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第一个将导管送入人类心脏的医生
本文讲述的是195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沃纳·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的故事。
撰文 | 金淘沙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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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该生活在十九世纪——他理想化的浪漫主义使他很难应对20世纪的混乱。”
沃纳·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于1904年8月29日出生于德国柏林。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母亲是家庭主妇， 父亲是位律师。他自小家境富裕，衣食无忧。但和同龄人一样，他将步入德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少年的福斯曼见证了汽车、飞机和收音机的推广，目睹了普鲁士王国的坍塌，也初尝了战争的残酷。1916年，在他12岁的时候，两年前应征入伍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战死。从那以后，他的母亲和外婆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亲人。
从6岁起福斯曼一直就读于柏林当时最好的一所学校，并在那里完成高中。在学校里，他建立了希腊、罗马体系的西方文明价值观、思想自由的理念和终生学习的态度。他还广泛涉猎了历史、人类学、神学、文学和哲学。
1922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里负责科学俱乐部的老师问他将来想干什么。受当时通货膨胀经济条件的影响，福斯曼说想去做生意。老师给他当头棒喝：“福斯曼，如果你去经商，你将成为唯一亏钱的人。你应该上大学、上医学院。那是你的天赋所在。”
听从老师的建议，福斯曼进入了柏林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今洪堡大学）医学院学医。
福斯曼的舅舅沃尔特是在柏林以北60英里一个小镇的医生。一到学校放假，福斯曼就寄宿在舅舅家里，并经常陪舅舅访问患者，给舅舅打下手，做一些包扎、分析尿样等简单的工作。有时他甚至可以代替舅舅给病人诊断。由于和舅舅在一起的从医经验，他对医学的了解和做手术的手技已远远超过同龄人。他也从舅舅身上学到了医者仁心、患者至上的职业准则。
福斯曼一直对科研感兴趣。他的博士课题是研究大量食用肝脏提取物对健康人血液的影响。
1928年2月，福斯曼通过医生资格考试，经过一年试用期后获得了行医资格，成为一名实习医生。
在当时的德国，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生很难找到有薪水的工作，大多数都是拼命挤进最有名望的医院，头几年完全是免费干活，类似于其它行业的学徒。 每个人希望经过几年奴隶般的打拼，学到足够多的经验，以便找到一个有薪水的位置。
福斯曼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奥古斯特-维多利亚（Auguste Viktoria）医院的外科主任理查德·施奈德（Richard Schneider）是他妈妈的好朋友的哥哥。该医院位于柏林东北边的一个叫埃柏斯瓦尔德（Eberswalde）的小镇。施奈德也就成为福斯曼的第一个老板，但跟福斯曼的关系是亦师亦友。工作没过多久，福斯曼就可以在施奈德的指导下做些小手术。
一个外科医生的成熟往往发生在第一例失败的手术之后。一次，福斯曼不得不为一个19 岁的年轻人动手术。患者有三处肠伤寒穿孔、严重的腹膜炎和无法逆转的循环衰竭，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种事第一次发生在福斯曼身上，让他深受打击。他无法摆脱沉重的负罪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见任何人，并决定第二天离开医院、放弃手术。施奈德知道后立即来到福斯曼的房间，告诉他，外科手术是一份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超人的体力，还需要强大的内心。他的一番话让福斯曼受益匪浅，帮他度过了这场危机。
在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医院，福斯曼连续工作24小时是家常便饭。但那段工作经历对他来说是愉快的。他努力工作，也充分享受生活，享受着小医院里的家庭气氛。这种环境也是酝酿新想法的最佳土壤。
在忙碌的实习期间，福斯曼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想法。
在医学院的第一年，他曾读过法国生理学家伯纳德（Claude Bernard）、肖沃（Auguste Chauveau）和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的几部著作。书中关于动物心脏导管实验的部分让他着迷。有一副插图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人在马的颈静脉上切口后，插入手指粗细的导管，直通心脏，导管的另一端连着橡皮囊和测量装置，用于测量心脏血压的变化。
几年后，那幅图仍清晰地镌刻在福斯曼的脑海中。他经常想，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测量人体心脏的指标或治疗与心脏有关的疾病？
在那个年代，心脏受了伤、出了毛病或有了缺陷的患者生存的希望很渺茫。当时的医学界对心脏持有高度敬畏的态度，认为心脏是生命的中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殿，触碰心脏是一种犯罪，所以几乎没有人敢做心脏手术。
另一方面，寥寥无几的医生即使敢做，但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他们需要提前 “看到” 心脏，以准确知道心脏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在当时还很难做到。活人的心脏隐藏在黑暗中。有限的几种监测心脏指标的方法包括叩诊、听诊、X光检查和心电图，既不准确又几乎完全依赖于医生的个人经验。
福斯曼急切地想找到一条通往心脏的安全之路——不通过开胸手术，不需要全身麻醉，在正常生理条件下观察、测量心脏。让 “光” 照进心脏，让医生看到它，心导管似乎是最佳途径。
心导管术在马身上操作是安全的，为什么不能在人身上做？
福斯曼表面上同意，心里却已暗暗下定了决心。动物实验有什么意思？前人已经做过多少次了，证明了心导管在动物身上的安全性。
1929年的夏天，他决定在背地里偷着做——在自己的身上做。
但福斯曼不具备独自做这个实验的条件。手术室消毒过的器材和麻醉药品都被锁住柜子里，由一名叫迪岑（Gerda Ditzen）的护士专门掌管。他要想做这个实验，首先得打通迪岑这一关。
福斯曼开始主动接近迪岑，有事没事找她聊天，谈理想谈人生，最主要的是潜移默化地对她进行教育，让她意识到心导管术的重大意义。福斯曼还把几位法国生理学家写的书借给迪岑。经过两周的时间，迪岑开始也对福斯曼的想法着迷，为不能实现它而感到遗憾。
福斯曼觉得时机成熟了。
一天下午，医院里的其他人都在午睡。福斯曼来到迪岑的办公桌，向她索要手术器械、局部麻醉剂和一根输尿管导管。迪岑立刻意识到福斯曼想要做什么，先是拒绝。
在福斯曼软磨硬泡下，迪岑问：“你能保证这个操作不会有任何危险吗？”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下定了决心：“好吧，要做就在我身上做。我把自己交给你了。”
两人来到了手术室，迪岑把柜子打开，拿出了器械和药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根长65厘米、外直径为1.33毫米的橡胶输尿管导管。福斯曼让迪岑躺在手术台上，哄她说，为了防止她注射诺卡因（局部麻醉药）后反应剧烈从台子上掉下来，他需要把她手脚都绑住。她没有怀疑。等她的手脚都被固定在手术台后，福斯曼把手术器械搬到手术台的床头位置，在迪岑看不见的角落迅速在自己的左肘弯处注射了局麻剂。
在她身上做实验其实只是个幌子，他还是要在自己身上做！
福斯曼又回到迪岑身边，装模做样地在她的左臂肘弯处开始抹碘酒消毒，再敷上一块无菌的纱布。他故意做得很缓慢，实际上是在等自己身上的局麻药起作用。时间到了！福斯曼回到了手术台床头，划开自己肘弯皮肤，用一根动脉瘤结扎针将肘前静脉定位好，切开静脉，插入套管，再塞进导管。
导管穿透了人类几千年对心脏的敬畏，拨开幽暗的岁月，顺畅前行。福斯曼没有感到任何疼痛，这说明血管内壁没有感觉痛觉的神经末梢。他唯一感到的是一股暖流随着导管的深入而延伸。
当他把导管插进35厘米的时候，福斯曼用纱布把伤口包扎起来，只留下一个开口插着导管。
福斯曼站起身来，用右手解开了迪岑的束缚，说：“可以了。给X光的护士打电话吧。”
迪岑看到福斯曼胳膊上露出的导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立刻尖叫起来。
福斯曼用右手抬着左臂和导管，在迪岑的陪伴下，走过长长的走廊，下了一层楼梯，又走过一段走廊，才进入了地下室的X光室。X 光护士在等着他们。
这时半睡半醒、头发凌乱的罗密斯闻讯赶来，怒吼道：“你这个白痴！你到底在干什么？”
他伸手就要把福斯曼胳膊上的管子拔下来。福斯曼抬起脚，踢在他的小腿上，喝令他后退。
福斯曼躺在X光机下，一名护士举着一面镜子，以便让福斯曼能看到显示屏上的自己上臂和胸部的影像。
不出所料，导管已进到了肱骨头的位置。福斯曼把导管的体外部分继续往里推。导管在锁骨下静脉的上缘处碰到一些阻力。他感受到锁骨后面、脖颈底部的一团炽热。他不由自主地轻咳了几下——他后来分析那是来自对迷走神经干的刺激。福斯曼继续推导管，直至65厘米都进入了自己体内。从屏幕上看，导管的另一端已进入右心室。他马上让护士拍了X光照片。
年仅25岁的福斯曼，踏入了前人未至之境。
事后施奈德严厉地批评了福斯曼。批评过后，施奈德又邀请福斯曼晚上一起去酒吧喝酒庆祝这一巨大成果。施奈德鼓励他把这个自体实验写成一篇论文。他们预期这篇论文将会在学术届引起轩然大波。施奈德建议福斯曼在论文中强调这一技术在治疗中的潜在应用，以减少将来来自医学界的阻力。
确实，当时解救心脏骤停的唯一办法是直接往心脏里注射药物。这需要开胸和心包穿刺，极易损坏冠状血管、引起心包积血或致命性气胸。而心导管给药可避免这些风险。
在施奈德的允许下，福斯曼对一名休克并即将死于产褥败血症的妇女进行导管插入术，观察直接往心脏内注射肾上腺素和洋地黄制剂的即时反应。这个体现心导管术的医疗价值的案例也被纳入了即将提交的论文中。
福斯曼写了不到三页的论文，其中包括两张他的X光胸部透视照片。论文递交给德国最著名的期刊《临床周刊》后，很快就被接受了。
福斯曼想继续在这个科研方向探索，施奈德鼓励他去更大的舞台去施展。
在施奈德的推荐下，福斯曼在1929年10月进入了德国最著名的医院——柏林夏里特医学院（The Charité-Universitätsmedizin Berlin），师从外科医生泰斗绍尔布鲁赫（Ferdianand Sauerbruch），开始下一阶段的培训。
在头几周里，福斯曼不领工资，但医院里包吃包住。与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医院医院不同，夏里特医学院虽声名显赫，但等级森严，冷酷无情。绍尔布鲁赫是统治医院的暴君——他跺一跺脚，每个人都会吓得全身发抖。福斯曼虽然已经拥有了很丰富的手术经验，但只能从最底层做起，很难接触到患者，更别说独立做手术。
1929年11月，福斯曼的心导管论文发表了。论文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却也使他的处境变得更糟。学术界集体声讨福斯曼，批评他鲁莽，所创造的技术没有任何应用价值。而有几个学者声称福斯曼剽窃他们的通过动脉注射药物的技术，虽然他们以前发表的论文与心脏无关。
图6 福斯曼1929年的德语论文。题目翻译成英文为Probing of the Right Heart，翻译成中文为“探查右心脏” | 图源：参考资料7
而福斯曼受到的最大打击则来自夏里特医院。一天，绍尔布鲁赫在他的办公室里召见了福斯曼。他大发雷霆，把福斯曼的心导管论文摔在桌子上，说福斯曼只配在马戏团做科研，并当场解雇了福斯曼。
在为夏里特医院免费工作了1个多月后， 福斯曼又回到了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医院。
福斯曼并没有就此气馁。在施奈德的支持下，福斯曼开始探索心导管在诊断方面的应用。福斯曼在夏里特医院的一个月也并非一无所获。他结识了后来成为柏林新克尔恩医院（Neukölln Hospital）外科主任的菲力克斯（Willi Felix）。菲力克斯也鼓励他继续做心导管研究，并提供了新克尔恩医院里当时最先进的X透视仪。
福斯曼试着将心导管技术和心血管对比造影技术相结合。如果把高浓度的显影剂通过导管输入心脏，在X光机上应该就能清晰地观察到心脏的动态变化和血管的异常。福斯曼不知道高浓度的显影剂对心脏是否有影响，所以他一开始不能冒险直接做人体实验。
动物实验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他最开始使用的动物模型是兔子，但做了几次就发现兔子不合适：导管端碰到心内膜时会引起兔子暂时性心脏骤停。福斯曼后来承认，倘若1929年他先用兔子做心导管实验的话，他是绝对不敢再在自己身体上尝试的。
福斯曼挑选的下一个动物模型是狗。不论是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医院还是新克尔恩医院，都没有养狗的动物房。福斯曼只能因陋就简。他把狗养在母亲的公寓里，实验那天会将狗全身麻醉，装进麻袋里，再打车送到新克尔恩医院。在那里他给狗的颈静脉插入心导管，然后通过导管往心脏里注入显影剂，再连续拍几张X光照片。福斯曼将狗的伤口缝合好后，抱回到母亲的公寓里，把还未苏醒的狗放在浴盆里——在麻醉剂影响下的狗会大小便失禁，放在浴盆里便于清洗。10天以后，福斯曼再换到狗的另一侧的颈静脉重复同样的实验，两次实验后，福斯曼再将狗还给宠物商，再换另一只狗做下两轮实验。实验对狗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福斯曼的母亲和外婆伤害挺大。几周的时间已经让她们和狗建立了感情，每次分离都是心碎时刻。
就这样换了六七条狗后，福斯曼准备把实验升级到人体——他还是拿自己做实验，前前后后一共做了9次心导管实验，其中包括两次显影实验。他发现通过心导管技术快速往右心室灌注高浓度的显影剂（碘化钠、碘吡酮乙酸等），在X光机上可以清晰显影右心脏和肺动脉，而且很安全。但由于快速胶片盒更换器尚未发明，他们用的X透视仪不能快速照相，最佳抓拍时机往往掌握不好，到最后也没有获得一张令他满意的清晰照片。
1931年，他还是把这部分结果记录、整理，作为第二篇论文发表在《慕尼黑医学周刊》上。
在论文发表前，福斯曼在外科医生会议上做报告介绍了这部分工作，却受到听众的忽视和讥笑。
特意赶来听他报告的舅舅安慰他说：“别担心。这些蠢货根本不明白你在做什么。你等着瞧吧，你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福斯曼好半天没缓过神来，难以置信地问：“沃尔特舅舅，你在逗我吗？”
1931年绍尔布鲁赫改变了主意，又把福斯曼召回了夏里特医院。
福斯曼的处境比以前有些改善，但改善不大。在夏里特医院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只被允许做了三台手术。在头半年里，福斯曼没有拿到任何工资。之后他的工资是每月30马克。
福斯曼在夏里特医院第二段经历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Domagk）博士。比福斯曼年长9岁的多马克当时正驻扎在夏里特医院里，为拜尔药业收集患者肿瘤样本。多马克和几个年轻医生关系甚好，和福斯曼聊天时讲起磺胺药就滔滔不绝。但绍尔布鲁赫却看不起多马克（或任何内科医生），称他为白痴。（多马克也是一个有着独特命运的科学巨匠。关于他的故事需要另起文章记载。他因为发现了磺胺类抗生素而于1939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但由于希特勒禁止德国官方承认诺奖。多马克被羁留在德国国内，无法参加瑞典的颁奖典礼，甚至被纳粹抓起来关押了一周。1947年，二战结束后，多马克才领到迟到了8年的诺奖奖章，但始终没有收到奖金部分。）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福斯曼开始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一战后，德国社会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普通人民生活的窘迫为纳粹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受医院里几个资深医生的影响，福斯曼天真地认为只有纳粹才能拯救和复兴德国。1932年，在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福斯曼自愿加入了纳粹党。这在当时并不罕见——在1933年之前约三分之一的德国医生都加入了纳粹，之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二分之一。
虽然认同纳粹的政治主张，福斯曼并不赞同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纳粹优生学。1937年当他担任柏林莫阿比特医院（Moabit Hospital）的外科副主任时，他不顾禁令、顶住压力，坚决收治犹太患者，惹恼了顶头上级。在他眼中，患者就是他需要帮助的人，没有其它附加元素。他找到了各种借口不去参加绝育手术的培训，也就逃避了给“劣等人”做强制结扎手术的任务。加入纳粹党以后，他一直在医院里忙忙碌碌，也抽不出时间去参加政治活动。但纳粹党的身份成为他一生中无法洗刷的污点。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身处漩涡中心的福斯曼很难独善其身。
时间回到1932年。那年夏天，夏里特医院第二次解雇了福斯曼，理由是他没有完成科研任务。但实际上，福斯曼在那里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做科研。
他的科研梦就此结束，学术生涯也无缘起步。福斯曼自此走上了外科、泌尿外科医生的职业化道路。
1932 年 7 月至 1933 年 8 月，福斯曼在美因茨（Mainz）的大学诊所担任外科住院医师。
第一天到达美因茨时，福斯曼就遇到了一生中的至爱。他去医院食堂吃晚饭。食堂里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突然门开了，一位女医生走进来。福斯曼正想上去打招呼，这时门口的电话响了。她转过身去接电话。这给他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她。她的声音温暖而深沉，她有一双灰蓝色的大眼睛。在通话过程中，她一直靠在墙上，她的左手叉在敞开的白大褂下的腰间，露出一件白绿相间宽条纹的丝质长裙。她像盛夏里绽放的一朵莲花，柔弱而精致。他在那一刻就知道，她将是他的妻子。
他的心上人是埃尔斯贝特·恩格尔（Elsbet Engel），是医院里的实习内科医生。
但把同事变成妻子是个大型工程，尤其是留给福斯曼的时间并不多了。埃尔斯贝特还有6周就要离开美因茨去外地的一所医院任职。福斯曼因此制定了一个严密的计划并认真执行。
他以科研合作的名义屡屡去找埃尔斯贝特讨论。而在此之前，在这所医院里，外科医生与内科医生之间壁垒森严，很少有交流。他们从学术谈起，逐渐无话不谈。他们从聊天又过度到散步、看电影、品酒。
福斯曼在等待合适的机会表白。
在一次外地的学术会议上，福斯曼再次邂逅了多马克。多马克很高兴看到福斯曼，邀请他共进晚餐。他观察到福斯曼与埃尔斯贝特关系的不一般。在邀请时笑着说，“今晚上把你那位美丽的同事也一起带来吧。”
当晚他们三人有了一个愉快的晚餐。多马克在告别时，悄声对福斯曼说：“你俩在一起时真是容光焕发。祝你们幸福。”
在返程的路上，福斯曼鼓起勇气对埃尔斯贝特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不离开美因茨。嫁给我吧？”埃尔斯贝特目瞪口呆，抗议说：“这么快! 你疯了吗?”
在随后的两天里，福斯曼在食堂里用餐时，经常会捕捉到埃尔斯贝特从屋角投来的躲闪的目光。
在开会回来的第三天，两人秘密订婚了。埃尔斯贝特改变了计划，放弃了外地的工作，在美因茨医院病理科找了一份工作。
1933年8月，福斯曼在埃尔斯贝特的陪伴下回到柏林，并很快结了婚。在之后的三年里，福斯曼在柏林的鲁道夫维尔肖医院（Rudolf Virchow Hospital）担任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赫施（Karl Heusch）博士成为他的另一位良师益友。
福斯曼和埃尔斯贝特在医院的楼上找到了一间空房子，搬了进去。他们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家。在随后的10年里，埃尔斯贝特和福斯曼生了六个孩子，前五个都是男孩，最小的是一个女儿。
也是在这所医院里，在赫施的帮助下，福斯曼又进行了一次自体实验。但不幸的是，这次很不顺利。他们想探究主动脉造影作为诊断方法的安全性。赫施准备在福斯曼的肩胛骨和脊椎之间注射进主动脉。当针尖到达主动脉壁时，赫施能感觉到它在跳动。福斯曼突然感到剧烈的疼痛像电击一样从身上传来。这可能是因为包裹血管的神经丛被触动了。
在尝试了三次不成功后，他们放弃了实验。福斯曼筋疲力尽，不得不上床睡觉。半小时后，他开始剧烈头痛，脖子僵硬。
这种现象持续了三天。埃尔斯贝特的表情夹杂着担忧和愤怒。当福斯曼喃喃自语 “这可能是植物神经反射！” 时，她终于爆发了：“你不会再有这样疯狂的实验了。你现在有了一个家庭了，你没有权力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这是福斯曼的最后一次自体实验。
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福斯曼需要挣更多的钱养家糊口。1936年10月，福斯曼成为德累斯顿（Dresden）市医院的外科副主任。主任弗洛姆（Albert Fromme）在给他聘函时，明确告诉他在这个岗位上他只能专心做手术。
生活的压力让他把科研梦放在了一边。埃尔斯贝特已在德累斯顿提前租好了公寓，安顿好又把两个孩子接了过来。他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两年。这两年福斯曼几乎没有任何空闲时间——他和埃尔斯贝特只出去看过一次歌剧，他每周只有周日下午不需要在医院里。
1938年8月，福斯曼被政府强行安排调进了当时柏林排名第二（仅次于夏里特医学院）的学术型医院——莫阿比特医院（Moabit Hospital），并任外科副主任一职。福斯曼在此工作的一年也是他完成医学院和住院医培训后，职业生涯中在学术机构工作的唯一一年。莫阿比特医院曾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但已今非昔比。党卫军的一个高级官员史特劳斯（Kurt Strauss）当时担任外科主任。医院1933年之前70%的医生是犹太人，到福斯曼赴职时那里已不再有犹太医生了。
1939年8月11日，福斯曼入伍成为德国国防军外科医生，一直服役到二战结束。他加入国防军的主要目的是想逃避党卫军的骚扰或迫害，因为国防军自成体系。但这个想法还是太天真了。
在等待开赴前线的火车的站台上，福斯曼和埃尔斯贝特又一次拥抱。她打破沉默，盯着他的眼睛问：“你看起来好严肃！离开我有那么难吗？”
“这次可能要很长时间。”
“不会的！你会回家过圣诞节的。”
“如果两年之后我们还能安全地在一起，那我们就算幸运的了。”
事实证明，福斯曼的估计也还是过于乐观了。
福斯曼跟随德军在欧洲战场上调动，先是在挪威、波兰，最后到俄国。作为陆军外科医生他治疗过数不清的伤员。但他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他没有赫施、弗洛姆可以咨询，没有朋友可以倾诉，也没有妻子和家人安慰他。
福斯曼发现在机动部队外科医院（MASH）里的操作与民间医院有很大的不同。前线医院无法做到完全的无菌环境，而且缺乏必要的物资供应。因此，军医需要很好的创造力和应急能力。比如，一次性无菌手套既无货也不实际。他整日穿着齐肘的橡胶手套，在两个手术之间只能简单地用消毒皂液洗一下。
前线医疗中，速度至关重要，效率压倒一切。一个前线外科医生短时间内需要处理上百个伤员，他没办法像在后方医院中对每个病人可以精雕细刻，细心呵护。战时急救医疗必须被批量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帮助最多的人。面对一名伤者，医生几分钟内需要做出决定：是否截肢？如果不截肢手术后是否有条件长时间静养？是否简单包扎后再送往后方医院处理？
他曾从伤员体内取出过无数的弹片，缝合过上万个伤口；他曾为自残的士兵出具虚假证据，让他们逃离被军事处决的命运；他曾治疗过俄国平民，为他们切过阑尾、肿瘤，甚至做过剖腹产。他目睹了俄国美丽的秋天：茂密的森林、迷宫般的小溪、隐藏的湖泊和广阔的沼泽。他也经历了俄国最冷的寒冬，在冰雪之中穿着单衣瑟瑟发抖、几乎冻僵。目睹了太多的血腥和残肢断臂让他麻木。他曾拥有的科研梦和心导管实验，已变得遥不可及。他唯一的梦想就是活下去，和家人团聚。
1942年10月，福斯曼被调回了柏林的军方医院。这得益于德国新出台的一个政策：有5个以上孩子的父亲不再被派往前线。他的家庭暂时拯救了他。但随着战争的进展，前线和后方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
1945年初，在柏林西北80公里的一个军方医院里，福斯曼意识到战争快要结束了。德军在东西线全面溃退，盟军的空袭日益频繁，德国战败已成定局。
如果侥幸活下去的话，他个人的命运只有两种，或者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或者成为美军的俘虏。在苏军逼近柏林的时候，他决定要往西逃，避免落入苏军的手中。他昼伏夜出，穿山越岭，几天之后终于来到易北河的河边。河的对岸是美军占领地，河的这头还有德军把守，既防敌人也阻止自己人叛逃。
天蒙蒙亮的时候，福斯曼沿着防波堤涉水到齐胸深的时候开始向对岸游去。他尽量不发出响声，但游了150英尺后还是被一名德军士兵发现了。
“哒哒哒” 一串冲锋枪的子弹打进了他左侧10英尺处的水面。他一个猛子扎进水中，向刚才子弹的落点游去。根据他的经验，用冲锋枪连续两次击中同一位置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串子弹打在他的右前方5英尺处。他又朝那个方向游去。第三串击中了他刚离开的位置。幸运的是，再没有子弹射过来。他在冰冷的河水中继续向对岸游去。
大约一小时后，他精疲力尽地爬上岸，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胳膊上还套着红十字的袖标，脚还泡在河水里。这时两位挎着冲锋枪的美国大兵走了过来，其中一位蹲下来拍了拍福斯曼的肩膀，笑着说，“干得漂亮，医生！”
福斯曼就这样成为美军的俘虏。士兵从他身上搜出了他的全家福照片和两小册歌德的浮士德，研究了半天，晾干了又还给了他。
他被从一个战俘营转到另一个战俘营，但每次转营后的待遇都变得更糟。最糟糕的情况是包括福斯曼在内的5万名战俘被赶进一个足球场里。所有人只能站着，肩碰肩地挤在一起，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傍晚的时候开始下起雨来。不久之后每个人的脚踝都被污泥淹没了，而泥中混有越来越多的屎和尿。有几名战俘想逃跑。他们在攀越铁丝网的时候被枪击中，就挂在上面，发出的呻吟声越来越弱，直至悄无声息。
6个月后，福斯曼终于被释放了。曾经生龙活虎的他已骨瘦如柴、虚弱憔悴。1945年10月，他换了几趟火车，辗转奔波终于来到地处拉登堡（Ladenburg）的埃尔斯贝特叔叔的家。为了躲避盟军的轰炸，福斯曼的家人已在1943年迁往德国西南区的黑森林山区。福斯曼和埃尔斯贝特曾约定，如果他们在战争中失联，就都发消息给她叔叔，用她叔叔做传信人。
无边的疲倦让他倒头就睡。第二天早晨，叔叔轻轻地唤醒他：“有人来看你了。” 福斯曼挣扎着睁开双眼。埃尔斯贝特站在他的床前。阳光从她背后的窗外照进来，给她全身披上了一层温暖的光。她轻轻地说：“咱们回家吧。”
战后的几年福斯曼一家继续居住在风景如画、与世隔绝的黑森林地区。由于他以前是纳粹党，他被禁止行医三年。而埃尔斯贝特成为当地的乡村医生，维持全家的生活。当地的居民都很穷，付不起太多的医疗费。他们也很淳朴，经常送些熏肉、牛奶、鸡蛋或玉米给埃尔斯贝特，作为额外的医疗费。
黑森林属于法占区，每个曾经加入纳粹的人都需要经历“去纳粹”过程，交代历史，自辩清白。在这一过程中，福斯曼得到了很多同事和朋友的帮助。弗洛姆等人纷纷出具证词，证明福斯曼在过去没有恶行，甚至在二战中有保护战俘的行为和反对党卫军和希特勒的言行。
1948年，福斯曼得到了去纳粹的证书。他被划分为第四类人——追随者（在 “重罪” “罪” “轻罪” 之后， “无罪” 之前）。他因此在之后的三年里每月需要上缴15%的工资作为惩罚。
1950年，福斯曼在黑森林北边的一个小城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找到一份工作，成为该地医院的泌尿科主任。全家跟着他搬过来，生活从此得到了改善。1954年，埃尔斯贝特也获得资格认证，成为德国泌尿外科首批女医生之一。她成为福斯曼在医院里的帮手。当福斯曼出差时，埃尔斯贝特会代替他照顾患者。
先是身陷战乱，接着又隐居在远离尘嚣、消息闭塞的黑森林，福斯曼不知道外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48年的冬天，福斯曼的一个儿科医生朋友告诉他：“你不知道你现在多有名！瑞士医生把你称为心导管术之父！”
原来在这几年在德国之外，心导管技术已经生根发芽，成为主流。其中，尤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安德烈·库尔南（André Cournand）和迪金森·理查兹（Dickinson Richards）对其发展贡献最大。顶住了最初不可避免的阻力之后，心导管技术在诊断应用方面显示了它的安全性和方便性，已成为常规技术。与心血管造影相结合，它为外科医生提供了精确的诊断方式，心脏手术不再是充满偶然的探险。心导管技术成为了现代心脏病学的基石。
库尔南在他1941年的论文中引用了福斯曼的1929年的论文，并明确地指出最早在人体上实践心导管技术的是福斯曼。
通过那位儿科医生朋友搭线，瑞士的巴塞尔儿童医院邀请福斯曼夫妇去访问。这是福斯曼和埃尔斯贝特在二战后第一次出国，虽然巴塞尔离他们只有20英里。在瑞士，他们自1940年以来第一次看到没有废墟的城市、整洁的街道、美观的楼房和干净的玻璃窗。在医院里，他们受到了热情款待。刚从物质极度贫乏的战后西德而来，他们饱餐了一顿丰盛的有鸡蛋、火腿和各式面包的早餐。他们还喝到了久违了的真正的咖啡。
而随后在现代化、明亮的医院里看到的一幕更让他们震惊。心导管技术、高分辨率的快速X光照相技术和心电图仪被完美地结合起来，用在一个又一个的儿童身上，诊断他们心脏的健康情况和测量心脏生理指标。而被诊断的儿童对身上的一切操作都充满了好奇，仿佛在做一个游戏。
离开了闪亮的瑞士，福斯曼和埃尔斯贝特坐上了德国的火车，仿佛一步从天堂跨到了地狱。车箱又冷又脏，破破烂烂，虽然四处漏风，空气却仍然浑浊不堪。他们并肩坐在一起，一言不发。埃尔斯贝特突然把头靠到了福斯曼的肩膀上。福斯曼以为埃尔斯贝特冷了，赶紧搂住她。
她轻轻拿起他的手说：“我欠你一个道歉。我以前总是在忍受你的疯狂理论。我只是觉得，爱你，就应该接受你的一切，包括这个癖好，不管它有多疯狂多危险。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两人相依偎着，一路上没有再说话。在火车哐珰哐珰的节奏中，疏疏落落的光撒进了他尘封的记忆角落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影像在他眼前一帧帧闪过，让他热泪盈眶。
两人傍晚到家时，埃尔斯贝特走在前面。在推开家门前的一刹那，她回身对他粲然一笑：“今天真是快乐的一天。”
1956年10月12日的晚上，福斯曼正在酒吧里和朋友们喝酒，突然接到了埃尔斯贝特的电话：“刚才有一个有外国口音的女士打电话找你，好像有急事。她10点还会再打过来。”
福斯曼回到家。10点钟时电话果然如约而至。对方是瑞典日报的记者，要和福斯曼约见面访谈，希望越快越好。她还吐露福斯曼将有可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福斯曼问：“在诺奖公布之前，委员会不是一直对获奖人信息保密的吗？” 女记者说：“是的。但最近几年委员会一般会提前透露给媒体，以便于安排采访工作。” 她还解释说，10月18日将正式公布，但不到那天，谁也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获奖者，而福斯曼获奖的概率至少有25%。福斯曼拒绝了采访，说等概率升到51%时，他就会接受采访。
埃尔斯贝特在另一条线上旁听了两人的对话。等福斯曼放下电话后，两人对视，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
10月18日，福斯曼和埃尔斯贝特一大早来到医院——按着事先的安排，他有三台肾脏手术要做，埃尔斯贝特在旁边打下手。等他们从手术室里出来已经是下午了。在手术室外站着等候已久的医院的医疗主任。他表情郑重地说：“福斯曼先生，让我成为第一个祝贺你和你妻子的人。你和两个美国人一起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福斯曼出了一身冷汗，脑海中一片空白。这时埃尔斯贝特已张开双臂抱紧了他。
两人赶回家，几个孩子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从下午4点起福斯曼开始陆续收到祝贺的电报。接着一张又大又沉又舒适的扶椅被送上门。那把他在商店橱窗里看到的扶椅已经让他心仪已久。埃尔斯贝特打电话订购了它，作为特殊礼物送给他，以帮助他 “承担荣耀带来的压力”。
12月，福斯曼全家八人奔赴瑞典，参加颁奖典礼。在此之前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起先埃尔斯贝特不想去，因为 “没有衣服”。全家在准备晚礼服上花了不少心思，又突击培训孩子们如何举止得体，以免在上流社会和瑞典皇室前露怯。六个孩子之间也互相传授如何做到落落大方，虽然他们当中谁都没有出席过如此正式的场合。
在斯德哥尔摩，全家经历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他们和其他诺奖获得者谈笑风生，受到了皇室的接见，参加了豪华的晚宴。17岁的老四沃尔夫（Wolf Georg Forssmann）甚至对库尔南美丽的女儿展开爱情攻势。
晚宴过后的第二天上午，三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福斯曼、库尔南和理查兹——分别做了报告。三人事先已合计好，福斯曼讲心导管术的历史发展，库尔南的报告重点是其理论方面，而理查兹则着重讲临床应用。
在报告会结束后的午宴上，福斯曼显得非常疲惫，心事重重。库尔南和理查兹的报告让他再次意识到心导管领域的迅猛发展，而他已离开这个领域和科研太久了。27年前他亲手栽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如今他只能在树下仰望无法触及的累累果实。
之前福斯曼一直想进入学术界，却数次被多所德国大学拒绝。 他拿到诺奖后，终于被美因茨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1958年，福斯曼被任命为位于杜塞尔多夫的福音医院的外科主任。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69年。退休后福斯曼和妻子又搬回到黑森林。
1979年6月1日，福斯曼因心肌梗塞而病逝，享年75岁。
福斯曼留给世界的最大两笔财富是心导管技术和他的六个孩子。如今，除了在诊断中的应用外，心导管术已被广泛用于治疗，包括球囊扩张、支架安装和血栓抽吸等操作。而福斯曼的“生活的本质是学习”的信念在六个孩子的心中扎下了根。每个孩子后来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老四沃尔夫成为研究多肽的专家，是世界上第一个提纯出心钠肽（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的人；老五伯恩德（Bernd Forssmann）是体外碎石机（无需手术即可破碎体内结石的医疗设备）的发明者之一。
福斯曼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一个开拓者，但却屡遭排斥，不断地被学术纠纷、政治、战争所困扰；他建立了新学科，却无法继续追寻自己的科研梦想；他穷其一生想进入学术的象牙塔却不得其门而入。他与时代格格不入——想法超前，道德返古。他引以为豪的传统普鲁士品德——诚实、守法、责任感、为共同利益牺牲自我——经常让他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他是个矛盾的人。他一直在痛苦地协调高尚的道德标准与热情奔放的个性、叛逆和无视传统的性格。用他女儿雷娜特（Renate Forssmann-Falck）的话来概括他的一生，福斯曼是 “一位在自己的激情中挣扎的无畏者，一个追求纯粹理性的冒险家，一位不顾后果坚持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的具有悲剧性格的人，一个无法调解自己性格中矛盾力量的绝望的人。”
但福斯曼又是幸运的：他们一家八口人在二战中完整地生存下来；因为美国科学家的关注，世界才重新认识他，并给予他最高的荣誉；他的生命中一直拥有浓浓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相伴。爱，是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1993年埃尔斯贝特病逝后，和福斯曼两人合葬在威斯（Wies）的一处乡间墓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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