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个偏远村庄里，2岁小男孩Isa正独自在家中玩耍，他右臂和双腿的肌肉严重萎缩，令他走着走着就因失去平衡而摔倒在地。母亲在不远处忧心忡忡地盯着，她记得Isa本是个开朗爱笑的孩子，但随着Isa开始认识到身体的残疾和生活的不便，脸上渐渐失去了笑容。他还并不清楚，自己的一生将被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所累。

尽管最近的疫苗接种点就在2公里外，但由于路途艰险，没有及时接种脊灰疫苗的Isa还是未能免遭疾病侵袭。Isa原本是非洲最后一名脊灰感染者，但就在一个月前，非洲庆祝成功斩断脊灰野病毒传播逾两年之际，坏消息传来：又有两名尼日利亚儿童因感染脊灰而瘫痪。

人类曾花费数千年时间才锁定脊灰这一敌手，研发疫苗又花费近半个世纪。在雄心勃勃定下根除脊灰目标的2000和2014年，由于宗教社区强烈抵制疫苗接种、局地战火不断侵蚀医疗设施，人类一再与成功失之交臂。

消灭一种疾病就好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全球脊灰流行国和病例数均创下历史新低，人类消灭该病的道路上已经走过99.9%的今天，脊灰定将取代天花，成为第二个被人类彻底征服的疾病。但对花费近200年才战胜天花的人类而言，消灭脊灰还要多久？

人类同脊髓灰质炎的战争由来已久。不同于流感、天花和鼠疫，数个世纪以来，脊灰从未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爆发，而仅以地方性病毒的形式存在，它们统治着卫生状况不佳的区域。但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脊灰横扫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区域，欧洲、北美、澳洲先后成为重灾区，中国也在1882年写下首个脊灰患者的感染记录。

尽管脊灰的致死程度远不及癌症和遭遇意外，但当时没有任何一种疾病能够令人类如此闻“灰”丧胆。由于它远远超出当时的科学认知范畴，既无法用显微镜观察，更找不到任何治疗手段，人类只能眼睁睁地见它毫无征兆地降临，突然夺去一些人的生命，又在另一些人身上留下无法逆转的残疾。直到1908年，兰德施泰纳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人类才终于找到真正的敌人。

进入1928年，哈佛大学医学工程师德林克发明出人类史上首个脊灰治疗装置——铁肺。这个重达1200磅的金属盒子只允许病人将头颈部露在外面，通过机械设置推拉胸腔，帮助呼吸麻痹的重症患者恢复自主呼吸。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铁肺几乎成为治疗脊灰的唯一手段。一些奇怪的情形在医院越发稀疏平常：病房变成了巨大的工厂，一排排铁肺满载病人呼呼作响，仿佛这样，生命力和治愈的希望就能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一些人得救了，但更多人余生都被囚禁在这金属牢笼中。

尽管当时正处医学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青霉素、链霉素、金霉素等抗生素被先后发现，但在脊灰病毒面前，它们毫无用处。在疫情最为严重的1952年，人类仍对脊灰充满恐惧，但也愿意相信它终将被未来科技所征服。

转折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研究者发现，野生脊灰病毒共有三种，没有一种能够脱离人体长期存活，这意味着消灭脊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一场疫苗研发竞赛悄然揭幕，并延续至今。

1947年，波兰科学家科普洛夫斯基制成了一种含被脊灰病毒感染的小鼠脑组织和盐溶液的混合物，随后成为脊灰活病毒疫苗的雏形。一年后，为证明“疫苗”对人体有效，科普洛夫斯基及其助手将这杯油乎乎的“脊灰鸡尾酒”一饮而尽，好在最终结果令人欣慰。

美国科学家索尔克紧随其后。1951年，索尔克率先制成人类史上首款灭活脊灰疫苗，其预防瘫痪性脊灰的有效率高达60%~80%。而其竞争者——辛辛那提儿童医院院长萨宾则于1959年，用无毒的活病毒开辟出脊灰疫苗研发的新道路。

这场由索尔克与萨宾主导的疫苗竞赛有效遏制了脊灰疫情进展，效果立竿见影。1988年，脊灰已先后退出北美、澳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促使人类首次宣布有望在2000年彻底根除该病。于此同时，一项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扶轮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盖茨基金会等携手合作的“灭灰行动”也在全球范围内正式启动。

随后10年里，在两种疫苗的帮助下，曾致使全球35万人终生瘫痪的脊灰病毒被有效扼杀。到1999年，全球发病数减少了99%，最后一例II型野病毒感染者也被发现，这些均证实彻底根除脊灰是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无奈好景不长。进入2000年，脊灰病毒仍在20个国家流行，原本雄心勃勃的根除计划彻底落空。此后10年间，由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日利亚根除脊灰进展停滞不前，全球年发病总人数始终维持在450-2000例左右。

研究者开始忧心忡忡：由于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彻底消灭脊灰病毒，即便是那些此前已经宣布完全消灭该病的国家，疫情随时都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这种担忧很快便得到证实。

2003年，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误以为疫苗接种是一场为使穆斯林女子绝育的“西方阴谋”，疫苗质量和接种人员纷纷遭受怀疑甚至攻击。在强烈的抵触情绪下，两个州宣布停用口服疫苗，致使脊灰病毒在国内迅速流行，并殃及20个早已宣布无脊灰流行的国家。

在这场不断蔓延的灾难中，中国也深受其害。2011年，新疆南部爆发了由巴基斯坦输入的脊灰疫情，短短3个月内就发现21名确诊感染者和23名临床症状相符的患者，此次爆发距离国内发现最后一例本土感染者已有17年之久。

战乱和恐怖主义也帮助脊灰病毒卷土重来。2013年10月，局势动荡的叙利亚在根除脊灰14年后，又有10名儿童沦为脊灰的牺牲品，他们多因武装冲突或饥荒流离失所，错过了接种疫苗的机会。一年后，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在尼日利亚包奇州疫苗接种中心绑架3名医疗工作者，并在卡诺市脊灰免疫中心的袭击事件中杀害9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灭灰行动似乎渐渐看不到尽头，一些公共卫生官员建议干脆放弃“消灭脊灰”，而代之以“有效控制”。

好在人们并未放缓消灭脊灰的脚步，而是不断调整策略：在抵触情绪强烈的印度穆斯林社区，宗教领袖纷纷出面讲解接种疫苗的好处；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为防止脊灰病毒由流动人口带向邻国，医疗团队每天都会仔细检查出入境儿童指甲上是否留有接种疫苗的紫色标记；为确保偏远地区的每一名儿童都能获得免疫，尼日利亚地方社区的志愿者被发动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脊灰病患，以残疾的身体劝说人们不再重复自己的悲剧。

此后，全球灭灰行动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印度、尼日利亚相继在2012与2014年成功阻断脊灰病毒的本土传播，全球脊灰发病数的历史最低值被不断改写，人类在消灭脊灰的道路上已前行了99.9%以上。这促使全球根除脊灰运动独立监事会在报告中宣布，全球灭灰活动“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人类可以书写对脊灰的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的时间被世界卫生组织定在了2014年。“全球已进入消灭脊灰的最后阶段，如果人类能在2014年前阻断脊灰野病毒传播，就能在4年后宣布该病被正式消灭”被正式写入其《2013-2018年消灭脊灰最后阶段战略计划》。

然而就在一个月前，不安因素再次打乱灭灰计划的步调：在逾两年没有脊灰病例报告的尼日利亚，两名来自北部博尔诺州的儿童却因该病瘫痪。好在如今，三种脊灰野病毒中仅剩I型病毒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流行，脊灰病例数也仅剩21例，全球已十分接近实现消灭脊灰目标。

可以预见的是，在人类同脊灰长达千年的拉锯战中，尽管注定艰辛，但胜利已不再遥远。

注：本文转载自盖茨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