测结果：“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将会有超过100万美国学龄儿童罹患肺癌并因此死亡。”值得一提的是，该地区的石油工业在那时已经大幅度地消减了从烟囱里排出的废弃物。SOS还发动了广为人知的改革运动。

名声对她们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SOS军团就经常拖着她们十分不情愿的孩子参加如马拉松比赛般的规则制定会议，欣赏这个日益精彩的光影世界所营造出的美好画面。后来，她们机智又幽默地调侃着空气污染。1964年在大使酒店举办的题为“令人扫兴的二十一岁生日晚会”上，SOS展示了一个富含糖分和象征意义的骷髅蛋糕。

要想从傲慢、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媒体那里赢得信誉，女人们就得像经营小本生意一样小心翼翼。SOS的会长阿夫顿·斯莱德夫人在1965年反驳了《时代周刊》赋予她的“烟雾女士”称号，并认为人们早就应该对之进行反思。当时女性在美国社会的传统作用只是打破家庭生活隔膜，尽管这些女性团体获得了不错的声誉，但参与环保事务却在她们的个人关系中引起了摩擦。一位奥兰治县的叫琼·萨默斯的家庭主妇（也是SOS成员）证明了这一点。她说一些成员的丈夫或者男朋友因为她们花在组织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而表现出烦躁或者嫉妒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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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凡奇医生没有动摇，丝毫没有。1963年11月，一位73岁的店员内森·戈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凡奇医生在给这位病人出具死亡证明时，直白而耸人听闻地写道“洛杉矶烟雾”是致死原因之一。县卫生局在国际已知的疾病列表中找不到空气污染这一条，因此不同意他的观点，并断然拒绝了戈登的死亡证明书。县法医西奥多·柯菲解释说：“如果部门接受了凡奇的验尸报告，那么等同于打开了投机认证的大门。”他认识到，要是开了这个先例可能会引起混乱，甚至付出法律代价，因为那些惯于趁火打劫的律师是不会放过这些机会的。

给出证据的重任落到了医生身上，但非医务人员觉得他们看到的不是字面上的辩驳而是自高自大的狂言。凡奇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我是个好心的医生，”他说，“但我同时也是一个自由的市民，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凡奇之前已经做过类似的事情，他曾经把空气污染列为一个因咳嗽而血管爆裂的80岁老人的死因之一。凡奇相信烟雾中的某些成分能够严重刺激人的心脏，使其过度紧张。有冠状动脉病史的人群对这些成分尤其敏感。他同事的病例会支持这个观点，事实也确实如此。

20世纪20年代末期，烟雾和健康危机还没有同时出现时，一位当地医生就曾经把烟雾作为一位69岁女性病人死因之一列出，他就是著名的外科医生约翰·巴罗，一位备受尊敬的洛杉矶县医学协会会长。一位同行后来回忆道：“其他医生都没有勇气把烟雾作为死因。”30年后，这个医学协会的污染委员会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吸入洛杉矶深受污染的空气会缩短寿命。该协会烟雾小组主席弗朗西斯·波廷杰医生在1953年说：“我知道的情况是，患有肺部疾病或者（鼻部）充血的人离开这里到了别处以后，病情都会好转。”考虑到其他医生把烟雾作为病原体的看法，他这么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几乎同时，南加州大学的一位外科教授在国会证词中说道，空气污染可能比吸烟更容易导致肺癌。

相反的观点认为，空气污染完全无害。关于两种说法的争论几乎贯穿整个时代。烟雾长期效应不被人们接受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统计学上强有力的、可重复的证据。这种情况在凡奇医生发表那番勇敢言论之后持续了很多年。由于他们发表环境恶化造成的病例的观测报告，洛杉矶医生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群。与之相对立的是一个商业机构，他们对于空气污染物引发疾病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因而要求对此加以证明。他们一直认为自己之前曾被不公平地当作替罪羊，所以渴望能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对于一些医生来说，没有磁共振成像MRI仪器，没有全面的血液检查，更没有硬盘里满满的相关文献，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在病人身上看到的，以及用听诊器在病人身上听到的来加以推断。基于所观察到的情况，他们认为，洛杉矶的空气肯定对人体有害，而且可能致死。在1952年致市长的公开信中，医学协会推荐了一个健康方面的研究，其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统计分析结果。根据一项协会成员间的民意测验结果，91%的人相信烟雾在破坏病人的健康，从鼻腔直至身体内部器官。

事情的发展就如医生们所预言的一样。1955年，南加州大学病理学家保罗·科廷博士引领了研究的热潮。他对烟雾在喉癌和肺癌日益上升的发病趋势中的作用有所察觉，但不确定抽烟率增加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后来，他注意到小鼠暴露于空气污染物中以后身上的肿瘤变化极大，肯定空气中的毒素是导致癌症的因素之一。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副院长西摩·法伯博士在1961年指出，他通过数值计算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科廷的发现。他说：“统计研究表明，呼吸系统癌症确实和空气污染有关。”他补充说，“虽然不太确定但是同样令人不安的是，烟雾对于支气管炎、哮喘和肺气肿患者的病情有恶化的作用。”在烟雾严重的日子里，男性吸烟者甚至衰弱到无法走过半个街区。

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官场，烟雾和癌症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是视情况而定的，可操作性很强。艾森豪威尔的卫生部长不经过三重确认一般不敢给政府出具官方意见。

由于数据处理和分析刚刚开始，科学界和医学界还没有绝对肯定的答案。被这种局面困扰的权威部门通常只能对人们报以同情。一份空气污染控制局的早期报告指出，人们忧心似焚是可以理解的。它还建议通过医学研究来处理未来地方官员因为不擅长而加以回避的问题（可能的话鼓励诉讼）。报告说：“他们恳求帮助，这不能掉以轻心。”随后一份可能发表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后续研究手稿也透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报告中提到，县医学协会于1956年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95%的受访医师提到了“烟雾综合征”，其中包括常见的呼吸神经系统症状。研究人员已经知道，空气污染物可以在人们无所察觉的情况下对他们的肺造成损伤。对于居住在高速公路和发电厂附近的居民来说，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也会给他们带来类似的风险。尽管如此，仍然没有权威的证据证明死亡和吸入烟雾之间存在联系。

电影爱好者可能会认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75年的大片《大白鲨》（Jaws）中“风险—回报”的情节，是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启发。在影片中，一条极度饥饿的大白鲨栖息在东海岸度假小镇附近的海域。油滑的市长必须在维护当地夏季火热的旅游市场和关闭海滩以免游客成为鲨鱼香饵之间做出选择。在南加州，对烟雾最激进的反应是局部疏散，破坏性最小的是无所作为，直至有数据进行监管。1954年10月，当臭名昭著的烟雾在这一区域开始变成灰蓝色时，奈特州长不得不费尽口舌说服当时风声鹤唳的洛杉矶人，空气污染没有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可怕的威胁。这一结论是他与“紧急召集”的当地20位科学家和医生协商的结果。专家们给他总结的内容与十年前告知弗莱彻·鲍伦的完全一样：烟雾是一个“恼人的麻烦”，但不会对“大多数人”造成持久的伤害。与他们的同事从患者身上得到的结论相比，这一结论显然更加乐观。在所有人都没有答案的潜在颓势中，一个童子军的眼睛在烟雾来袭时肿得睁不开的短篇新闻，和州长“一切都好”的信誓旦旦的保证一起出现了。一个月以后，一个10岁女孩阿尔汉布拉由于受到气溶胶毒素感染而离奇死亡。直到这个时候，科廷推测：“即将来临的既不是突发事件，也不是天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院长斯塔福德·沃伦说，他还没看到确凿的证据能证明“烟雾致死”。

此后，国家基于动物组织试验和汽车制造商的排放研究规定了最大污染物水平，同时开始建议在污染物积聚之前采取措施停止排放。这是加州环境方面的又一个新奇事物，是解决之前被忽略的监管死角的又一个机会。6000只精心挑选的小鼠、大鼠和豚鼠由全国各地的机构引进，其中陆军的马里兰生物研究中心负责USC/汉考克（Hancock）基金会对肺损伤的试验。在东洛杉矶阿祖萨、伯班克好莱坞高速公路附近的暴露站点，一组小动物吸入受污染的空气，而对照组则吸入净化后的空气。为了获得第一手的人体数据，加州卫生官员开始对14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成员进行追踪，其中40%住在洛杉矶地区。四年后，县综合医院的医生开始征集患慢性肺病的志愿者在实验室环境中呼吸受污染的空气。聪明的技术人员进行无处不在的污染测试，然后把下结论的事情留给别人。

在科学上无懈可击的证据出现之前，医学界主要仰赖县医学协会来表达他们令人不安的理念。他们认为二氧化硫是威胁公共健康的定时炸弹，并推翻了烟雾引起疟疾或者肝硬化的边缘理论。最大胆的是，该协会就其2803位患者进行了调查。绝大多数的调查结果都说明，吸入非化学物具有破坏性。他们1955年的报告即以“空气污染是致命的”为题。该协会还通过1957年进行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研究进一步强化其调查结果。这项研究质疑新近建立的厂房排放的有毒空气使加州上空产生新的或是变异的病原体。不过，能看到病变第一手资料的还是该协会的医生，如肿瘤学家、病理学家和Ｘ射线临床医学家等。他们本来就是最相信臭氧、过氧化物、醛及其衍生物是致病因子的那一群人。在同一时间，加州理工学院一位化学战专家在微生物试验之后就同一主题推进了这一研究。他说，看不见的粉尘、硫、盐和金属等颗粒物可以把烟雾的毒性提高25倍。这个数字看起来也没那么让人目瞪口呆。县医学协会和当地的结核病健康协会196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医生曾经建议１万名居民离开南加州以保障其健康。更正一下，他们曾经在一年内敦促9000~10000人离开。

跳过两个烟雾季到1963年。加州的肺气肿患病率是十年前的四倍，明显高于一些劳动密集型工业基地，如宾夕法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尽管没有确凿证据把糟糕的健康状况归因于烟雾（一位医生说，他所学的诊断手段当时仍然处于马车时代），医生仍在病历中建议将它作为需要考虑的因素。1963年一半以上的时间，市中心氮氧化物浓度都超过国家新标准。烟雾肆虐的城市，如伯班克、帕萨迪纳、阿祖萨和波莫纳，甚至有超过200天超标（相比之下，旧金山这一年只有12天超标，而圣迭戈则为35天）。

让领导们睡不着的不只是他们的颈椎。空气管理区的两位最高领导人——史密斯·格里斯沃尔德、路易斯·富勒拒绝放过抨击的机会：最让人恐惧的事情已经发生，尽管已经采取了激烈的防范措施，洛杉矶还是成为一个弥漫着有毒空气的屠宰场。地方医学专家认为，目前为止南加州已经算幸运的，大规模灾害的形成条件——主要是长时间维持的逆温层与烟雾的突然聚集并没有同时出现。截至1967年10月，警报次数在过去五年内稳步增长。有一部分医生估计，南加州1000万居民将有16%在两周内处于危险中，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住在臭氧及其伴生污染物积聚的内陆山谷中。其中16万有呼吸道问题的人是易感人群。

林恩·阿特金森因为肺气肿被医生照顾了15年，此时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沮丧。阿特金森是一个出色的承包商，他的公司建造了结实的公共工程项目，其中包括亚利桑那州的柯立芝坝和奥克兰水库。后来他的肺部由于暴露在洛杉矶的空气中而发生病变，并因此永久地退休了。1961年7月，他从12楼一跃而下，奔赴死亡。市警察局发现了他的遗书：“我已经在这个除了烟雾几乎完美的环境里居住了近50年……这或许是我所发出的需要改变的呼声，（并且）它会起到好的作用。”很久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数以千计的人死亡之后，流行病学才发展到足够尖端，可以印证阿特金森当时的感觉。一个人平均每天呼吸1.5万次，那些没有被及时呼出的空气，尤其是被文明灰烬污染过的空气，会缩短人的寿命。

烟雾研究人员在这个流行病学、基因学和公共卫生学互相交叉的前沿科学领域展开探索。一些早些年致力研究器官损伤的专家开始更细微的思考，把注意力转移到肺腺泡——数以百万计的肺部小气囊。空气污染似乎能够引发细胞萎缩，减小肺活量，尤其是对肺部存在缺陷的人来说。病理学家在尸检过程中发现，被烟雾侵蚀的肺部不再是正常的粉红色，而呈灰黄色，有的带有黑色突起斑纹，很多还布满了小孔。

到了1970年，一些医生深信，呼吸南加州烟雾弥漫的空气等同于一天抽一两包烟。南加州大学一项关于臭氧和氮氧化物的研究强调，这种空气中存在自由扩散的病原体，长期置身其中可能会削弱血红细胞的防御功能，甚至让这些病原体渗入大脑和肌肉。州卫生官员发现了其中的内在联系：当烟雾最为严重的时候，致命的心脏病会发作。

阿特金森的遗孀可能会加上一句：这也会引发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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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注：此处为原书第7章前半部分；原文中外国人和地点有英文名对照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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