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寄给我舅父一本北堂书目，此书是在1948年、1949年出版的，编者是惠泽霖，一个荷兰神父，他当时在北堂（即现在的西什库教堂）工作，耶稣会原来的藏书都集中在那里，这些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划拨给国家图书馆。那时候我很小，印象特别深，竟然有这么大一批书从西方传到了中国。于是我读研究生之后特别关注中西交流，与此书目有不解之缘。

读书过程中关注到两个法国学者的著作，一个是裴化行，他是耶稣会士，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天津工商大学当教授，教授数学，他写了很多文章和专著，讨论中法关系史，特别涉及欧洲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另外一个是荣振华，也是耶稣会士，曾在上海工作，在当时的《震旦学志》发表了不少文章。我接触荣振华的耶稣会士著作目录，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耿昇先生，他当时翻译介绍了荣振华的一些文章。这两位法国耶稣会士对我的影响很大。

受这几位学者论著的影响，后来我觉得要研究这个时代，必须要多了解一些外国语言，于是我在读硕士的时候（1985-1988年）就开始选法语，后来选了日语、德语。那时候正好有一位辅仁大学毕业的杨堤神父，他那时在合肥，赋闲在家。他大学期间曾研究过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是很有学问的老先生。他十多岁的时候在安徽芜湖一带，跟着西班牙神父学习西班牙文、拉丁文等语言，后来到辅仁大学学习，后来当神父，五十年代以后被迫还俗。通过朋友介绍，我跟他学拉丁文，他当时直接用拉丁文《圣经》教我，是我的拉丁文启蒙老师，他给我写的拉丁文信我至今还珍藏着。1988年，我读博士之后，到了北京。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世界史的刘家和先生，邀请当时常驻北师大的德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主编弥维礼先生教授拉丁文，他的两个博士生，社科院的一位年轻人，还有我，一共四个人跟他学拉丁文，学了一学期。对于这两位老师的教诲，一直感恩于心。不同语言的学习为我此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大家都知道康熙时代编了很多书，如《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套的书，还有《明史》等书。科学方面的书叫做《律历渊源》，此书分成数学、天文学、音乐三个部分，分别是《数理精蕴》《钦若历书》（即《历象考成》）和《律吕正义》。因为《数理精蕴》涉及到中西数学方面的交流，而且和法国耶稣会士有关，所以我就选了这本书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我选这本书之前已有一些人做了相关的研究，但仍有很多有待深化的地方。因为在明末清初很多欧洲书籍翻译或改编过来的时候常常不写出处，我们需要研究清楚它们的来源。但也有些书，比方说李之藻翻译的书，来源是清楚的，如《名理探》译自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解本。但是《数理精蕴》是御制的书，经由一些中国文人的改编，很多内容根本不知道具体出处。于是我以此为例，试图弄清不同数学内容的西方来源。这本书值得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此书完成之前，还有很多手稿存世，通过研究可以看出编辑的过程，而很多明清科学书籍的译本只有最后的成品（即印刷本），过程无法还原。《数理精蕴》成书之前的多种稿本，原保存在宫廷，现在保存在故宫图书馆，有的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还包括我后来在巴黎、里昂图书馆发现的一些手稿。

《数理精蕴》在1722年以铜活字印刷，后来雍正初年又雕版印刷。前期的稿本不光有汉文，还有满文本留下来，于是我们可以把书籍编撰的过程一步一步还原。《数理精蕴》包括很多内容，一是《几何原本》，即几何学的内容，另外还有借根方，即代数学方面的内容，还有对数，等等，这些基本上是现在初中或者高中期间学的东西。此外，我的博士论文也讨论了参与编撰的相关人员。比方说有两个法国传教士参与了编译活动，一个叫白晋，一位是张诚。上世纪二十年代，我老师的老师李俨先生，他得知故宫藏有一个满文本《几何原本》，但不知此书的来源，于是通过袁同礼先生向陈寅恪先生求助，后来陈寅恪先生写了一篇关于满文《几何原本》的短文，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此文提到了李俨先生的名字。我后来发现袁同礼先生给李俨先生的信，才得知陈寅恪写这篇文章正是为了答复李俨先生的问题。

陈寅恪先生研究满文《几何原本》之后，虽然他并没有完全解决底本问题，但是他证明了康熙朝的《几何原本》和利玛窦、徐光启1607年刊刻的《几何原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几何原本》基于利玛窦在罗马学院的老师丁先生的著作。陈寅恪先生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满文本《几何原本》与1607年利、徐版本没关系，但他并没有搞清楚这部书是从哪里来的。在博士论文中，我对此进行了研究，指出此书实际上基于法国路易大帝学校数学教授巴蒂斯的数学著作。

当初我所做的就是在做文本分析，就像当初陈寅恪先生学了很多语言，对佛经内容做文本分析一样。通过文本的详细比对，看翻译的具体过程，哪些是借用的词汇，哪些是创用的词汇。明末清初很多几何学词汇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的中学还在用，受到徐光启、利玛窦的《几何原本》的影响很大。到了康熙时代，同样用《几何原本》作为巴蒂斯著作的书名，这样就引起了后人的误会，一直到晚清的时候，江南制造局重新刊刻《几何原本》，写序的人就混淆了两个《几何原本》的差别。

除了《几何原本》以外，后来我还研究了《算法纂要总纲》这部书。此书也是宫廷的稿本，是最基础的小学算术内容。这本书以前因为没有作者，根本搞不清楚是谁写的，或谁编的。像乾嘉学者阮元在当时编《畴人传》的时候，就以为是年羹尧的兄弟年希尧写的。后来我看到比利时学者写的耶稣会士安多的传，简单提到了安多曾编译过代数学和算术著作。安多曾在宫廷任职，来华前曾用拉丁文写过《数学纲要》（Synopsis mathematica）一书。我于是联想起《算法纂要总纲》一书，可能和《数学纲要》有关，后来在原北堂图书馆里面找到安多的拉丁文原著，与《算法纂要总纲》比对后发现两书完全一样，数学题目也一样，于是可明确《算法纂要总纲》译自《数学纲要》，这一发现令我十分兴奋。

法文文本的比对较为简单，如巴蒂斯的法文《几何原本》和汉文的比对。但是安多的书是拉丁文，比对相对来说比较难，但可取巧的是，数学题目的数字是阿拉伯数字，所以你只要比对数字题目是否一样就可以了，当然学过一点拉丁文就更好。最后的结果是证明这本《算法纂要总纲》不是年希尧写的，与年希尧没有关系，而且这本书正好是安多撰写的，是给康熙的教材。非常巧合的是，这本《算法纂要总纲》不光国家图书馆有，另外李俨先生的藏书里面也有，上面还盖了两个藏书章，一个藏书章是怡亲王的，即康熙十三子胤祥，这个肯定是宫里出来的，另外一个藏书章是曲阜孔继涵的，戴震的儿女亲家。孔继涵对算学也感兴趣，曾刻过《算经十书》，不知怡亲王的书如何流落到他的手里？

那么这本书怎样落到李俨先生手里？十几年前，李俨先生的书信在中国书店拍卖，大概有七百封信，非常有价值。民国初年，李俨先生跟当时很多学者有来往，现存王重民给李俨的信有二十几封，向达的信有四封，张申府的信也不少，还有章用（章士钊的儿子）的信，严敦杰先生的信是最多的，近八十封。这些信中张申府的信我觉得是最早最有意思的，张申府嗜好藏书，经常去琉璃厂，所以看到有什么数学方面的书就写信告诉李俨，这本《算法纂要总纲》就是他在琉璃厂文禄堂发现的。那本书当时开价一百二十元，很贵，但后来张申府还是代为买下，寄给李俨，此书现在就保存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

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巧合，因为有这些书，我后来才能把这些书跟北堂的书比对做点研究。最初阶段我就是做了文本比对工作，从算术、几何、对数、代数到三角的相关著作，都做了研究。文本比对工作富有挑战性，难度也不小，后来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因为这些研究对纯粹搞数学的人有兴趣，受众面太小。后来慢慢开始转向，开始研究数学文本怎么样对后世产生影响一类的问题。比方说乾嘉学派的一些学者，如钱大昕、江永、戴震，这些人为什么后来对算学这么感兴趣？很多研究乾嘉学派经学、算学的学者，对这方面的强调不太够。我于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一批士人，考察他们接触西方历算之后，怎样借助西学用于治经，这些做法如何被乾嘉学者发扬光大，所以历算和经学的关系确实非常非常重要。怎样通过对历算的了解来研究经学的问题，如对《诗经》《尚书》中天象的解释，就成为当时讨论的重要话题。

从清初开始，一批学者，比如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中开始借用西方的历算知识来从事经学研究，学术风气慢慢的变了，所以我后来比较关注乾嘉学派是怎么样形成的，如何受西学的影响，怎样用历算来治经这类问题，探讨顾炎武、阎若璩、梅文鼎这批清初学者对乾嘉学派的影响，这是清代学术史思想方面的重要问题。

另外，博士论文还重点研究了康熙御制《数理精蕴》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乾嘉学派以及19世纪一批数学家的影响，如杭州的项名达、戴煦这些学者，他们是19世纪最出色的两个数学家。《数理精蕴》这本书影响很大，因为它是御制的。尽管在最初的时候，即雍正年间和乾隆初年没有推广，书板由官方保存，不能流通，影响了传播。后来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上了一个奏折，请求乾隆皇帝允许地方自备纸张到北京刷印，在这之后《数理精蕴》才慢慢推广开来。

因此清代科学的传播有滞后的因素。康熙之后过了几十年，一直到了乾隆中晚期，历算学的研究才真正兴起，对科学传播的滞后因素，研究科学史的人以前没有给予太多注意。所以我觉得梅瑴成的奏折是很重要的，梅瑴成对乾嘉学派历算研究的影响，值得认真研究。所以我的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了对数学文本的研究，文本对数学家影响的研究，乃至对乾嘉学派影响的研究，慢慢更开始偏向一些科学社会史的研究。

后来康熙时代科学的社会史、文化史成为我的研究重点。以往很多问题研究得并不很清楚，比方说康熙皇帝接受科学是怎么样的过程？他为什么要对科学感兴趣？不同阶段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康熙的决策？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我博士之后，才慢慢开始注意到的。1992-1993年到日本，1993年之后多次访问欧洲，在欧洲看了很多相关档案，所以在这些档案的基础上让我思考更多的问题，特别是在法国有很多档案，包括国王数学家洪若等人的书信、白晋的日记，以及皇家科学院的档案，让我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康熙在当时要推动一些科学的活动。

同时也让我更多的考虑，康熙作为满族的皇帝，是怎样借助于西学来达到皇权统治的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关注政治史方面的问题。于是我系统阅读了康熙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一类的官员的文集，因为《起居注》《实录》里面经常会出现这些人的名字，于是扩大了整个学术史的网络。这时候注意到很重要的人物是李光地，他是福建安溪人，尽管很多学者对李光地的为人颇有微词，但是他确实是康熙时代最为重要的人物，其地位可以和明末最重要的人物徐光启相媲美。我对李光地花了很多的精力，因为李光地在不同场合曾被康熙当面训斥，特别是1689年第二次南巡的时候，李光地随着康熙到了南京，在观星台做了老人星的观测，这场政治事件后来导致了李光地主动学习算学，把梅文鼎请到家里，目的是为了迎合康熙皇帝。《数理精蕴》最后能够编成，和李光地、梅文鼎培养的一批人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要编成这本书，没有团队根本不可能，李光地很大的功劳是把当时最好的数学家梅文鼎请来，培养人才，为编撰数学著作做准备，所以李光地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我开始研究这批群体，特别是在蒙养斋算学供职的人员。不光有曾在李光地身边的一批数学家，有汉族的，满族的，还有蒙古族的，连著名学者方苞也被请来编撰，这点大家一般不太注意。方苞跟蒙养斋的人员关系密切，《数理精蕴》最后润色，可能有方苞的功劳。除了这批士人和大臣以外，还有一些传教士集中在北京，在宫廷工作，为皇帝服务，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分属不同修会，比如耶稣会、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还有传信部派来的。这批传教士有所谓的新西洋人，旧西洋人。旧西洋人主要指葡萄牙派掌控的一批传教士，新西洋人主要是路易十四派到北京来的一批人，这批人有一技之长，有的精通天文，有的熟悉数学，在宫廷的作用最为重要。

此外还有一群人值得关注，那就是钦天监的天文学家，他们的出身如何？是否教徒身份？这些原来也完全不清楚。1997年，我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一批档案，发现钦天监的多数天文学家都是教徒，这批人相当于是在国家天文台工作的科学家，竟然都奉了教，这让我十分惊讶。这表明清代皇家天文台已成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完全被西方传教士所掌控。这种现象可追溯到明末，已经有耶稣会士在培植奉教天文学家，他们不仅对西学感兴趣，学习欧洲天文学，还学习西方宗教，最终皈依上帝。这种状况持续到康熙末年。那么这批人是从哪里来的？很值得研究。通过研究发现，他们大多来自江浙一带以及天主教盛行的地区。不少的人来自杭州，因为杭州是最早传教的地方，也有的来自山西绛州和北京。我推测这一批人因为与传教士来往密切，或信了教，于是由传教士推荐到北京，在钦天监工作。在北京有这么一批人喜好西学，包括康熙朝最有名的画家焦秉贞。大家都知道《耕织图》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因为康熙自己对农学很感兴趣，曾在丰泽园，即毛主席曾经居住的中南海里面推广御稻。焦秉贞也是一个教徒，关于他是教徒的事，以前没有直接证据。巴黎藏有一份文件，只有单独一份，黄一农先生看过，我也看过，里面提到一位名叫焦保禄的教徒。黄先生当时解读这份文书，没有正确考证出焦保禄是谁。我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里发现了同样内容的档案，传教士把这份档案译成了拉丁文，两个文本有细微差别：中文只有教徒的签名，但是拉丁文本的人名后还多了官衔品级。我通过官品明确考证出在钦天监任职的焦保禄其实是焦秉贞，从而确认了焦秉贞的教徒身份。这一发现令我十分欣喜。这说明康熙朝以焦秉贞为代表的宫廷画家与传教士的密切关系，这无疑会有助理解焦秉贞绘画西洋因素的来源，并能更好理解中国教徒对科学和宗教的态度。

由于杨光先反教案的影响，康熙时代中叶以后，文人对天主教噤若寒蝉，即使与传教士有来往，也很少在文集中提及。相反朝鲜燕行史则喜欢与传教士交往，也不忌讳与传教士的交谈，燕行录正好弥补了中国文人记载的缺憾。我在康熙时代的燕行录里面注意到，燕行使很好奇，经常会去北京的天主堂里拜访传教士，与传教士聊天，并互赠礼物，顺便也记载了为传教士服务的文人群体。发现这些人多为教徒，有的在钦天监任职，有的来自杭州，可见当时天主教徒的流动范围很广。对这些人物的研究，成为我关心的话题。

多年来，我试图把明清科学史研究的视野扩展得更宽一点，关注明清之际，以及清中叶到嘉道时期，两百多年间中国人接受西学的态度转变。我觉得明末到清初，清中叶士人对西学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系。如果大家看明代很多学者的书，都会看到一种说法，用了陆九渊的话语：东方西方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南方北方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可看出明末的时候，一批士大夫的胸襟开阔，十分自信，觉得西方很多好的地方，值得中国人学习，这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心态，促进了文化的互鉴。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西方科学和宗教的引进还是引来保守派的反感，所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借用“心同理同”显然是很好的说辞或借口。另外徐光启还在编译《崇祯历书》用了一个说法，叫做“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即要保持“大统”的体，而借用算法数表等西方的“材质”，这相当于晚清张之洞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持中国民族本位，成功地消弭了反对派的声音。徐光启的主张一直到了清初乃至乾隆时期仍被人引用，影响深远。

明末清初也有一批人提出“礼失求野”，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有很好的历算传统，而现在欧洲人在此方面有所进步，这是明末的说法。到了清初的时候，又开始用“西学中源”了，明确指出欧洲的历算知识是从中国传到西方，中国学术是欧洲学术的源头。我所做的研究的意图是，从更长的时段分析康熙皇帝和梅文鼎等一批人所提倡的“西学中源”产生的背景，从科学、政治、文化等因素加以全面考察。另一方面，考虑怎样从全球史的视野下来研究康熙时代，因为康熙时代跟很多国家有交往，不仅有周边的亚洲国家，康熙初年也有荷兰、葡萄牙使节来华，到了1688年，则有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当然还有俄国使团。到了康熙晚年，还有教廷特使到达北京。我们一定要放在大的视野下来研究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同时比较科学在东亚的传播和接受的情况，特别是在日本、朝鲜和东南亚（暹罗、越南）地区的传播。

为此，我还专门考察过西方和暹罗的交往，也曾亲自到暹罗的首都大城考察，以扩大研究的视野。因为1687年、1688年前后，暹罗国王也是跟康熙皇帝一样，对天主教很感兴趣，跟法国、梵蒂冈有许多来往，后来发生政变，传教士被赶出了宫廷。1687年、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国王数学家”到达宁波和北京，是康熙时代中西关系史上重要的转折期。美国南加州大学有一位学者叫做John Wills，中文名叫卫思韩，他写过一本书叫做《1688 A Global History》，这本书有中文本，在台湾和大陆出版过，此书从全球史的视野探讨1688年这一年，在亚洲、欧洲乃至世界发生的一些故事。这个时候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也十分重要。我主要想把交流的时空扩展，关注不同的时空所发生的故事。具体到康熙时代，关注不同的活动场所，如康熙和传教士在紫禁城里的传授和学习，中国文人和朝鲜燕行使在教堂与传教士的接触，北大西门附近的畅春园也是很重要的交流场所，这里不仅有天文测量活动，也有许多传教士和文人为康熙皇帝服务。另外，根据一些中文和西文材料，康熙皇帝无论是南巡的时候，还是到避暑山庄期间，我们发现康熙都跟传教士有来往，而且出巡时，特别是到避暑山庄的时候，每次都有洋人跟着，以备随时顾问。康熙东巡时，或是出征噶尔丹，也会带上传教士。总之，通过中西文献的比对，我们才可以重构康熙时代中西交往的整个历史。

除了研究传教士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外，我也关注中国的学问如何传到西方去。在读博士期间，全面查阅了法国皇家科学院和伦敦皇家学会的期刊，后来在法国前后待了两三年时间，在英国待过近一年，系统查阅了17、18世纪法国皇家学术机构的其他重要刊物，如法国皇家碑铭和美文学院的杂志和学者杂志，特别关注康熙时代中后期与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家对中国的看法及其改变，也就是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探讨康乾时代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不光关注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探讨中国传统科学技艺在欧洲的传播，以及科学技术传播背后的宗教、社会、文化、政治因素。

1997年春，我到了罗马之后，关注的问题更宽一点，不光涉及科学问题的本身，而且特别注意教廷特使多罗1705年来华之后所发生的教廷和清廷的冲突，也就是围绕礼仪之争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往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宫廷档案文献，当时中国普通教徒的声音，国内保留的材料很少，而欧洲所保存的史料则可弥补这一缺憾。我的思路是做一个史料长编，基本上按年，有的时候按月、按天，来编排重要的活动，即从1700年左右礼仪之争白热化之后，到1710年多罗在澳门去世之间这五六年内发生的活动，这将大大拓展陈垣先生所编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的范围。在此基础上，以礼仪之争为中心，撰写一本清廷和教廷关系史的新著。初稿早已写成，正在修订中，希望不久就能定稿。科学传播与宗教息息相关，两者是有机的整体，这也是我从康熙时代的科学史转向天主教史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熙时代的文献汗牛充栋，不光有中文文献（官方文书、宫廷档案和士大夫的文集），还有保存在欧洲的大量传教士的信件、手稿，涉及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只能在全球史的大视野下，将中西文献作一系统的比对，才能全面、真实还原康熙时代科学、宗教的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