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钱学森（左二）出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听证会

听证会全文 | 美国国家档案馆

翻译 | 张现民（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校译 | 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张现民

责编 | 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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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加州特米诺岛

时  间：1950年9月20日

出席人：

钱学森的辩护律师格兰特·B.库柏（Grant B. Cooper）

助理美国检察官马克斯·F.多伊兹（Max F. Duetz）

陆军装备司令部人员威廉·H.邓恩（William H. Dunn）

陆军装备部洛杉矶办事处莱曼·P.戴维森（Maj. Lyman P. Davison）

美国海军地区情报办公室乔治·R.波特（George R. Porter）

洛杉矶海关规费征收办公室罗伊·M.戈林（Roy M. Gorin）

美国海关洛杉矶代表欧内斯特·S.格雷泽（Ernest S. Glazer）

美国移民归化局人员贾斯廷·T.班尼特（Justin T. Bennett）

美国移民归化局人员艾伯特·德尔·古尔丘（Albert Del Guercio）

库柏：

这个会议是在我向诸位和检察官多林先生（Mr Tolin）建议后召开的，其目的是澄清事实。我已经知会钱学森他所具有的权利，他完全理解。他也理解，他说的话可能被用来成为反驳他的依据。尽管如此，钱学森希望答复参加会议的诸位先生询问的涉及这个案件的所有问题。我还告诫他说假话的严重后果，他理解在法庭上说谎可能被指控为伪证罪。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将提问的问题及回答保留一个副本。我试图让参加的所有机构明白他们所不知的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他已经知晓他的权利并在此做出上述声明。

古尔丘：

可以理解，毫无例外，这个诉讼案例对以后移民归化局要召开的诉讼没有什么影响。这个诉讼没有法律和司法意义。我们认为，就移民法而言，还不到决定指控钱学森对或错的时候。

库柏：

我试图寻求对钱学森保释，恰巧的是，美国检察官则有权保释，因此通过美国检察官让检察长明白。我希望你们所有的同事明白事情的真相。你们诸位也都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多伊兹：

我再说一下，就这个案件而言，我们对提问的问题和回答进行了速记，但同时可以理解，这只是纯粹的而非正式的诉讼，由于钱学森自愿回答有关政府机构向他提出感兴趣的问题。但是这个诉讼本身没有法律和司法意义，仅仅是一场非正式的调查，政府同意库柏准备一份副本。

库柏：

问：钱学森博士，你出生在中国吗？

答：是的，1909年。

问：你现在是中国公民。

答：是的。

问：你是1935年来到美国的？

答：是的。

问：是奖学金资助才来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

答：在美国学习两年，有可能延长一年，并不是特别为了进麻省理工学院，我可以选择其他学校，但我最终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

问：你是以学生临时签证的名义？

答：是以学生签证的名义来到美国的。

问：在学生签证的名义下，你在这里呆了多长时间？

答：直到1947年4月的某一时间，那时我离开了美国。我以永久签证的名义从加拿大重新回到纽约。1947年，我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呆了三个月时间，7月、8月、9月。

问：你拜访了你的父亲？

答：是的，我回国结婚，然后又回到美国，我是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重新回到美国的。

问：在1947年或其他时间你回到美国前，你是否是共产党党员？具体讲，你是加州理工学院共产党122小组或其他以推翻美国政府作为目标的任何组织的成员吗？

答：我不是以上所说的所有组织的成员。

问：从1937年以来，你认识威因鲍姆（Weinbaum）博士吗？

答：是的。我认识马林纳（Malina）和杜布诺夫（Dubinoff）——我认识很多人。但我只想提及可能有用的名字。

问：你是1937年或1938年来加州理工学院的？

答：我是1936年秋天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

问：你的职位是什么？

答：从1936—1939年，我是一名学生。

问：你主攻什么？

答：我主攻空气动力学。

问：那时候，威因鲍姆也是一名学生？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是什么职位？

答：我认为，他的职位是研究人员。杜布诺夫是研究人员，马林纳是学生。

问：你经常访问威因鲍姆的家吗？

答：应该说，我更了解马林纳。事实上，由于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领域的共同兴趣，通过马林纳，我被引荐给他们。马林纳是我们系的，其他则不是我们系的。威因鲍姆是化学系的，杜布诺夫是生物系的。马林纳把我介绍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

问：你经常登门拜访他们各自的家庭吗？

答：是的。我认识他们——也不是马上认识的。我回忆不起在哪一年什么时间认识他们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对音乐以及对中国和东方国家有普遍兴趣。 

问：那时，在你与他们的谈话中，他们的确表达了对中国所处境遇的同情，是吗？

答：是的，他们的确这样。这也是他们对我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你们也能回想起，那时中日战争刚开始，作为一名中国人，我非常高兴听到对中国的任何的同情。

问：你拜访威因鲍姆，有些时候是应邀而去的，有些时候仅仅是非正式的顺便访问？

答：是的，因为我和他们非常熟悉，经常在晚上没有预先告知的情况下顺便拜访他们。

问：有时候，他们是一个人在家吗？

答：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一群人。

问：是否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马林纳和杜布诺夫都在威因鲍姆家中？

答：是的，我提到的这三位同事是非常好的朋友。

问：你在同他们会见或拜访他们家时，是定期进行，一星期一次还是仅仅不定时的访问？

答：差不多一星期一次。

问：具体是哪一个晚上？

答：并不是非常固定，但是通常情况是在晚上，并且经常是星期三，因为那一天我有时间，不打算安排学习。

问：你同他们的友好关系持续了多长时间？

答：很难说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因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但是我认为那一定是在1938年以后。

问：威因鲍姆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到其他地方那是什么时间？

答：我也说起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但是我确定太平洋战争已开始了，1941年，他在校外得到了一份工作，一份企业当中的工作。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以后他就到东部去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

问：你是什么时间从事有关战争工作的？

答：我从事有关战争工作较晚，我不记得具体时间了，应该是在1943年之后。

问：在你积极从事战争工作期间，你还见到这些人吗？

答：就马林纳而言，甚至在我从事这一工作之前，我也不是经常见到他，因为他比我从事战争工作要早。因为我从事的是非保密的工作，自然就不经常见到他。

问：在你访问他们各自的家庭时，你知道、相信或者怀疑这些是共产主义集会吗？

答：我不知道，依我判断，我也没有怀疑过他们是共产党员。

问：这些访问是不是一群非正式的聚会？

答：在我看来，他们是这样的。

问：现在你回过头来用目前的怀疑的眼光看，你会不会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分子？

答：回答是肯定的，根据目前我从报纸上获得一些信息，我的确怀疑他们是。

问：这就是我特别让你参考威因鲍姆审讯的原因？

答：是的。

问：你现在认为，那时候当中国和日本交恶时，他们关于同情中国的谈话可能是站在共产主义一边的？

答：从我现在获得一些信息，我可以说那是可能的。

问：你曾经故意参加那个组织？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知道你的名字在他们的党员名单上？

答：不知道。

问：你曾经有任何共产主义组织的党员证？

答：没有。

问：你在上面签过名？

答：没有。

问：你看到过那个签着你名字的证件吗？

答：没有。

问：你曾经加入共产党组织或者持有一份假名义的证件？

答：没有。

问：我们把谈话时间拉到当前——你父亲多大年纪啦？

答：他69岁。

问：在多年前，你父亲曾经手术过？

答：不，是在去年冬天他进行过胃手术。

问：你是通过书信知道的吗？

答：是的，是通过书信知道的。并且医生通知说，手术还没有完成，他希望在今年冬天进行第二次手术。

问：你父亲的全名是什么？

答：钱均甫。住上海愚园路1032弄111号。

问：你能记清给你父亲进行手术的是哪位医生吗？

答：我认为蒋英女士知道，因为是她回的信，我忘记了。

问：你收到过你父亲希望你回国的信件吗？

答：是的。

问：当你最后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你填写过日常的安全许可申请了吗？你最后填写安全许可那是什么时间？

答：最后一次是1949年9月或10月。

问：在那之前，你签署过类似的申请吗？

答：是的。

问：我认为，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在从事与安全有关的工作？

答：是的。

问：你什么时间第一次知道你遭到怀疑的？

答：我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了——在1950年5月底或者在6月初。

问：是什么引起你的注意？

答：有一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召见我。

问：那时，你向他们说了些什么？

答：他们调查的目的是我的美国共产党员身份。我回答他们的就如同我今天回答你们一样。

问：那是什么时间，你第一次将你被怀疑的情况报告给加州理工学院官方的？

答：让我这么说吧。在与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谈话中，他们告诉我，我很快将退出涉密工作。我认为在这之后很快，就与林德瓦尔（Lindvall）博士谈过，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是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

问：你告诉林德瓦尔博士，你可能不能从事涉密工作？

答：是的。

问：考虑到你也收到你父亲的来信，你不能从事涉密工作的情况对你最终决定返回中国有什么影响？

答：那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收到我父亲的来信，他老人家早希望我回国。他的健康状况不好，我很早就很清楚。但是我专心于工作。当你专心于工作时，你很少关注于个人的一些情况、想这些事。我不能从事涉密工作，这对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使我思考我个人问题，是留在美国呢？还是返回中国？看一看美国和中国大陆发生公开冲突的可能性，这使我更加不安。换句话说，大陆控制在共产主义的体制下。

问：你第一次尝试获得回国护照离美回国，那是什么时候？

答：确切地说，我询问了一下，然后预订了威尔逊总统号，那是6月中旬。

问：确切地说你是买了船票还是同他们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沟通？

答：我到他们的办公室，预订了船票，他们告诉我要离开美国，需要获得通过香港的过境签证。

问：这时间就到了1950年6月中旬，在此之前，你同加州理工学院官员商谈过返回中国的决定了吗？

答：没有！我首先告诉的是林德瓦尔博士，然后告诉华森（Watson）教授，他是加州理工学院教工委员会主席。辞掉教员要报告给他，因此我必须告诉他。我认为只有到了几个星期后我才告诉杜布里奇（Dubridge）院长。因为那时他没有在学校。就在这个时候，6月中旬，我的许可证被吊销。

问：你是什么时间被通知“许可证被吊销”的？

答：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大约是在6月中旬。

问：确切地说，这更加坚定了你回国的决心？

答：当然，加州理工学院对我的回国深表不安。他们希望我不要离开。更明确一点，我认为有很多事促使我回到中国，我父亲将要到来的手术以及中美之间的公开冲突，还有我父亲生活在中国，如果交恶发生，我就没有办法寄钱给我父亲，他现在完全依靠我。因此我对中美可能交恶的深表不安。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够解决，我赡养父亲的困难得以排除。我告诉华森教授：我希望最后再回到美国，在加州继续进行我的工作。但是，当然我已向他表明：加州理工学院不能指望我确定返回的具体时间。

问：1950年7月29日，你写信给华盛顿国务院了吗？在信中表达了你回国的愿望。

答：是的。

问：在我手头上有这封信，我一会交给你。你可以复制并标注一下物证A。8月3日，你收到国务院的有关你乘坐美国总统号离开美国问题的回信了？标注物证E，并返还给我。同时，就取道香港回国这件事，你还询问过西雅图的国际贸易服务协会？

答：是的。

问：那是你1950年7月1日的书信，标注物证C。国际贸易服务协会是个什么组织？

答：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组织，但是我知道他们从事签证到香港的业务。

问：你从哪里获知国际贸易服务协会的？

答：我想提及另外一件事。我知道在洛杉矶获得英国领馆的过境签证是非常困难的。我有一个中国的朋友试图回国，在洛杉矶从英国领事馆很难获得过境签证。于是我就问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一些计划回中国的学生得来的一些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个国际贸易服务协会能够全程安排，于是我于7月31日就开始四处寻找这个机构。

问：8月5日，你给国际贸易协会去信了吗？

答：是的，这封信标注物证E。

问：那么，钱博士，这样你就买票通过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准备离开？

答：是的。

问：对你来说，你需要获得什么签证？

答：仅仅是香港过境签证。国际贸易服务协会帮助我得到了。

问：你能回忆起你是什么时候付的票费吗？

答：可能是八月中旬。

问：你将这个情况通知了加州理工学院有关官员了吗？

答：没有说很多，我只是告诉他们我在8月末要离开美国。我的参加涉密工作的许可证被吊销，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又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他们的意思是如果我重新要求并重新获得许可证，我可以留在这里继续工作。其次，我认为对加州理工学院非常重要的是，他们也不希望这事悬而未决，他们推荐我去找弗朗西斯·M·雷（Francis M.Wray）上校，要求召开听证会。在书信中我希望把听证会安排得早一点，因为我准备8月底就离开美国。如果你们需要我就写这封信。

问：加州理工学院有人安排为你在华盛顿找一名律师，获得你的安全许可证？

答：是的。事情由海军次长金波尔（Dan A.Kimbal）发起。他是我的朋友，比较熟悉我。根据他的建议，华盛顿律师保罗·鲍特（Paul Porter）担任这次听证会的代理人。

问：因此，你是不是准备在1950年8月21日离开洛杉矶到华盛顿？

答：是的，我是8月21日离开洛杉矶的。

问：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对你有什么建议和要求？

答：我必须说，我仔细考虑过这个上诉，因为我希望为加州理工学院尽可能做些事情。但是，如果参加涉密工作许可证不能通过，那么我就离开美国。

库柏：

我必须对此解释。加州理工学院的杜布里奇院长建议他回来，提出这个上诉。他本人不希望这样做，但是杜布里奇要求他这样。

问：当你在21日到达华盛顿时，你首先见的人是谁？

答：第二天，我就去金波尔的办公室会见了他。接着，我把整个情况报告给他。我告诉他，我准备回国。听到这里，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希望我能够获得许可证，我半信半疑。他把我推出办公室对我说：“你去见鲍特，一切事情就都解决了！”因此22日下午，我去拜见了鲍特，把事情简要地报告给他。听证会定于23日。鲍特说：“为了在听证会上很好地陈述，他不得不做大量的基础工作，若听证会在23号召开，时间来不及。”他说，我应该再找金波尔商谈一下，听证会应该推迟。我想到了金波尔办公室的麦柯唐纳（McDonald），他能使听证会推迟到不确定日期。

问：在你回洛杉矶的那天早上，你又去见海军次长金波尔了吗？

答：见过了。这次我知道他不赞成我回国。因此这次我特别强调，我不希望获准参加涉密工作的请求。最后他对我说，他想如果有人问他——金波尔，是否允许我离开美国，他会说“不”。我应该对此事再认真思考一下。我说，现在问题是这次听证会推迟了，我能够回到加利福尼亚，重新思考此事，并且及时通知他我的决定。下午，我就乘飞机回加州。

库柏：

海军次长金波尔在上个星期五来到我办公室，他是在加州理工学院校方的建议下来我办公室的。他对我说：“嗨，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他不准备离开美国。”他给美国司法部打电话，将情况通知他们。在通知美国司法部时说，如果钱学森说他留在美国，这对检察机关来说就满意了。他又打电话给地区移民归化局局长兰顿（Landon）说了一遍。金波尔说，在23号上午他与钱学森博士会见后，他告诉钱不应该离开。我认为，金波尔也告诉钱学森，他相信钱学森父亲希望钱回国，但是金波尔也相信应该给他父亲做工作，改变让钱回国的念头。金波尔坚持认为，由于钱学森头脑中的知识，不应该让钱学森回国，因为这些知识可以被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所利用。我回忆，但不一定很准确，当钱学森回国时，金波尔电话给司法部，说绝对不能让钱学森回国，尽量让他留在这里。他向我解释说，他并不意味着将他（钱）拘禁，他应该被释放。

库柏：

问：钱学森博士，还有一个我忽视的问题：当你购买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机票时，你申请了返回的签证了吗？

答：没有，应该从移民局申请。

问：为什么你没有申请返回的签证？

答：这里有很多原因。首先，从这次旅行的性质看，我不能确定多长时间能返回。根据我的经验来理解，因为在1947年我得到了返回的签证，有效期六个月就不错了。我的这次旅行可能花更长的时间。在我1947年离开美国时，我就在波士顿得到了返回的签证。1947年9月底返回的。我的妻子蒋英是在12月初来到美国的。她告诉我，在她申请签证时，上海美领馆对我没有通过上海办事处离开上海，进入美国深表不满。他们希望我的返程能通过他们办公室，因此这也是让我没有试图得到返程签证的原因。

问：当你到达机场时，有谁见到？

答：我不能回想起那位先生的名字，但是他是移民局的调查人员。

库柏：

问：简单地说，你收到一份由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地方长官签发的一份通知，命令不能离开美国。那大约是23日深夜？

答：是的，大约在半夜时分。

问：这个决定对你打算离开美国有什么影响？

答：影响是直接的。我不再想永久离开美国了。那已经太晚了，首先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取消航班预定，并且尽可能早。事实上，我在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24日早上取消了。

问：然而，关于你的妻子和孩子离开美国，你是怎么决定的？

答：24日，我们仍然在想尽可能让妻子和孩子离开美国，妻子能够料理家事。就像我现在给你们说的。于是24日的决定就是，由于有命令，我必须留在美国。那么蒋英和孩子到香港。

问：那一天，你把你们的打算向加州理工学院的任何人说过吗？

答：加州理工学院的杜布里奇院长访问了我。他想知道我去华盛顿的结果。于是我把华盛顿以及机场发生的事情一一报告给他。我也告诉他，由于是命令，我必须留在美国，蒋英和孩子仍然想着回中国去。

问：对你的妻子和小孩的离开，杜布里奇有什么反对吗？

答：他说，他不想看到我们家庭的分离，但是他没有明确的表示反对。

问：那一天，你陪着妻子去帕萨迪纳的银行了吗？

答：去了，但不是帕萨迪纳而是阿塔迪纳市，她有银行的保管箱，在其名下有一笔积蓄。

问：多少钱？

答：那时只有200美元左右。由于她要回国，于是把这笔积蓄取出来。

问：从银行的保管箱还取了什么东西？

答：银行保管箱里大多是她的珠宝，也存有我们购买的战时公债。

问：你的所有的战时公债，面值大约有多少？

答：大约是4000美元至5000美元。

库柏：

问：你妻子交给我一张E系列的战时公债条子，并有数字，这些是你那时拥有的公债吗？

答：我记不起所有的数字。

问：你们把它兑换成现金了吗？

答：没有。我们仍然持有。

问：8月24日或在这个时间之前，你在其他银行还有银行账户吗？在哪家银行？

答：我有两个地方，一个储蓄帐户和一个支票账户，美国银行，帕萨迪纳湖畔支行。

问：在那里有活期存款？

答：是的，大约有200美元。

问：你将这些钱取出来了吗？

答：没有，根本没有动。我在帕萨迪纳安全第一国家银行还有一笔存款，也没有动，大约有1000美元。

问：当你陪着妻子把200美元取出来时，你还有回中国的想法吗？

答：没有。

问：直到最终被捕你一直呆在美国？

答：是的。

问：当你决定回中国时，关于这些秘密或不涉密的文件，你是怎么处理的？

答：根据我的判断，我把目前涉密的一些文件从我的行李中拿出来，把它锁在一个文件柜里。然后把钥匙给加州理工学院的克拉克·米利肯（Clark Milliken）。

问：在你对文件进行分类时，你知道哪些文件是秘密哪些不是秘密的规定和法则吗？

答：是的。

问：你带了你认为或你现在认为是秘密的文件了吗?

答：我没有携带任何我认为是秘密的文件，我能够确信我带的这些文件不是秘密文件。

问：在你离开前，你对行李进行打包，你交托给谁办这件事的？

答：我委托帕萨迪纳打包公司全权负责打包事宜。而且那个公司的塞克史密斯（Sexsmith）先生还告诉我，我没有必要担心海关文件等等，因为有一个特定机构为我做这个事。还告诉我，我没有必要对此担心以及船上存放文件的空间问题，我打算乘坐的船是威尔逊总统号，他们将负责所有的事。

多伊兹：

下面让戈林先生来询问有关托运文件的问题。

戈林：

对我们来说，这个时候说些什么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们被邀请参加这个听证会实际上是听一下或者插上一两个问题而已。关于这些材料的分类问题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这个由其他机构来决定。他回答的一两个问题我都记下来了。现在，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多伊兹：

问：钱学森博士，在这些材料被运往白金斯公司时，你同塞克史密斯先生讨论过你运输的这些材料的性质吗？因为它包含你图书馆的很多技术资料。

答：是的，公司人员已详细登记了材料的内容。

问：他知道这些是技术书籍?

答：知道。

问：他说，你必须得到那些与这些技术资料有关的部委的许可吗？

答：他没有向我提及。我也认识加州理工学院的赵忠尧（Chao C.Y ）博士，他想带回一些物理实验设备，困难重重。我告诉他我的有关材料，他说：“你没有必要担心，那分明是两码事。”这给我的印象是没有什么关系。

问：你同塞克史密斯先生商讨赵博士的情况了吗？

答：是的，因为那个公司也给他打的包。事实上，在他与我谈话时，是他主动提起这个事情的。他说，你也认识赵博士。我说，是的，我认识他。他说：“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

格雷泽：

问：你在哪里同塞克史密斯先生谈话的？

答：在我的房间。

问：你在哪里存放这些文件和材料的？

答：它们被存放在加州理工学院。

格雷泽：

问：塞克史密斯先生没有查看这些材料，他只是从你描述中说这些话的？

答：是的。但是我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从加州理工学院带到打包地方的材料是没有包裹的，从家中带走的书籍已打包，从加州带回的书籍则没有打包。

问：你知道，当对这些书籍进行打包和装运时，塞克史密斯先生是否在加州理工学院？

答：他没有在场。

戈林：

问：钱博士，你对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课程的一些演讲笔记非常熟悉，是吗？

答：是的。

问：我认为，你有加州理工学院该课程的一套完整的复制件？

答：是的，有好多套，但是只有一套是完整的。

问：你现在是否知道那是秘密文件？

答：完整的那一套现在标有“内部”文件字样。

问：你是否知道在文件中有这样一份材料？

答：那套完整的并没有包括在我要带回的书籍中，因为它被锁在办公室了。

问：你收到任何要求将这些喷气推进课程的最终稿退回加州官方进行销毁的命令了吗？

答：没有。

问：你知道这些草稿将烧掉或其他销毁方式吗？

答：我不知道。

问：据我所知，你在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的通信名单上？

答：不是。

问：你是怎样收到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手册的？

答：如果你说我在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通信名单上，我应该收到他们所有的出版物。但是那不对。我没有收到他们的出版物。

问：你没有收到他们部分出版物？

答：我收到他们部分出版物。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收到他们的出版物。一种就是，我收到的部分文件不是来自于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而是有关这个领域的其它机构重印的材料，其用意是让从事这个领域的人们了解相关信息。再就是我本人的研究成果。当然他们会送给我一套。

问：你现在能回忆起你是否收到标有秘密、机密或绝密的文件资料？

答：是的，在战争期间，我收到一两份这样的资料，但是他们又通知我这些材料战后不再加密。

格雷泽：

问：钱博士，你说你在检查了加州理工学院资料后，将认为是机密的文件剔除出来，然后归还给米利肯，锁在加州理工学院保管？

答：不是特别准确，我将这些材料以及我不想带回的部分材料放在一个柜子里，将其锁好，然后将钥匙交给米利肯博士。

问：这些材料从哪里获得的？

答：渠道很多，实际上大多从政府机构和私人公司获得。

问：有的是不是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图书馆或喷气推进研究部门？

答：是的。

问：你是通过别人的同意得到这些材料的？你对这些材料是否负责任？

答：我记得，得到涉密文件，伴随涉密文件有两份材料，需要你收到后签字。

库柏：

问：在你收到这些机密材料，你是否知道有这样的规定：需将材料归还？

答：我知道，有规定：你需要就保管他，或者你不需要它就把材料归还。事实上，在战争期间我就通过那种方式归还了大多数的材料。 

问：那为什么携带这些材料呢？

答：的确，这些材料确有机密的字样。但是以我看，它们并非重要，另外我还不知归还给哪个部门。因为最初送给我材料的机构不复存在。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送还。

戈林：

问：看一下他对海关手续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在1947年前夕他有机会将这些材料带出国外？

答：因为我不想在暑假努力工作，所以我没有带任何材料回国。

问：在这些被检查的所有的材料中，你打算带出国外有什么用处？

答：所有的材料都是与我的专业相关，我需要这些材料。

库柏：

问：你打算去教书？

答：很可能去教书。

古尔丘：

问：你打算让共产党中国得到这些材料？

答：我不理解您的问题。

库柏：

古尔丘先生问的问题是你是否打算将材料给共产党中国？在你回答之前，请你告诉这些先生，你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官方和海军次长金波尔交谈的一些问题：万一美国和共产党控制的中国进行战争，你的态度是什么？

古尔丘：

问：你打算将你大脑中的知识奉献给共产党中国？

答：我头脑中有什么材料，这个很难说。问题应该这样回答：我头脑中的知识可能对美国的国防和军事实力意义重大。为了信誉，我不会将其给第二人。这种职责如同两个相互敌对的公司雇用了同一雇员，这个雇员离开去另一个公司，作为一名职业工作者，如果这些信息在它们之间的竞争中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会将他早期雇主的信息给第二个雇主。我的态度就是如此。

多伊兹：

问：我知道你是中国公民，你对中国肯定是充满同情的，但是你同情国民政府的中国还是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十分关注，你是将你的知识奉献给目前执政的中国政府还是将来可能执政的其他政府？

答：我想，我可以做如下声明：我对美国的职责是我忠诚于他，我不会泄露我的任何知识用来抗击美国，但是就我本人认识所及，我没有这样的知识，所以我也对这个问题不担心。

邓恩：

问：钱博士，你对国防部安全项目条款非常熟悉吗？

答：由于我不理解您的意思，所以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问：您读过有关信息保护的任何条款吗？——陆军规定38-5款和空军规定205-1。

答：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些规定。

问：在大多数分发到民间组织的涉密文件上，基本上都标记这些规定。这个文件在法律条款范围内，禁止将其泄露给未授权的个人。你知道这也适合于标有秘密和机密的文件吗？

答：我知道。

问：你知道标有这些密级的文件只能为政府所用，被国防部官方需要所用，如国防部合同及其他事务等？

答：是的，我知道。

问：你知道这也适合于涉密文件，在你接触到一些涉密的事情，你是否受到教导和培训，要求保护这些信息呢？

答：根据我最大程度的回忆，我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导。

问：你在以前说过，在你准备离开时，你将文件分成涉密的和不涉密的。你还说对哪些是涉密，哪些不是涉密的你还有规则可循，你能回忆起这些规则是海军的，陆军的还是空军的？

答：当我对这些材料进行分类时，我将那些涉密的材料和仍然敲有密级的小册子取出来，这些材料属于一类。还有一些材料，仍然敲有密级的章，但是由于我在这行工作，有些材料后来被撤除了密级，还有一些材料虽然我没有收到撤销密级的信件，但是这些材料或其内容已公开出版在杂志中，它也就意味着不再是秘密的。

多伊兹：

问：换句话说，你是根据你的经验来处置这些你认为不再是涉密的材料的？

答：是的。我没有任何人来帮助我对材料进行分类。

问：在你的工作中，你曾经接触过高度机密的事情吗？

答：没有。在我的经历中我没有涉及高度机密的事情。在战争期间，我在空军工作过，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我的确有接触至高级机密的许可证，但是我认为我没有收到任何绝密的文件。

问：你是否曾经接触涉密航空信息？

答：从来没有。

问：你能回忆起，你收到空军装备司令部于1949年6月写给你的书信，要求你退回由冯·卡门教授写的四篇报告吗？

答：我回忆，收到这样一封书信。我的回答是这些材料已退还给华盛顿的空军办公室，那是我准备来加利福尼亚期间。

问：根据你对信息保护政策的了解，你熟悉对标注文件进行退回的程序吗？

答：我既不熟悉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问：如果你有一份文件，起初标有密级字样，后来你也有证据表明它不再是秘密的，按你理解这些材料可以不加保护地任意处置？

答：那是我的看法，但是我还是把它放在秘密类里。

戴维森：

问：钱博士，不久前，你说过有时对这些涉密文件进行了销毁？

答：不，我从来没有销毁过。我知道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来销毁。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将文件退回，我就是这样做的。

问：你怎么知道它们可以被销毁的？

答：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销毁过。

原文在2015年纪念钱学森回国六十周年之际，刊发于《冷战国际史研究》2015年第19.20期合刊，原标题为《在特米诺岛上与钱学森的一次特殊晤谈》，《知识分子》获译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