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盗猎的穿山甲，图片来自electrodealpro.com

撰文 | 叶水送

责编 | 李珊珊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在新冠疫情下，我们更应该保护地球上的物种，它们在维系着地球脆弱的生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来自自然界中的病原体，尤其是人畜共患病毒就会给人类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些教训既有SARS、埃博拉，以及仍在全球肆意蔓延的新冠肺炎。

新冠疫情出现后，穿山甲意外成为了该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这也将一条血淋淋的穿山甲贸易链条呈现在公众的面前。“自2000年以来，全球大约有100万只穿山甲被捕杀，这使得穿山甲成为世界上被走私买卖最多的哺乳动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一份报告显示。

全球穿山甲总共有8个物种，均罗列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濒危物种名单中，其中中华穿山甲和马来亚穿山甲极度濒危，“我们已经有5-15年没有在野外见过穿山甲了”，此前国内有研究者在访调查了解中华穿山甲的分布情况时，当地居民表示。

2000年，国家林业局根据野生动物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人为地将野生动物分为“三有动物”以及“非三有动物”，“三有动物”受《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而“非三有动物”则会排除在外。中华穿山甲尽管在中国极度濒危，但不在“三有动物”之列，此后虽经数次修订，也没有将穿山甲放上去，从而让捕杀穿山甲的行为更肆无忌惮。

穿山甲之所以遭到滥捕滥杀，还与很多人认为穿山甲的鳞片可入药，肉可食用有关。东南亚是穿山甲的主要消费市场，这一地区也是中草药盛行的地方。

当然，被消费的野生动物并不只有穿山甲，还有很多其他野生动物，有些是来自人工合法的养殖，还有些是通过走私来满足市场需求，野生动物的人工养殖以及走私贸易，让我们对它们的管理变得复杂起来。

2020年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图片来自cbd.int

新冠疫情后，是否会改变我们对穿山甲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消费呢？

5月20日，国家总理在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上表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基础，并提到将着力健全法规制度，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此前，也就是2020年2 月2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定》 ，将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2003年SARS期间，科学家寻找中间宿主花了很长的时间。此后，为了便于病原体的溯源，研究者开始尝试建立野生动物的宏基因组数据库。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沈永义教授向媒体介绍，“我们花了4年多时间，逐步建立了一个野生动物的宏基因组库，目前收集了1000多个野生动物个体的宏基因组，最终，我们通过已有的新型冠状病毒序列，与宏基因组库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在穿山甲个体的宏基因组中比对出与新型冠状病毒高度相似的基因片段。由此，我们把目光锁定在穿山甲身上”。

蝙蝠是新冠病毒的原始宿主，穿山甲是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

相关研究于5月7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除了序列高度相似，研究者还发现新冠病毒关键蛋白——S蛋白，与穿山甲来源的冠状病毒的6个关键的氨基酸是一致的。

今年3月，香港大学管轶与广西医科大学胡艳玲的研究团队同样在《自然》杂志发文，通过对18只马来穿山甲的冷冻组织（肺、肠、血）样本进行分析，发现了同新型冠状病毒类似的毒株。由此判断穿山甲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但穿山甲是否是新冠病毒的唯一中间宿主，目前尚不清楚。

至于研究者是如何获取这些穿山甲？沈永义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这批穿山甲不是来自广东，也不是来自某个特定种群。这些穿山甲样本是我们从某些特定机构获取的，数量不多”。不过，沈永义没有透露穿山甲的具体来源。基于目前国内的中华穿山甲非常罕见，不排除这些样品是境外走私到国内的穿山甲。

对于穿山甲的来源，管轶的表述则更为明确，他表示，研究的穿山甲样本是来自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期间收集到18只马来穿山甲的冷冻组织（肺、肠、血）样本。这些穿山甲是广西海关缉私行动中获得。

除了以上两组科学家在穿山甲中发现了冠状病毒，广州海关技术中心通过重新检测他们在3月的反走私行动中查获的5份存档的穿山甲样品，在这些样本中同样发现有冠状病毒。

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项焰此前对《知识分子》表示，在走私的穿山甲上面发现了多种新的冠状病毒，和现在的新冠病毒比较接近。这项研究告诉我们，自然界中可能有很多还未被发现的和新冠病毒类似的病毒。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和流通贸易，则会让原本只生存在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进入人类的身上，对于这些新病毒，人类毫无免疫力。

穿山甲来源的冠状病毒如何进入到人体内，目前并不清楚，但无疑问的一点是：对野生动物的消费习惯加剧了导致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在人群中的传播。自然界中存在大量的未知病毒，不良的饮食习惯以及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潜藏在野生动物体内的病原体乘机潜入人群中。

从2003年爆发的SARS疫情，到本次的新冠疫情，也许都遵从了这一途径，这足以警示我们应加强野生动物的管理和保护。

图片来自unenvironment.org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在一次采访中表示，“野生动物身上可能携带重要病毒或细菌，如果随意食用野生动物，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危害公共卫生安全。”

至于蝙蝠来源的冠状病毒如何跳跃到穿山甲身上，目前无从考证，这是研究缺失的一环。为何野生动物可以与这些病毒和平共处，人类却不可以？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野生动物同这些病菌长期共存，因此它们可以通过自身免疫力将病毒控制在很低的水平。然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病毒就会跳跃到其他动物，如人的体内，由于此前没有接触到这类病毒，人的免疫系统毫无准备，面对病毒的攻击一时间无还手之力。

图片来自unenvironment.org

实际上，受害者并不仅仅只有人类，野生动物同样深受其害。

随着家养动物的增多，它们中的不少个体频繁在野外活动，导致部分野生动物种群衰退。“2015年，我们开始关注野生动物病毒，起因是秦岭养殖中心的大熊猫因犬瘟出现了死亡。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秦岭的深山中有很多半野生的家犬，频繁流动在野生动物和人类社会之间。我们担心这些半野生的家犬可能会双方向地把病毒在野生动物种群和人类世界之间传播”。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研究员王放表示，“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先测了48例血样，最后这个数字变成80例，发现大概有1/4的家犬曾经被传染过犬瘟热病毒、细小病毒或者其他的病毒”。

除了犬瘟热病毒外，他们还在野猪身上检测到猪瘟病毒。这两年，他们还发现上海地区貉的种群在衰退，这与流浪猫或狗向它们输送病原体有关，病原体可能是通过疥螨作为媒介来进行传播。“野生动物和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危害程度可能被我们低估了，我们应该尽快研究清楚，尽管现在做已经有点晚。”王放表示。

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研究员王放

 “我们希望取消掉传统的‘三有动物’名单，人为地把物种划分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无价值的就不被野生动物保护法所涵盖，这是很多问题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王放表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需要去改变的事，我们要从资源导向变成保护导向，因为如果不保护其他‘非三有动物’的话，它们可能会是下一次疫情的传播源”。

目前，已知的25个病毒家族中有约167万个未知病毒有待被发现。其中，大概有63.1万至82.7万种病毒有可能感染人类。因此，对自然界的病毒进行监测，以及对野生动物的科学管理显得十分有必要。

2018年2月，在中国的农历春节期间，来自中美科学家联合发布了一个大科学计划——全球病毒组计划（The Global Virome Project），旨在调查鸟类和哺乳动物所携带的病毒，以确定哪些是人畜共患的疾病，我们急需了解潜伏在人类身边“无形的敌人”——病毒。不幸的是，因中美关系的原因，该项目一直受到阻碍，两年来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有关野生动物立法也是正在开展的两会重要议题。事实上，在两会召开前，这个话题已经开始预热了，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3月31日，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和珠海还成为明确禁止食用猫狗的城市。

4月8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中，包括家养传统畜禽和特种畜禽共31种可以用于食用等商业利用，这对进一步规范保护野生动物和管理伴侣动物，提供了有力支撑。

然而，国家制定了与野生动物疫病相关的法律，但仍有必要完善现有法律，填补立法空缺，如“相关条文中，均没有明确如何按照职责分工、共享信息、统一决策、协调行动，以做到对类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样的传染病的早发现、早预防”，野生动物保护学家蒋志刚博士在《生物多样性》杂志最新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在野生动物群体中发现了新病毒，但也难以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及时上报。

自然面前，人类是脆弱的，由于对自然界的微生物认识有限，尤其是对烈性传染病预防不足，稍有不慎，这些人畜共患的病原体就会将人类置于危险境地。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我们应科学地管理野生动物，以及加大对动物来源的病毒进行有效监控和研究。

制版编辑|王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