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6”导论-深度-知识分子

朱青生:“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6”导论

2017/06/26

导读

“山水社会”登台与新媒体催动的当代艺术新模式。

编者按：

6月25日，“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6”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幕，通过“一年之鉴”这一研究方法，围绕2016年中国当代艺术界的热议话题，呈现新现象、新动向和新方法。

在过去一年，自媒体/众媒体让每一个普通人拥有发声的权力，甚至影响着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变革，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无不在预示着世界格局的改变。原有的“旧世界”崩塌了吗？随之而来的是怎样一种社会形态？当原有的秩序和观念分崩离析，人的生命日趋荒诞和游戏化，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16卷导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撰文｜朱青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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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社会”登台与新媒体催动的当代艺术新模式

2016年度有两个情况值得关注，其一是自媒体/众媒体正在分离景观社会，形成分散视点和超出理性、性质杂乱的状况；其二是新技术正在改变着艺术的整体样貌。二者相互关联，产生了不同的新观念和新感觉，致使当代艺术面貌产生变化。2016年的艺术发展的一个表征，可以通过雅昌的AAC评奖作品的整体状态看到其突出的反映，即青年艺术家和“成年”艺术家感觉像两个时代的艺术家。绝大多数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都和新媒体（至少是运用跨媒体）的方式来制作，这种对新技术的运用已经与传统美术中的建筑、绘画、雕塑和工艺相去甚远，而这个状态恰巧反映了新媒体和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和人的重大变化。

2016年特别值得关注的第一种情况是，当代艺术在新媒体的催动之下，产生出一种图像、信息和媒介的新模式。新模式将主题和问题用不同的经过采集、截取和挪用的媒体材料来组合呈现、不断变动，而且意义随观众的切入时间、状态和个人兴趣而随时变化，这是当今世界由众媒体/自媒体（社交网络）形成的“散点透视”的一个缩影：从不同立场提出不同角度的叙述和评论，抗拒“焦点透视”的中心舆论，从而形成了视觉与图像显现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就是“山水社会”。

2016年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媒体应有的党性，严重地反映出主流媒体及意识形态面临的问题，而英国退欧和美国大选则显示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衰退。没有政治行政权力和雄厚资本支持的波段、频道、场面以及明星造成的巨大的“景观”作用，“卑微”的普通人、处于边缘状态的个体、教育层次“肤浅”的各色人等的观念表达，已经借由新媒体、新技术的“山水社会”新模式登上了舞台，而当代艺术则把这个变更强化地呈现出来。

从不同立场提出不同角度的叙述和评论，抗拒“焦点透视”的中心舆论，从而形成了视觉与图像显现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就是“山水社会”。

2016年，政治的全球媒体模式发生偏转，既被当代艺术展示方式突出地反映出来，又由当代艺术的技术进行着实验和推进，加速了景观社会的塌陷。1967年德波定义的所谓“景观社会”本来是以媒体为主导，如今它连同背后的资本所营造的自上而下的“焦点透视”中心状态的模式正在走向衰败，各种社交媒体中不同阶层的人仅仅凭借个人的遭遇和看法，利用截图、道听途说、不加验证的数据和信息，采用个人修图和拼接的方法，生产各种符合自我期待的心态和思绪的流言甚至谣言，在整体的社会情境中产生巨大的政治作用和文化变革。山水社会正在取代景观社会。

当代艺术还提示了人类整体存在的对科学和理性至上的否定，把与科学、进步的启蒙精神指向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个人的思维（思性/神性）作为判断的依据，进而依赖自我尚未清楚地意识，也不能稳定地加以控制的情感、情绪以及莫名其妙的愁绪和焦虑（情性），形成思潮和情态，从而将人的三种不同的本性面向进行混杂表述（三性一身），我们将之归纳成山水社会的“三远法”，而不再是景观社会的统一的风景。

当代艺术的这种混杂表述从更新的层次深刻地揭露了，理性本身的局限和片面使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走向了自身的悖论，是对当代政治困境的揭示。对“理性”的深度调查和中性陈述所构成的精英立场本应是主流社会的现代化成果，但是并未如愿地成为社会正确性的唯一的表达，反而成为对人性整体平衡的忽视甚至无知，无意却又无可奈何地催生出与理性和科学背道而驰的思想、信仰和情绪，以及民粹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形成对理性和科学的反冲击，凭借因为社会差异、发展不均、遭遇不平等和尊严待遇的巨大差别，引发不平和怨恨，以自我的情绪性的想象、焦躁的幻觉，撕裂了正确与正当的人类秩序和现代化进程。

当代艺术对人的“三性”的混杂表述从更新的层次深刻地揭露了，理性本身的局限和片面使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走向了自身的悖论，是对当代政治困境的揭示。

当代艺术是就以“非理性”和超科学技术为其主导性质，如今彰显出，片面的理性与科学和人类整体的本性之间并不相容。艺术正以自身的“不理解原则”创造一个基于混合、拼接、虚拟和想象的人性的真实全景，未必符合秩序和规划，却是现实。

由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同人在思想和信仰方面遵循着不同的选择和认同，互相党同伐异，拒绝统一、形成人类共存。艺术的“不理解”原则本身就承认和保持了对差异和敌对的接受，甚至，虽然从某个思想和宗教标准看来，对方和对象是愚昧、混乱和“无知”，甚至“反人道”的，但却真实存在，正是人间的事实，并且构成了另一些“他人”的生存基础，拥有巨大的政治能量。无论站在何种立场，哪怕是从政治正确的文明推进角度赞成这种思维或信仰与否，在现实生活中，它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分化和撕裂，甚至形成巨大的恐怖和死亡威胁。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述出来。当代艺术则承担了充分的表达。

更何况，再进一步，一个人无论有没有坚定的自我执持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都无不受到“情性”的左右，在无意识和无意义以及不可知的状态中做出决断和行为，最后连自己都无从解释。而这样的方法似乎已经越来越使人的生命趋向一场戏，或者是日趋荒诞的游戏化的状态。

“感觉的延伸”：带来新图像和观念变革的新技术

在前一部分，我们探讨了当代艺术如何在新媒体的催动之下，产生出一种图像、信息和媒介的新模式，这是2016年值得关注的两种情况之一。另一个情况，是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艺术的新方式。新方式使艺术的基本面貌发生转移。尽管当代艺术创作活动目前整体上仍以一种极其粗糙肤浅的方式在进行，但随着新媒体、新技术而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却给新的艺术的发展、传播、扩展和实验留下了余地。

所谓新技术的发展，正是世界整体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重点。这些重点被艺术呈现本来也是理所当然，但如果仅仅是如此，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新生事物，因为自古以来，技术和艺术的关系就很紧密。在希腊的艺术概念（也即现代汉语所使用的“艺术”概念的本源）中，艺术和技术是一个词。只不过，今天当我们用中国眼光来看从西方引进的观念时，可以很清晰地意识到，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阶段，艺术并不是指的同一个东西，差异性在所难免。但是差异性所揭示的恰恰是艺术和技术之间不可相容的冲突。艺术本身就有技术的成分，也与技术相互作用而得以发展。人的价值根植于人的本性，亘古不变，但是如果新技术扩展了人的能力，亦即人的感觉能力、记忆能力和传播能力，那么它就不再简单地是人性在新技术中如何延续的问题，而是本性如何在新技术中获得充分的体现与扩展的问题。这种扩展意味着，在过去我们假设人性的整体曾经被部分地表达，现在这些被表达的部分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延伸。

单就新技术延伸出更多人的感觉而言，比如现代物理学对宇宙的观察和摄制，现代生物学对分子内在结构或者生命活动迹象进行计算而形成的新图形和影像，无论对微观世界中的分子，还是对宏观世界中的外星和宇宙，以前单凭感官都无法直接到达和感觉。随着生物工程、宇宙研究、影像生成等诸多技术方向的发展，一方面，人经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对事物感觉能力的延伸；另一方面，感觉能力的延伸也会随着技术的扩展而使人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发生变化，即人如何来看待世界和人生的三观会受到影响。

人的价值根植于人的本性，亘古不变，但是如果新技术扩展了人的能力，那么它就不再简单地是人性在新技术中如何延续的问题，而是本性如何在新技术中获得充分体现与扩展的问题。

在如今的当代艺术中，有两种趋向已经明显地呈现出这种感觉的后果：第一是对此种新技术形成的新图像、新形式加以吸纳；第二是对各种事物有了新的寄托、表达和呈现的新技术。

第一，新技术形成的新图像、新形式。

这意味着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当代艺术虽然在这方面的意识表现得还不甚清楚，但已有了一些苗头。比如艺术家可以把自己假设为在宏观和微观上深入到外星的生物，或切入到某种生物中间的观者，在这些情况下展现人类究竟可以看到什么。如此的假设变成了艺术家的展现，而并不是科学图像的直接展演。是制幻和转换使这种展现愈发深入到一种当下的恐惧和快乐之中。因为感觉能力扩展之后，人自身的感觉器官已经不是艺术的主要依赖。依靠新技术，人不断发现着前所未有的世界。这就是技术的延伸带来的新的艺术作品。

所以，今天几乎所有当代艺术艺术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新图像和新方式的影响，这种新图像或新形式以逼迫的方式映入了全体人类的印象（详见下文）。艺术家作为人群中最为敏锐的感受者，对于人类整体感觉延伸之后新图像的包裹不可能视而不见。如果在其艺术品中对这样的图像没有反映，无非是因为这种图像的逼迫已使他们有意识地对这类图像的“反面”予以怀念和强调，或有意识地逃避这种图像对人的魔幻的笼罩与吸引。而更多的情况是主动地采集和利用，只不过在形式上根据自己熟练掌握的材料和门类，做出或多或少的转换而已。

“有意逃避”和“主动设置”这两种创作方式，实际是对待新图像和新形式的两种互相对立的反应。不是有意逃避因为新图像的过分生疏、奇异和怪诞而引发的种种混乱、喧嚣和旋转的状态，就是主动把这种状态设置为影像、装置和图像集成，以表达人的幻想与合谋。所有这类变动的驱动力，还是来自不间断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图像的改变。

第二，新的寄托、表达和呈现的技术。

新技术必然带来新的呈现方式。新技术在2016年更快地改变了过去我们对“新媒体艺术”的定义。过去所谓的新媒体艺术只是把非传统媒体（建筑、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的形式加以运用，而今天的新媒体实际上还包含把媒体作为媒介的方式加以发展。所谓媒介的方式，即不仅可以动用新技术、新的展现方式和新的机械来合成与旧的媒介相类似的效果和状态，比如用计算机画一幅绘画，用打印技术做一尊雕刻，用虚拟影像搭建一座建筑，而且更使媒介的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媒介本来是通过某种外在的物体或器械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意义，现在，媒介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意义当然获得了迅速的增长和急速的变化，更有意义的是，还涉及了媒介领域的扩展。媒介不限于人与人之间，而是渗透到人与自我的肉身的关联、人与环境和自然的关联以及人与理想、超凡和神圣的存在的关联之中。传播的意义既可以深入到人的神经内部，也可以扩展到人的观察范围里对神的崇仰和对政治理想的设计。

最为突出的是新技术渗透到人与自我的肉身的关联之中。许多人机一体的装置、情境和展场被设计出来，让人的生理与感觉变化带来的惊喜得以在艺术中充分显示。今天的许多艺术展览甚至是由纯粹的技术人员组合承担了艺术家那个超凡脱俗的角色。在2016年，其发展的速度突然提高，以后的情况更可无限期待。

人与环境和自然的关联的机械复制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卧游时代”已经来临。“卧游时代”把机械复制的性质变成了媒介转换，这也是山水社会的另一个特质，即将真实的自然外界以及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作为描画的对象去制作成模拟的感知对象，使人的个体本身在“宁静”（卧）状态下去主动地游历揽取世界，甚至自身不动，却透过屏幕终端被迫接受世界对自己的环绕和包裹，而这个世界全部是由媒体所选择和编辑的，甚至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而有意编排和伪造的。并且，这种环绕和包裹采取着一种侵入的方式，通过很小的渠道——目前主要是手机，今后还会有更为简洁的方式——侵入个人。

中国称过去的山水画为“卧游”，意为人在家中足不出户，就可把画在墙壁上的山水尽收眼底，饱览天下。但今天的时代不再需要墙壁上的山水，人在任何地方都已无法逃脱；整个世界转化成信息之后，通过移动媒介黏着在最紧密的地方，紧密程度甚至超过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发生肉体的亲近，手机及今后将进一步变化的信息终端比任何一个他人（父母、兄弟、亲朋、爱人）和物质的自然环境更加紧密地贴附在个人身上，成为对人自身的捆绑和包裹。过去的“卧游”是以对墙壁的美化而让人流目，畅游心神，如今人们却被信息的移动终端无处不在地捆绑和侵入、挤压和推进。

新技术彻底颠覆了对象世界，“集成”或“拼贴”（collage）成为通行的方式，人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自身的“宁静”状态下去主动地汲取世界，而是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虚拟了自己的在场。

此时的艺术实际承担了对屏幕无尽而疯狂的注入和“美化”的任务，当代艺术只是将这种潜在的运动和浪潮集中显示在观者的眼前。表面看来，当代艺术也参与了山水社会的一个更新的方式，即新技术已经使我们背离了景观社会，再也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主体来建造透视——所谓的透视意为有一个立足点和焦点，从这个点观望出去，就能够规划在一个单纯空间内的所有物体和所有现象。而新技术制作的“山水”是一种晃动的观察，这种观察随着人的走动而发生，只是其异化显现为不再是人的主动走动，而是被迫旋转，在旋转中，人身处于各种各样的景色的围绕之中。

人与理想、超凡和神圣的存在的关联是将理想的图景以现实权力结构分配的“图表”混同表现。这些图表其实就是现实的景观——根据权力和现行体制，政治权利、经济状况和文化状态所显现和反映的阶级、阶层、性别、宗教、种族和民族所构成的现实图景。各种阶级和利益阶层之间的实际政治权力和经济状况及其分配的合法性在过去总是被掌握公共媒介和公告发布权力的统治集团独占，而今由于上述的新媒体变化，各个阶级、阶层中地位处于中心和边缘地位的多种愿景（理想、超凡和神圣的存在）和抗议（现实的政治利益和文化需要）都得以同时表达，看似一片混乱，实则使人类新的平等意识和民主精神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具有了实现的可能。

当代艺术呈现了新技术带来的新观念的各个主要方面，并不仅仅是将真实的外界和（历史与当下）的现实环境作为描画对象去创作出一幅模拟的图画，而是人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自身的“宁静”状态下去主动地汲取世界。这种杂乱是因为新技术彻底颠覆了对象世界，“集成”或“拼贴”（collage）已经成为通行的方式，不再是电影中的蒙太奇（montage），更多的是因为人们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虚拟了自己的在场，而这种“在场”交错、重合，甚至杂乱，把人的其他感觉和空间的幻觉融合在其中。

反思与批判：当代艺术在新时代的独特意味

新技术导致了当代艺术的主体方式向媒介艺术转换，使“艺术家”的范围迅速扩大。在过去的时代，艺术主体仅仅是少数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艺术家的谋生或成名需要而被创造出来。而贯穿整个20世纪的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现代艺术革命或当代艺术的根本变化，则是对过去界限的不断打破与开拓。当代艺术正在新媒体和新技术的条件下引导所有人——特别是对自身的人的价值具有高度责任感和希望的人——去看待一切问题，也即看待世界、看待人的本性、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反观人的自身，并使之成为一种普遍活动。这种活动把一切看作视觉的关切，并从视觉延伸到其他感官，这就使不间断的形式革命终于转化为观念的艺术。

再进一步，由观念拓展到艺术和各种问题之间的另一种关系。人的“情性”终于归附到了每个人本身，那个让大多数人去追随、观望、凝视和崇仰少数人所做之事的时代已经结束。古典时代结束，当代艺术重启，这一过程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当代艺术对艺术民主化的过程只是一个开始，这一开始过程在当下的延续，正是由于新媒体的介入而产生了突然的提升。大量的技术人员因为专长和专注，一旦自己的工作成果超出了商业项目和生产目的所规定的范围，就成为一位艺术家。这种提升是我们在2016年观察到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从2016年开始，但越来越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与此同时，对新技术的意识也随之更为觉醒。在技术爆发之前的工业社会，人们本可以对技术的产生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随遇而安，但新技术却不允许人们这样做，人去自然中生存的意愿已经被逼迫得成为不可能。

艺术的意义并不在于用新媒体所提供的方式去制造新技术发展的可能，也不在于以此去实现想象力的延伸……艺术是对这样的事情充满了恐惧、怀疑、无所适从。

新媒体带来的不仅是对人有益的一种开放和发展，还有人的异化与被钳制和控制的可能。如果从纯粹的社会学和理性的角度来考虑，新媒体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共识。然而事实上，艺术的意义并不在于用新媒体所提供的方式去制造新技术发展的可能，也不在于以此去实现想象力的延伸，甚至是去参与推动技术性的记录、观察、计算和控制能力的增长——这并不是艺术的工作，这是理性的工作、思想的工作。艺术则是对这样的事情充满了恐惧、怀疑、无所适从，从而显现出对所有上述新问题的纠结、反抗和批判。

在这样一个“最危险的时候”，当现代技术似乎已发展到能以人工智能去压迫和取代人本身之时，当代艺术对新技术的批判和反思更关注的是如何能够用血肉之躯重新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种“长城”不是为了防范外来的新媒体和新技术的侵袭，因为这实际上是无从防范的时代变更，而是为了彻底意识到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是体制内在的保守和人对人的精神奴役。我们所要依靠的不是肉身，因为肉身今后必定会退化和腐败为机器旁的一团赘肉。这里隐藏的艺术的真正作用，正在于艺术和技术的根本上的不相容性。所谓艺术，就是对技术所遵循的原则的不间断的反抗、消除和创造。只要有两个人类个体，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被不间断地强调、揭示和激发，这就是艺术。

艺术与技术的关系，既是对技术的使用，又是对技术、对人的异化的逃脱、超越和清除。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计算机写作、绘画、诗歌——都是过去时代的艺术，已不再是艺术的当代主导形式，它们大多只是博物馆的藏品，被供奉在人类的精神纪念堂里，成为文明的遗产。艺术的价值本身恰恰并不是因为人类在历史上曾有过这些艺术，而是正在不断开创和开拓的可能，这正是新媒体和新技术展现的希望。

那个让大多数人去追随、观望、凝视和崇仰少数人所做之事的时代已经结束。古典时代结束，当代艺术重启。

然而2016年，当代艺术整体并没有对景观社会的黄昏进行积极的批判和反思，有越来越多初有成就的新晋艺术家介入到时尚拍卖权力榜的表演之中，成为巨大资本景观的参与者。他们参与了虚华繁荣的财富攫取和分配，就如同电视台在综艺节目进程中插播广告，如有一千万个人观看，每个人被插入的广告平均耽搁两分钟，那么广告就攫取了两千万分钟。一个人的一辈子有多少分钟？一次商业时尚的广告占有公共关注的时段就是在以合法的方式“谋杀”。当代的艺术家经常参与合谋，并且为虎作伥，提供更为绚丽和精彩的诱导。

当然，当代艺术家介入商演和时尚，还表现出两种奇特的自我否定和否定的力量，并在冲撞中显现出一幅怪异的图景。一方面，他们丧失了一切政治当代性，对权力和资本赤裸裸地投怀送抱；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秉持一种调侃和嘲讽的态度，使时尚背后的权威和资本的支持者莫名其妙地上当受骗。这反映了他们的混乱、愚蠢以及对结果的无从预计和毫无办法，只是在自我的迷失中参加了一场否定自我的黄昏盛宴。山水社会的信息变革和技术发展的无限可能已经预示了一场正在酝酿的颠覆性震荡。

因此，新媒体和新技术实际上已经在新的时代和年代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意味。2016年，许多新媒体艺术作品广受关注，也被“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着意调查，并不是因为这一年新媒体、新技术在艺术创作中有多大发展，而在于新媒体、新技术已经引起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意识。这种意识显现为一种形象和现象，以作品和展览的形式展示出来，其中，有些被艺术家仅仅作为个人状态的显现，而这种个人状态的无聊与无耻常常充满着智慧的调谑。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这种媒体与技术本身形成的冲突、无解和自我消除俨然已经逐步变成了艺术发展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