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计算员的诞生

回到20世纪初，随着第一波女性主义的浪潮席卷全球，女性第一次拥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二战时期的美国，许多男性被派往前线，这也为女性创造了就业空缺。尽管如此，当时对女性提供的职位不外乎教师、护士、秘书几类，而且她们一结婚就会被辞退。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大学学习理工科的女生已是少数，能够实现她们抱负的人就更少了，芭比·坎莱特（Barby Canright）就是幸运儿之一。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里，芭比和丈夫理查德受朋友们的邀请，加入刚刚成立的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火箭研究计划。这个实验室就是JPL的前身，担任项目主任的是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

芭比和理查德的职位是计算员，负责将一个个参数代入方程，告诉工程师们火箭发动机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她发现这份工作她做起来得心应手，唯一的烦恼是缺少女性朋友的陪伴——她和秘书是实验室里仅有的两位女性。

不久后，理查德升任工程师，但和他资历相同的芭比没有得到提拔。不过随着实验室的扩张，芭比身边有了更多的女同事。最终，在女主管梅茜·罗伯茨（Macie Roberts）的主导下，JPL组建起一支“娘子军”。这些女孩都热爱数学、工程，不满足于当时典型的“女性职业”，她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计算员的工作很受尊重，薪水丰厚，申请的男性非常多，但梅茜拒绝录用他们。这样做看起来不太公平，但是要知道，当时所有的工程师职位都拒绝录用女性。

• 打破玻璃天花板

JPL在上世纪40年代起步时从事的是火箭研究，后来为美国军方研究导弹，冷战期间又转向航天探索。计算员们的工作也越来越繁重、困难。她们和工程师密切配合，一遍遍计算各种参数、飞行轨迹，挑战一个又一个航天任务。

随着第一批加入实验室的计算员步入婚姻、生儿育女，新的挑战也接踵而来。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几乎所有的适龄女性都会结婚，而孩子不满18岁的已婚女性里只有25%的人会去上班。但JPL有许多女计算员在生育后回到了工作岗位，这离不开女性高管们的支持。她们欢迎已婚已育的计算员们回到职场，并为妈妈们提供灵活工作时间等支持。一些计算员的丈夫也用行动支持性别平等，积极分担家务，支持妻子的工作。他们有的负责换尿布、接送孩子，有的选择上夜班，以便和上白班的妻子轮流照顾孩子。

与此同时，计算员们还面临着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那就是飞速发展的计算机。在实验室刚刚成立时，计算员们主要用纸笔计算，她们会拿着写有计算结果的笔记本一路小跑，送到试验井里正在点火的火箭旁边。实验室配置了一台弗莱登（Friden）计算器，但它只能做加减乘除。到上世纪50年代末，实验室引进了IBM 701、宝来公司（Burroughs）的E101等计算设备，但它们操作繁琐，还经常崩溃。

渐渐地，“computer”一词的含义从计算员变成了计算机，女计算员们也终于正式走上工程师岗位。

• 书写历史的女人

如今，第一批女计算员们都早已离开JPL，只有她们当年编写的代码仍在运行，服务于导航系统、气候研究和“好奇号”火星车。最后一个离开的是苏珊·芬利（Susan Finley），她在JPL工作了58年，一直坚守到2016年7月，要将她参与研发的最后一艘飞船“朱诺号”送进木星轨道。

《让火箭起飞的女孩》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它不仅讲述了计算员们的职业生涯，还讲述了JPL的发展、技术与政治的博弈、美国航天发展的历程和现代计算机的起步。我们还能在书中读到冯·卡门、理查德·费曼和钱学森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了解航天史上的大小事件，比如NASA执行发射任务时为什么要吃花生。

在这样的历史中寻找女性的名字一度非常困难。直到今天，理工科领域的女性也仍然常常要面对“女孩子不适合读理科”“你为什么还没结婚”之类的不友好言论。但《让火箭起飞的女孩》提醒我们，女性曾经书写了历史，今后还会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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