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如何影响美国民众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如何变化？| 图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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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注定要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通报肺炎疫情，之后中国政府对湖北省和武汉市果断采取史无前例的全面严格管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严控人员流动，迅速遏制疫情的传播蔓延，避免更多人受到感染，但从2020年3月以后新冠疫情从局部流行转变为全球蔓延，成为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健康的严重公共卫生事件。

截至2021年8月23日，全球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2.1亿，死亡人数逾443万人。各国内部的政情变化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角力，一方面使对疫情的防控更加复杂化，另一方面，不断蔓延的疫情又进一步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演变。

在这场疫情与政情彼此纠缠、“抗疫” 与 “抗议” 相互交织的全球性危机中，中美两国无疑成为令人瞩目的主角。疫情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发动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新冠疫情从2020年初在中国暴发到2020年3月后在美国突然蔓延，成了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催化剂。

美国疫情的恶化，极大地影响了其国内经济和民众日常生活。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化，特别是2020年11月的总统大选，使得科学的防疫措施日益政治化。特朗普政府为了掩盖其应对疫情的失当，更是不断地 “甩锅” 中国，使得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最终没有逃脱输掉总统大选的命运。

在这场选举与抗疫相互交织、令人眼花缭乱的剧情中，美国民众是如何应对疫情的？疫情又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是否与他们受疫情的不同影响有关，还是受到根深蒂固的党派偏见的影响？

我们研究团队在2020年与纽约大学社会学系Mike Hout教授合作，发起了“美国新冠疫情期间的生活经历与社区”（Life Experience and Community in Covid-19 in the United States, LECC-US）调查项目，由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NORC）负责执行，其调查结果为以上问题提供了翔实的回答。

除基本的社会经济背景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外，LECC-US搜集了受访者本人及其周围人员新冠肺炎感染情况、防疫措施、疫情期间的生活、工作和社会交往状况，投票行为，政治认同及民族主义情绪。调查还特别设计了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包括对中国的态度、对中美两国疫情防控表现的评价、及对美国近期对华政策的评价等。

LECC-US 项目目前完成了两期追踪调查。首期调查利用NORC所拥有的AmeriSpeak 样本数据库，通过网络和电话在2020年10月8日到10月27日访问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4,390位18岁以上的成年人（其间正值美国总统选举投票前夕）。第二轮追踪调查于2021年3月23日至4月5日进行，成功访问了其中的3,439位成年人, 追访率为78.3%。本文就相关部分的内容与读者分享一些初步发现。

2020年10月底到2021年4月初的两次调查期间，美国的疫情持续恶化。在第一次调查中，约有2.92%的受访者报告了确诊新冠肺炎，而5个月后，报告确诊的比例上升到8.42%。这个比例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报告的确诊人数比例非常接近（间接证明了LECC-US样本的代表性）。当然，确诊人数的上升与检测率的提高也有关系。第一次调查时，样本中新冠病毒检测率仅为32.1%，第二次则上升到52.6% 。

尽管疫情不断恶化，美国民众的防疫行为和防疫意识并未发生很大的改变。科学研究表明，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是防护感染新冠病毒的有效手段。有意思的是，2020年10月只有60%的人每次外出都戴口罩， 而2021年4月这个比例也只有62%， 尽管其间确诊感染率上升了近3倍。正如武汉的经验所表明，必要时候的 “封城” 措施是阻断病毒大规模传播的有效手段。然而，对于美国版的 “封城” lockdown（待在家里），两次调查中都只有约一半的人认为 “非常必须” 和 “绝对必须”（两次调查分别为50.47%和 48.9%）。

民众在防疫行为和防疫意识上缺乏共识，反映了美国国内深刻的政治分裂。美国疫情暴发期间正值总统大选，疫情与选情共振，使得防疫措施的科学性问题，往往让位于为赢得选票的政治性操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为了逃避对其政府防控疫情领导不力的指责，不断将疫情政治化，对外归咎于中国，对内则淡化疫情的严重性。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拜登与特朗普的得票率分别为51.3%和46.8%。

特朗普虽然败选，但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对防疫、抗疫的态度也深受其政治立场的影响。如拜登的支持者有81.1%每次外出都戴口罩，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只有42.7%的人如此做；72.9%的拜登支持者认为 “封城” 绝对必要或很有必要；而只有20.3%的特朗普支持者这么认为。

美国民众的生活受到了怎样的影响？疫情加剧了失业，改变了许多美国人的工作和生活。两轮调查的数据均显示，略多于14%的受访者因疫情而失去工作；而有工作的人中担心未来一年会失去工作的，在2020年有17.9%，到了2021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8.65%。在那些有工作的人口中，10.2%的工作场所曾因疫情被关闭；但有近1/3的人可以因疫情在家工作，但也有近一半的人在疫情期间必须要外出工作。显示疫情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近1/3的因学校关闭需要自己在家里教小孩读书（home schooling），这一责任主要落在女性肩上。

疫情给很多美国家庭带来经济上困难。第二期调查时大约有20.2%的受访家庭已入不敷出，另有20.2%的家庭勉强支撑。19.6%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家庭因疫情已经发生了困难; 10.8%的家庭则可能在一个月内发生经济困难; 另外还有6.2%的家庭预计6个月后就会有经济困难。2020年有23.8%的家庭因疫情带来的经济困难而降低了伙食标准，而2021年则有18.7%的家庭因经济原因而降低了伙食标准。疫情对美国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或许是因为疫情的常态化，或许是因为总统选举后拜登政府的上台，与2020年相比，美国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有所缓解。

中美关系的恶化，虽非肇始于新冠疫情，但是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为2020年11月的总统大选所进行的政治操作，从最初赞赏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到后来将美国疫情的恶化 “甩锅” 中国，使得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

2020年10月27日第一次调查结束时，美国疫情还在恶化，确诊病例超过917万，死亡病例超过23万；中国则已经控制疫情，确诊病例不到86000人，死亡病例4634人。我们的调查要求被访者对中美的疫情防控表现分别给予评价。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人对中国的防疫成果似乎并不买账。只有42.9%的被访者对中国的防疫工作给予正面的评价（9.6%认为 “非常好”，33.31%认为 “比较好”）。另外，也有近38.4%的被访者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防疫工作给予正面的评价（11.3%认为“非常好”; 27.1%认为 “比较好”）。

同样，党派偏见也影响了人们对中美疫情防控工作的评价。例如，59.0%的民主党支持者对中国的防疫表现给予正面的评价（15.6%认为 “非常好”，43.4%认为 “比较好”）；而只有22.2%的共和党支持者对中国的防疫表现给予正面的评价（2.4%认为 “非常好”，19.8%认为 “比较好”）。而对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防疫表现， 只有12.2%的民主党支持者给予正面评价（2.6%认为 “非常好”，9.6%认为 “比较好”），76.6%共和党支持者则给予肯定的评价（23.8% 认为 “非常好”，46.8%认为 “比较好”）。

美国是否要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制裁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似乎没有共识：约33.5%的受访者反对，35.6%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而30.9%受访者支持。进一步分析支持与反对者的党派背景发现，50.1%的民主党支持者持反对态度（34.8%中立，15.1%支持），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反对态度的只占16.3%（31.3%中立， 52.2%支持）。美国的 “甩锅” 政治也深深地刻上了党派分裂的烙印。 

两次调查均问及受访者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共有四个选项：“非常正面” “有些正面” “有些负面” “非常负面”（为了促使受访者做出清晰的表态， 调查未设“中立”的选项）。与其他民意调查的结果一致——如皮尤全球研究中心2020年10月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占73%，我们同时期的第一期调查数据显示，只有约1/4的受访者（3.8%“非常正面”；21.7%“有点正面”）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而持负面看法的近75% （46.2% “有点负面”，28.4% “非常负面”）。

在对中国的总体看法上，政治分裂的美国竟然有罕见的共识。2021年的第二次调查的数据显示，对中国的整体态度基本没有变化 (3.1% “非常正面”， 22.2% “有些正面”，45.8%“有些负面”， 29.0%“非常负面”，皮尤全球研究中心2021年的民意调查结果，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占76%）。党派认同与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仍然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71，p<0.001）， 即共和党支持者比民主党支持者更有可能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对中国持 “非常负面” 态度的人在两党支持者中所占的比例都在增加。在第一次调查中，16.3%的民主党的支持者和45.1%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对中国的态度 “非常负面”；在第二次调查中，这一比例变化不大，仅上升了约1个百分点（分别为17.28%和46.17%）

一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美国民众的健康和工作，打乱了他们的社会生活。那些受到更多不利影响的群体，更有可能责怪中国，从而对中国的态度更加负面。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却恰恰相反。

在第一次调查中，被新冠病毒感染的群体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比例明显高于没有受到感染的群体：22.6%的受感染的人对中国的态度 “非常正面”；在没受到感染的人（包括经过核酸检验但结果呈阴性的人）中这一比例仅为3.1%。是否因疫情失业或可能因疫情失业也与对中国的态度相关，但模式与一般的预期截然相反。

在两轮调查中，已失业的人对中国的正面态度反而都显著高于未失业的人（p<0.001）：2020年和2021年分别有6.6%和3.9%的人对中国的态度 “非常正面”，而在没有失业的群体中这一数字分别为3.9%和3.2%。自我评估 “非常有可能” 在疫情中失业的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比其他人更为正面：他们在两次调查中分别有19.0%与12.3%的人对中国的态度 “非常正面”。与此类似，在疫情中家庭已遇到及可能遇到经济困难的受访者，比没受疫情影响的人对中国的态度稍微正面。

当然, 以上对中国态度的关联因素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 谁更有可能感染，谁更有可能失业会遇到经济困难，影响这些经历的因素也可能同时影响对中国的态度。因此，我们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定序logit模型和固定效应定序logit模型），基于两轮调查数据，估计了美国公众对中国态度的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在考虑到性别、年龄、种族、教育等因素后，与前面的发现一致，共和党的支持者比民主党的支持者更可能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疫情期间失业的人比没有失业的人都更可能对中国持正面态度。另外，被新冠病毒感染的群体比没被感染的群体在第一轮调查中更可能对中国持正面态度，但在第二轮调查中两个群体对中国的态度并无显著差别。进一步控制个人层面的固定效应后可以发现，疫情期间失业的人比未失业的人对中国的态度更为正面。

尽管我们尚不清楚最后一点发现其中的过程和机制是什么，但是有两点很清楚。第一，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居多，达3/4。第二，这些负面态度，并非是由于个人的健康、工作或生活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怪罪中国。

最后，为了检验中美两国防疫表现的差异是否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即美国民众是否因为中国成功控制了疫情而对中国心生好感。我们在第二次调查中，设计了一个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将被访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直接问被访者对中国的整体态度，另外一组则在此问题前给被访者展示中美抗疫表现的巨大差异。

诚如第二部分所述，美国人对中国的抗疫表现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积极评价。这里我们比较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两个问题上的态度差异：第一个问题是是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共有四个选项：

4. “非常负面”

第二个问题是 “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国的贸易战？”；第三个问题是“美国应该制裁中国高科技公司，限制其在美国市场的发展。第二和第三个问题使用的是5级态度量表（1.非常不同意， 5.非常同意）。

图1. 中国防疫表现如何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调查实验结果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对态度量表取平均数，对实验组（接受关于中国疫情防控的正面消息）和控制组进行比较。如上图所示，在对待中国的整体态度和两项具体政策的评判，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不但差异极小，统计学上也不显著（t 值均小于1.96，均未通过0.0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这些调查实验的分析结果说明，中美防疫表现的差异，中国 “这边风景独好”, 并没有让美国民众产生对中国的正面看法。绝大部分还是持负面看法。 

在美国疫情暴发和恶化期间，我们通过利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 AmeriSpeak 样本数据库，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后（2020年10月和2021年4月），进行了一项全美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有关疫情期间社会状况的两次追踪调查。本文就项目中有关疫情状况、对中国的态度、对中美两国防疫表现的评价、及对美国近期对华政策的评价等， 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发现：

中美关系的恶化，可能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最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还在进行中的新冠疫情在其中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这一国际关系的演变，有各自其深刻的国内根源。尽管我们的相关应对政策试图阻止双边关系的垂直下滑，不能知此知彼，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国内社会和政治的科学研究，哪怕是一些事实性的知识积累，还非常薄弱。中美人文交流不应只是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现在也到了需要我们对美国社会政治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