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总统号” 邮轮

撰文 | 季雨

1950年8月28日，“威尔逊总统号”远洋邮轮从旧金山起航，开启了第17次东亚之旅。这是一艘二战后建成的豪华邮轮，排水量达两万余吨，最多可以运输500多名旅客。在这艘船的乘客中，有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留美学者及其家属，他们计划在香港下船，然后北上回国。在航空技术尚不发达、且机票昂贵的上世纪50年代初，普通人跨洲旅行的首选自然是乘坐远洋邮轮。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中国学者和留学生来到美国学习深造。当他们完成学业与进修后，正值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这些中国学者和留学生，生长在中国饱受外国列强欺辱的时期，大都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渴望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在新中国政府的感召下，很多人抛弃在美国的优厚生活条件，满怀报效祖国的愿望，冲破重重障碍，回到祖国。一时间在美国形成了一股青春涌动、结伴还乡的“海归潮”。

当时，冷战刚刚开始，美国朝野深受麦卡锡主义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态度充满矛盾，有两类态度，一个为赶紧让中国留学生回国，这是为了培养一批亲美分子，能够发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作用；同时驱逐与美国意识形态不相符的学生，避免他们在美国进行所谓“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活动。另一种态度是不让中国留学生回国，原因很简单，不能让他们为新中国服务。

朝鲜战争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去留态度逐渐明朗。放行和阻挠，驱逐和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情况并行发生。在具体操作上，美国把他们所认为的政治态度 “左倾”的中国留学生强令驱逐出境，而对涉及尖端科技的中国留学生则被禁止离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回国后会给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帮助，进而影响战争格局，所以对中国留学生的回国管制越来越严。1951年10月，美国政府发布法令，学习理、工、医、农的中国留学生，禁止其离境。

“威尔逊总统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启了这次注定不平凡的东亚之旅。

1955年，刚回国时的钱学森

8月30日邮轮刚抵达洛杉矶，就发生了钱学森行李被扣事件。钱学森时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教授，他并不是这条航船的乘客，这条船只是托运了他的行李。由于美国当局怀疑钱学森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刚在6月剥夺了其从事保密研究工作的资格，并跟踪钱学森的行踪。而钱学森本人又打算8月底从加拿大乘飞机回国“探亲”，行李交“威尔逊总统号”托运，所以8月20日在洛杉矶海关办理了行李托运业务。但是在8月23日美国官方告知钱学森不能离境，8月25日钱学森又被告知其八箱行李被“依法扣查！”，9月6日起他又被拘留15天，后被变相软禁，直至1955年9月才获准离境回国。

找完了钱学森的麻烦，美国政府又来找赵忠尧的麻烦了(赵忠尧曾在1946年作为中国政府特派员，现场观摩美国原子弹爆炸试验)。8月31日开船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在船上把赵忠尧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但是没能抓住什么把柄。为了找回点面子，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了一批电子器件和公开出版的书籍与期刊，硬说这些是“不需要的东西”。赵忠尧虽然逃过一劫，庆幸自己得以脱身，没想到磨难才刚刚开始。

赵忠尧在美国时的留影

9月6日，邮轮抵达夏威夷檀香山，大家趁机上岸游览了岛上的美丽风光，之后将驶向下一站——日本横滨。中国留美学生们开始松了口气，因为离开夏威夷，就意味着离开了美国领土，可以彻底摆脱美国的监视控制了。

可是9月12日清晨，邮轮抵达日本横滨海域后，大家刚打算上岸游玩，结果发现邮轮没有靠岸，而是在横滨港近海处抛锚停泊。早晨7点钟时，船上突然响起广播，说是由于有的客人要在横滨下船，通知赵忠尧、沈善炯 、罗时钧和鲍文奎四人携带随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间。调整房间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于是赵、沈、罗三人带着各自随身行李，离开了自己房间。鲍文奎还在睡觉，没听到广播，因此没离开自己房间。

没想到这是一个圈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正在那些房间里等着他们，这些特工手上拿着名单，进来一个，就当场扣押一个！硬说他们可能带有秘密资料，接着就强迫他们到厕所里去脱衣服，全身上下被搜了一遍，行李一件件查，连肥皂都不放过，工作笔记本也被拿走，然后对他们进行单独审问。到了下午，赵忠尧等三个人被美国宪兵从邮轮带到小汽艇上，开向横滨码头。

9月17日，邮轮抵达菲律宾马尼拉，这次船还是不让靠码头。在横滨侥幸逃脱的鲍文奎，这回没能逃脱。晚上7点钟，广播呼叫，说船长有请鲍文奎，鲍文奎应声去了。没想到在舱室中有四个人正等着他——两个美国中情局特工和两个菲律宾警察。而这两个美国特工竟然是从横滨坐飞机追来的。他们“约见”鲍文奎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要检查鲍文奎的行李。经过仔细检查后，他们没查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是美国特工不肯善罢甘休，还是要扣下鲍文奎。

菲律宾在二战时是盟国，不是日本那样的战败国，受战胜国驻军的管制和任意摆布。菲律宾警察告诉美国特工，在菲律宾的地界上抓人，必须办理正式手续。美国特工无奈，只能同意。

这时，老天爷来帮忙了。当天晚上轮船得到台风预报，第二天清早必须开船。这样就没时间办手续拘留鲍文奎了。两个美国中情局特工不肯罢休，又继续搜查和盘问了鲍文奎将近四个小时，实在没有找到有力证据来拘留鲍文奎，最后只能以找人鉴定为理由，把他的笔记本扣下，原因是美国特工和菲律宾警察看不懂本子上所记的科学符号。鲍文奎再次幸运逃脱美国政府对他的堵截。

抵达香港海域时中国留学生在“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上的合影

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在太平洋上经历了三个星期的航行，于9月19日抵达香港海域，中国留学生离祖国只有一步之遥了。尽管中国留学生手中握有香港的过境签证，但香港殖民地政府还是剥夺了他们合法登岸的权利。港英当局用架着机枪的小艇，分批把他们押送到九龙，然后集合起来，让他们徒步走向深圳罗湖桥口岸。国境线这边的深圳已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解放军和同胞们热烈的欢迎这批归国人员。回国人员共100多人，而前来欢迎的人群总数不下600人，他们每个人都至少受到2个人以上的亲切招呼。他们携带的行李也被抢着拿，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9月20日下午，这批历经艰险的中国留美人员抵达了广州，当时“中南区”政府、教育部和高教部等机构，都派人来接待和安顿他们。9月21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用了大量篇幅报道，大意说：回国留美学生一百余人由领队涂光炽率领抵达大陆。他们稍作休整，便分赴祖国各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其中绝大部分被分成去北京和去上海的两大组。

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在横滨被扣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横滨办事处先“招待”了他们。赵忠尧要求美方，说明被扣留的理由。得到的答复是要检查了他们的行李再说，由于大件行李被压在船舱底部，一时无法取出，要等邮轮从香港返回横滨时再查。

稍后“招待”他们三人的，是位于东京中野的美军第八陆军监狱，当晚他们被关在一间牢房里，睡在一张铁床上。第二天早晨他们又被带上手铐，转押进了美军在东京下野的巢鸭军事监狱，和那里囚禁着的日本战犯成了狱友。赵忠尧三人进去后被强行剃掉头发，脱去衣服。刺鼻的黄色“六六六”农药粉末喷在他们身上，说是防止将臭虫带入监狱。然后换上有P字标识和编号的囚服，赵忠尧的编号是1346，沈善炯编号是1347，罗时钧编号是1348，命令他们举着编号牌子拍照，然后被分别关进牢房。下午赵忠尧等被带到所谓中国犯人部，中国犯人部是一个3层监狱，赵忠尧三人被分别关在第二层的三间牢房内，每间牢房关里有两个人，里面有洗脸水槽和抽水马桶。美军把他们当普通犯人对待，没有过多的审问，每天放一次风，犯人可以见面谈话。他们三个人就利用这个机会交流对策。赵忠尧坐牢倒也没闲着，和同牢房的狱友学会了日语。

入狱第三天，台湾国民党当局驻日本军事代表团的官员，来看望他们了，第一次是一起谈话，后来又分别谈话，劝说道：“如果你们考虑回美国或者改去台湾，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可以马上为你们进行联络，设法营救你们。”赵忠尧三人均婉拒了他们,“我们的家人在等待我们回国，我们回大陆只是为了教书，没有其他想法，不做其他工作。”

10月上旬，赵忠尧三人通过一张英文报纸了解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入朝参战，中国成了美国的敌人。为了避免被当作敌对国犯人而“被失踪”，他们请了一位律师。此时，中国国内已经掀起了谴责美国当局、营救他们的浪潮，只不过赵忠尧三人暂时还不知道。

1950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报道了“美政府阻挠我留美教授学生归国，钱学森等被非法扣留，归国学生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暴行”，披露了赵忠尧等被关进美军监狱的消息。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了声明，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长吴有训代表198位科学家发表了声明，中科院副院长李四光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和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克劳瑟博士，南京大学校长潘菽等169人联名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尹、美国总统杜鲁门，北京大学教授曾昭抡等48人，致电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近代物理所副所长钱三强也联合一批著名科学家发起了声援赵忠尧的活动，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谴责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

事件的发展，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美国政府实在找不到证据和理由拘捕赵忠尧他们，只得将他们释放。

1950年11月沈善炯、罗时钧、赵忠尧（自左至右），在东京麻布区国民党驻日代表团住所院内留影

10月31日早晨，一名美军军官向他们宣布了调查结果，承认他们没有携带有关国防机密的资料，但是带有一些违反美国货物出口法的物品，决定将他们释放。当时新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美军故意将他们送往台湾当局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驻地，说好在那里住两周，再由美军接他们出来，送下一航次的威尔逊号回国。

台湾当局不希望他们三人为共产党服务，把他们软禁了。台湾驻日代表团秘书长陈延炯拿着傅斯年发来的电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亲自来看望赵忠尧三人，说道：“你的老朋友，现在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有意聘你们三人在台湾大学执教”，并当场念道，“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则婉言谢绝道：“谢谢傅先生的好意，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国内欢迎仪式上的赵忠尧等人

熬过了49天羁押和15天的软禁，赵忠尧三人终于在1950年11月16日，在横滨搭乘上了下一班“威尔逊总统号” 邮轮，同船的还有20多名中国留学生。1950年11月28日到达香港，回到了新中国。赵忠尧等回国后，当时南京市的负责人，南京大学的校长、物理系的师生等都去了南京下关火车站欢迎他，物理系的学生打了出了横幅:“热烈欢迎赵忠尧教授回国”。

美国人之所以要找赵忠尧、沈善炯 、罗时钧、鲍文奎这四个人的麻烦？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四人都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美国人扣下了钱学森之后，对于和钱学森有关联的中国留学生，可谓异常关注。

实事求是的说，美国人的眼光还是很毒辣的。“威尔逊总统号”上这一百多位留美学生及学者，后来成为院士的就有高达12人。而被美国人扣留在日本的赵忠尧等4人当中，就有3人先后成为院士。看看他们的名字，你就可以知道，用承载中国国运来形容“威尔逊总统号”，毫不为过。他们分别是：

赵忠尧，加州理工学院博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负责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并任系主任，参与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还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许多具体建议。

傅鹰，密执安大学博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胶体与表面化学的研究工作，尤其在表面化学的吸附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和独具特色的研究工作，还研究了中国蒙脱土的吸附和润湿、石油钻井泥浆流变性、离子交换理论和应用、矿物浮选等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课题。

池际尚，宾夕法尼亚州布仑茂学院博士，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负责山东等地区域地质调查及北京南口花岗岩科研工作，提出了中国金伯利岩的分类、命名原则和方案，总结了各类金伯利岩的岩石学特征，对寻找金刚石原生矿有重要指导意义。

沈善炯，加州理工学院博士，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固氮遗传研究工作中的成就为国际所公认，推动和发展了中国的分子遗传学。

鲍文奎，加州理工学院博士，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同源四倍体水稻和异源八倍体小黑麦的遗传育种研究，在世界上首次将异源八倍体小黑麦应用于生产，育成的“小黑麦2号”、“小黑麦3号”以及中矮秆的八倍体小黑麦品种“劲松5号”和“黔中1号”在贵州高寒山区和丘陵地区推广。

涂光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和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奠基人。

叶笃正，芝加哥大学博士，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气象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大气物理学创始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开拓者。

庄逢甘，加州理工学院博士，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空气动力学的许多领域中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工作，内容涉及空气动力学理论、试验和测试技术等各方面。

余国琮，匹兹堡大学博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蒸馏理论和技术方面，开拓以计算传递学为基础的蒸馏过程与设备合一的三维非平衡的模拟放大新途径，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不稳态蒸馏理论和分批蒸馏多变参数新策略及其相应技术，在气、液两相界面现象和热力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

周镜，俄亥俄州大学硕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铁路路基建设和科研工作。

彭司勋，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制药化学、药物化学专业早期创建人之一。

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博士毕业时的留影

除了上述11人之外，还有一个人。他被美国人完全忽视了，可谓机关算尽，却漏掉了这艘船上的一条“大鱼”。他就是时年26岁的邓稼先，普渡大学博士，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两弹元勋”。在他的带领下，14年后，西北大漠炸响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制版编辑|王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