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读杨振宁的著述时我一再意识到，以物理学史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在杨振宁的学术世界里，尤其后期学术生涯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要全面了解杨振宁的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与学术风格，很有必要在科技史视角下，对他的著述做进一步的再解读。

杨振宁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杨振宁对科技史的关注与研究，可以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维度很难确定标志性起点，几乎伴随其整个科学生涯。基于这一维度他对科技史（以物理学史及部分数学史为主）的关注，主要是基于其理论物理学研究之需要。

科学史理论家克拉夫（H. Kragh）说：“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通常的科学修习形式包括与更早的思想家有关的内容。人们对古典著作加以批判评注和分析，以此作为新思想的出发点，并对人们当时关心的问题有所贡献。…… 16 和 17 世纪，当新科学形成之时，历史仍然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 17 世纪末开始，对古典权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

虽然如此，认真研读牛顿、麦克斯韦、赫兹、马赫、爱因斯坦直至杨振宁等人的著述，不难发现回顾科学概念、科学思想发展史仍然是他们创新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创新的重要动力来源。他们在回顾、思考与自己当下研究有关的前人思想观念及其演变过程中，获得启发与感悟，不断明确并调整自己的前进方向，并在前人思想所能抵达的极限处拓展，从而做出重要的科学贡献。

就杨振宁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而言，在物理学方面他要回视牛顿的引力场、研究法拉第、麦克斯韦缔造电磁场理论的关键创新理念、思考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与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及其数学结构，还要研究外尔（H. Weyl）、福克、伦敦（Friz London）、泡利等人的研究成果；而从数学的角度，他要关注列维·奇维塔、嘉当等数学家关于现代几何学的经典著述。经历迂回曲折，在数学家西蒙斯（J. Simons）的帮助下，深入清晰理解“纤维丛”和“联络”等基本概念、彻底搞明白了陈省身—韦伊（A. Weil）定理之后，他才“真有触了电的感觉”[2] ，终于意识到物理学普遍的规范场等同于数学纤维丛上的联络。根据杨振宁对他自己每项重要研究的回忆，读者能感受到他基于历史维度、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智慧探索，也隐约可见他在物理学、数学思想史上连贯攀登的足迹。在这一维度，杨振宁主要是通过阅读有关物理学家、数学家的专业著述而不是科技史著作，从而厘清重要概念的产生与演变过程，经过思索对其产生深刻之认识，并基于自己有力的创造性工作，将相关领域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个维度是杨振宁以纯粹研究物理学史为目的，而研读和撰写专业物理学史著述。这一工作至今未曾停止。虽然他较早就曾撰写物理学家传记及纪念性文章，但笔者认为这一维度下标志性的第一篇文章，是他发表于 1986年的《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一文。[3]1986 年，杨振宁回国时向国内同行推荐了多本专业物理学史著作，这说明在此之前他已经认真研读这类著述；而在前一维度，他的历史性跋涉，主要是通过阅读此前物理学家、数学家的原始著述来实现的。基于这一思考，笔者曾较长时间里将杨振宁开始从事专门科技史研究的时间确定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然而一旦将杨振宁第二维度下的科技史研究突破物理学史的局限，这个时间点就不够准确，而会大大提前。1982 年杨振宁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1972 年夏天作第二次（回国）旅行时，我已经拿定主意，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4]

杨振宁为中国科技发展贡献力量的方式多样，其中之一是他开始留意总结美国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并考察美国一些著名科研机构的内部运作模式等；他还特别留意日本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情况，因为在他看来日本在学习发展现代科技与保护本国传统文化方面都是成功的楷模。然后，他通过演讲、发表文章等方式，将自己研究的心得介绍到国内。现举一例。1982年3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杨振宁撰写的《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几点想法》[5]，文中指出中国科技体系中存在一个问题：“在物理学科内，倾向于走两个极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产品的研究（制造和改良）。介于两种研究之间的发展性的研究似乎没有被注重。”[6]杨振宁强调发展性研究极其重要：“发展性的研究则是一种中期的投资，希望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内能成功增强社会生产力。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十分脆弱的一个环节。”[7]文中以美国贝尔实验室、通用电器公司研究实验室等五家著名实验室为例，指出中期发展性研究经费与长期的原理性研究经费比例约为10∶1；还指出：“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效率高的发展性物理研究中心。很多在美国的中国血统的科研人员都同意这一看法。”[8]显然杨振宁在正式发表这些看法之前，已经做过深入的考察和思考，并曾与一些在美华裔科学家们讨论过相关议题。

在 1982 年这篇短文中，杨振宁还介绍了贝尔实验室研发人员（科学家、工程师）数量（1.2万），以及这些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者的数量（3000），总结了美国这类研究机构的经费来源，并归纳总结了这类研究机构取得成功的3个原因。毫无疑问，驱使杨振宁撰写发表这篇文章的根本动机，是他想为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贡献一些力量”。这篇短文的内容与杨振宁的理论物理学专业研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他对国内科技发展状况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对美国一些研究机构做了比较详细的关注与考察之后，才有针对性给出的建议。这种有明确目的性的前期准备工作应该是从1972年夏天就已开始。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这类对科技政策、科研理念等的考察、比较与分析，是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份内之事。在此意义下，杨振宁在第二维度对科技史的专业研究就应该上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

杨振宁较早推动国内现代科技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回国时，杨振宁在与国内同行座谈以及做学术报告时，曾多次强调科技史的重要性，并为国内开展科技史研究提供良好建议。他是20世纪较早（很可能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国外现近代科技史研究状况的著名科学家。

1986年6月7日在南开大学与物理系同行座谈时，杨振宁介绍当时国际物理界一些热门研究方向后，特别指出：“西方对科技史越来越注意。…… （我）建议（大家）读三本书：《爱因斯坦传记》《向里头走》和《第二次创生》（后两部书是写20世纪物理学发展史的，本文作者注）。现在美国人越来越重视物理学史。王淦昌先生快80岁了，我与李炳安一起写了《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另一个是关于赵忠尧先生的工作，他围绕检验狄拉克的理论， 发现了两件事，做了两个实验，他做得最准确。南开大学文献资料多，应该做点这方面的工作。我再讲一个例子，关于兰姆实验问题，发现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先生做的实验比兰姆早好多年。研究一些中国科学家的贡献是很值得的。（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先生很关心此事。”[9]

关于《第二次创生》，杨振宁在 1987 年发表的文章中说：“1986年3月，我在纽约买到一本新书，名叫 The Second Creation（《第二次创生》），是两位研究物理学史的作家写的，他们是克里丝（R.P. Crease）与曼恩（C.C. Mann）。书中描述了本世纪许多重大的基本物理学发展，全书二十章中有三章专门讨论发现重正化概念的实验与理论经过。”[10]《第二次创生》这本书极为推崇加州理工学院的豪斯顿（W.V. Houston）和谢（Y.M. Hsieh）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一篇实验文章。杨振宁说：“豪斯顿和谢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看了《第二次创生》中对他们工作的推崇以后，我想到谢也许是现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教授。”[11]后来杨振宁从谢希德那里证实了他的猜测。基于此杨振宁撰写了一篇令人动情的文章。[12]

1986 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做系列学术报告时，杨振宁建议研究生同学们要注意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兴趣点，他给出的方法之一是：“物理学史也应该去注意一下。”[13]在报告中杨振宁还推荐了 Jagdish Mehra 等人撰写的多卷本《量子力学发展史》（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Quantum Mechanics）：“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梅拉和端肯伯合写的量子力学史。这本书很多人不喜欢，它是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但是这本书是很重要的。”[14]

在回顾杨振宁给予中国学者和学生们这些学习、关注和研究科技史、物理学史的建议时，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当时国际及国内科技史、物理学史的发展状况。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于1980年，美国物理学会物理史分会（The Division of History of Physics of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成立于1982年3月，而中国物理学史专业委员会成立于1982年11月。杨振宁以上建议，虽然是在小范围，但是稍后作为学术报告的内容也都曾正式发表。因此可以说，杨振宁呼吁学习物理学史、建议开展物理学史研究等主张，并推荐具体的该领域优秀著述，这些言行出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及中国物理学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于当时中国科技史与物理学史专业研究者与爱好者而言，是令人振奋的鼓舞。

与杨振宁在20世纪科技界的特殊地位有关，也与“杨振宁博士近年来十分关注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工作进展”有关，1996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聘请杨振宁为荣誉研究员。在荣誉研 究员授予仪式上杨振宁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同20世纪世界的局势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想了解20世纪的世界的发展情况，以及对21世纪的前景作出展望，必须对科技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15]这一表述展现了杨振宁学以致用的科技史观。

阅读杨振宁的著述能感受到，他研读过的物理学史著述远远不限于他提到并推荐的这几部著作。杨振宁对科技史，尤其对近现代物理学史有透彻、专业而十分独到的认识。1997年1月在香港做学术报告时介绍了海森堡关于矩阵力学的首篇文章后，杨振宁指出：“可是这篇文章只开创了一个摸索前进的方向，此后两年间还要通过玻恩、狄拉克、薛定谔、玻尔等人和海森堡自己的努力，量子力学的整体架构才逐渐完成。量子力学使物理学跨入崭新的时代，更直接影响了20世纪的工业发展，举凡核能发电、核武器、激光、半导体元件等都是量子力学的产物。”[16]在杨先生关于量子力学史的这一描述中，显然没有提及玻恩带领弟子们为建立量子力学（玻恩在海森堡文章发表前一年即 1924 年就已经为原子新力学取了“量子力学”这个名字）的几年探索，对于海森堡这篇文章诞生的重要影响。虽然如此，对国内外量子力学发展史著述有一定关注的读者都可以发现，杨先生的这一描述，将玻恩排在狄拉克、薛定谔以及玻尔之前，这是极为大胆的做法，但也是十分正确的做法。在诸多其他相关文献中，描述这段历史时，玻恩总是作为最后的配角，甚至在有的著述中，玻恩被彻底忽视而没机会出现。因此，杨振宁先生对于量子力学史的这一简短描述，说明他对量子力学发展史比中西方物理界、科技史界很多学者的认识更为客观而深刻。

杨振宁对美国科技史有深刻而独特的认识。学术界有一种认识，正如潘教峰、刘益东等人的文章所说：美国“于1920年取代德国，成为保持至今的世界科学中心”。[17]但是杨振宁却将重正化理论的成功建立作为物理学开启美国新时代的标志：“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认为，重正化在理论上和实验上的进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也标志着欧洲在基础物理学上一统天下的时代的结束，显示一个新时代、美国时代的开始。打个比方，重正化是本世纪基础物理学发展中的一座高峰。”[18]1965年美国物理学家费曼（R. Feynman）、施温格（J. Schwinger），与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S. Tomonaga）由于对量子电动力学的基础贡献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重要技术手段就是重正化。费曼、施温格与朝永振一郎三个人，各自的相关的主要研究工作均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此项研究为标志，则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的时间比1920年代要至少延后20年。而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将近有10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的原子弹、氢弹也已研制成功，当然美国还取得了一系列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上的成就。

笔者认为，杨振宁的这个观点是他对美国科学技术史尤其物理学发展史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断言。关于此说法的合理性值得专门撰文分析探讨；杨振宁提出这一说法本身，足以证实他是对美国物理学发展史有透彻认识的专业科技史家。与他相反，很多人无法拂去那些足以迷惑人的表面现象：此前美国有近10位物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有两个事实必须面对：第一，这些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多数在国外，尤其在欧洲国家受过高等教育，多数获得过博士学位或者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甚至有的人如斯特恩（O. Stern ）的主要研究工作都不是在美国完成的；第二，显然杨振宁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在重正化研究之前的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物理学家的工作，虽然均属一流，但是唯有费曼和施温格这两位美国本土物理学家的工作（杨振宁还曾特别强调过：美国物理学家戴森（F. Dyson）虽然没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在重正化理论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无可替代），是1945年以后“第一个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是整个20世纪“基础物理学发展中的一座高峰”。而在此之前，物理学此等数量级的杰作还未曾出现于美国。因此，杨振宁的说法不是由于他对美国科技史的无知，而是因为他对美国科技史做过深入的思考。

杨振宁更加用心关注并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有透彻了解。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杨振宁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充分展示出他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领域的不凡造诣。采访者张奠宙教授想必知道杨振宁不善于做实验的故事，因而提出的问题是：“是否中国人的动手能力比较差？”杨振宁的回答如下：

这话看来不对。中国早期的物理学家，多是实验物理学家（因为“科学救国”需要更多的实际贡献）。中国第一个物理学博士学位是1908年由李复几在波恩大学获得的，他是做光学实验的。而第一个以理论物理工作获博士学位的是王守竞先生，他是192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我是理论物理方面获博士学位的第16名中国人。总体上说，中国实验物理学家成就很高。如吴有训在芝加哥大学对康普顿效应的验证，就是由于动手好，比否定康普顿的那位做得精细，所以赢得很高声誉。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赵忠尧、吴键雄、丁肇中等都是以实验物理著称的名家。前些年，中国学者一度搞理论的居多，主要是教育方面的问题。大学里动手机会太少，出国后驾轻就熟，就都在理论上下功夫。其实，并非中国人没有动手的能力，只要条件具备，中国人是善于做实验的。[19]

如果一个人对于中国早期物理学科的留学群体没有细致的关注，是无法做出这样精彩答案的；而杨振宁完全是基于中国近现代物理学精确史料作答的。张奠宙教授还曾问：“是不是中国的物理学发展得特别好，首先取得成功？ ”此问中的成功指首先获得诺贝尔奖。杨振宁对这个问题的精致答案，说明他不但用心关注中国物理学留学群体，他还深入研究整个中国科技留学群体：

好像不是这样。我的印象是，中国学者最先进入世界学术的主流圈，得到同行公认的学科是工程，早期留美学生多数读工科。有的理科，如化学，实际上也以实验为主，近于工科。我在1946年到美国时，工科的中国学者已经很有名气，受到美国人的重视，如钱学森。另外，许多中国学者已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终身教职，如朱兰成、李郁荣等，后来有林家翘。

那时在数学和物理方面获得终身教职的中国学者还很少，所以曾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在美国国家科学院1672名院士中华人有30人，占0.18%，而在美国工程科学院 1348 名院士中有华人43人，占 0.32%，比例较科学院为高。然后是数学，先后来美国的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等，声望很高。就华人获诺贝尔奖而言，50年代由物理学开始，然后是化学，而生物学方面现在还没有。但今后这10年，我想生物方面会有中国人得诺贝尔奖，因为目前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生物学界的中国人非常之多。[20]

这个答案涉及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及工科学科，一些留学者的具体名字，以及其中的一些数据，笔者相信即使今天的中国科技史专业研究者，如不做针对性研究，答不上来者恐怕十占八九。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杨振宁对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量子力学史以及美国科技史有深透的研究，造诣颇深并有自家独到之见解。

杨振宁赞许的科技史研究者

杨振宁在与笔者的交流中，赞扬和肯定过三位科技史研究者，他们是派斯（A. Pais）、德累斯顿（M. Dresden）和彭岳。对此做些介绍，有助于了解杨振宁的科技史品味与好恶。关于派斯的著作，杨振宁在较早的演讲中就有过好评。1986 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作报告时，杨振宁曾指出：

我介绍大家去看派斯在4年前所写的爱因斯坦的一个科学传记。以前虽然有过很多爱因斯坦的传记，但都不是真正深入做理论物理的学者所写的。这却是第一次，所以立刻就成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派斯是1918年生的，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我们同事了十六七年，后来他到洛克菲勒大学做理论物理方面的主任。最近几年，他致力于写科学史。上述的这本书使他一举成名。[21]

关于德累斯顿的科学史研究方法与风格，杨振宁更为欣赏和推崇，但是笔者在杨振宁的著述中没有找到相关评价。2018年9月17日笔者在致杨振宁的邮件中提到了德累斯顿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节录中译文[22]，次日杨先生在回函（图1）中高度评价德累斯顿的这篇科技史文章：

图1 杨振宁来函截图

德累斯顿很长时间里是我在石溪的同事。他的这篇文章收录于 1992 年我的纪念文集里，这个文集是由刘（兆玄）和丘（成桐）编辑的。这是一个最后没有完成的关于物理研究风格的非常有趣的分析。这一研究如果彻底做完，我相信将为物理史研究确立一个重要的新方向。[ 他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他撰写得很成功的克雷默斯（H. Krammers ）传记 ]。你信函附件中的汉译部分太短了，失去了德累斯顿所做的分析及论点的精髓。

杨振宁提到的德累斯顿撰写的这篇文章，题目为《试论物理学中的风格和品味》，原文较长，在汉译本《杨振宁：20 世纪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23]一书中，由 144 页至 186 页。甘幼玶翻译发表的《试论杨振宁的研究风格》，仅是该文中很短的一个环节。德累斯顿原文除了开场白，正文有以下几个部分：

一、为什么风格是一个正当的论题

二、风格多样性之刍议

    1. 不同风格的基础；

    2. 一些个人的观点及期望

三、对风格进行分类的尝试

    1. 奥斯特瓦尔德的旧门类；

    2. 朗道图；

    3. 戴森门类；

    4. 克雷默斯分类；

    5. 其他评论

四、风格的差异：某些实际的效果

    1. 费米和海森堡；

    2. 乌伦贝克和杨振宁

五、结论、鸣谢和祝词

德累斯顿首先是一位专业的物理学家，其次才做物理学史研究。可以看出为了撰写这篇文章，他阅读了很多物理学家的科学著述，并对其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对这些物理学家的工作特点及研究风格有通透的认识。笔者认为，杨振宁之所以非常推崇这篇文章，原因之一是文中对他的风格等的描写得到了他的高度认可。有趣的是德累斯顿的观点与杨振宁自己此前有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如杨振宁说自己的风格是狄拉克、费米、爱因斯坦三个人风格的组合（平均值），但是德累斯顿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原因之二是德累斯顿的这篇文章从头至尾以分析物理学家的风格与品味为主旨，而这恰恰是杨振宁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畅谈科学家的 style和 taste。因此，两个人在研究物理学史时，有相同的旨趣。

在杨振宁与笔者的几次会面时，他曾多次提到彭岳，而在杨振宁的著述中，也多处出现关于彭岳的文字。1986 年6月7日在与南开大学物理系老师座谈时，杨振宁说：“兰州大学研究生彭岳研究荷兰的科技史，两个月内写出了论文，我给改了改，在去年5月的（上海）《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后来彭岳去了美国，我又建议他研究原子弹发展史，他看了 100 多本书，用 10个月时间写了 5 篇论文。他可以获得高能物理学学位，但他很可能要做科学史方面的工作[24]。”[25]而同年在中科大研究生院（北京）做报告时，杨振宁关于他如何与彭岳相识、给彭岳提过什么建议，以及他对彭岳物理学史研究工作的赞许等描述得更为详细。[26]

由于有杨振宁的多次推荐，笔者曾留意过彭岳的相关著述。大体是这样的：

1. 彭岳，应纯同 . 近代几位杰出的荷兰物理学家 . 自然杂志，1985 ，8（5 ）： 369-373. 该文未列参考文献，但是在文末指出“本文是杨振宁 1984年 7 月访问荷兰时建议作者写的”。

2. 彭岳 . 走向核时代 .  自然杂志，1986 ，9（9 ）：663-668.

3. 彭岳 . 纳粹德国核计划的失败 .  自然杂志，1986 ，9（9 ）：669-676.

4. 彭岳 . 英国战时核研究 .  自然杂志，1986 ，9（ 10 ）：761-767.

5. 彭岳 . 原子弹在美国诞生 .  自然杂志，1986 ，9（ 10 ）：768-776.

6. 彭岳 . 奥本海默与美国核计划 .  自然杂志，1987 ，10（ 1 ）：45-51.

7. 彭岳 . 原子弹、氢弹研究的历史教训 . 自然杂志，1987，10（1）：52-54+16.

8. 彭岳 . 物理学研究和菲利浦公司的发展 . 物理，1988 ，17（ 1 ）：27-30.

彭岳关于原子弹与氢弹的文章如上所列，有 5 篇发表于 1986 年，还有1 篇总结性阐述核武器研制的教训，发表于 1987 年，故共 6 篇。这 6 篇文章主要参考文献是国外已经公开出版的著作，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物理学家（有玻恩、海森堡、康普顿等）的回忆录，还有物理学家撰写的物理学史类著作，如派斯撰写的爱因斯坦传记，以及塞格雷的《从 X 射线到夸克》等，共列参考文献 29 条。这 6 篇文章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读者以及科技史研究者而言，都是需要的、值得阅读的。但是按照科技史学科对研究成果的认定，6 篇文章都是基于他人研究著作（即二手文献）而整理出来的介绍性文章，并不具备足够的科技史研究工作的原创性。

前面已经说明为什么杨振宁欣赏德累斯顿的物理学史研究论文，那么杨振宁赞扬和肯定派斯和彭岳是出于什么思考？事实上从前文所引杨振宁对于彭岳的介绍即可以看出，他欣赏彭岳是因为彭岳为撰写这几篇文章读了很多书（他跟杨振宁说读了 100 多本），另外能够较快写出得到杨振宁认可的文章。赞扬派斯的物理学史著述时，与赞扬彭岳的共同之处是肯定派斯做了大量文献工作，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可信。几乎每次在赞扬派斯和彭岳的同时，杨振宁对国内有些科技史著述缺乏文献支撑等有所批评。从这个意义上看，杨振宁推荐的他认可的科技史著述，有为我们提供科技史研究范本的寓意。

杨振宁谈文章撰写风格

杨振宁明确表示他极为欣赏狄拉克的文风而不喜欢海森堡的文风。

那么具体是狄拉克文章的什么特点打动了杨振宁，又是什么原因令他对海森堡的文风生厌？杨振宁对此直言不讳，他说狄拉克的文章“没有一点渣滓”[27]，而给人以“秋水文章不染尘”的美妙感受。[28] 然而，“海森堡的文章则完全不同。二者对比清浊分明”。[29]在杨振宁看来，海森堡所有的文章都有共同的弱点：“朦胧、不清楚、有渣滓。”[30]朦胧指的是文章写得不清晰；有渣滓指的是文字不简洁、不精练，文中“对的东西和错的东西都有”，“有时甚至是前后矛盾的”。[31]通过这样的对比，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杨振宁欣赏精雕细刻、表达清晰简洁、逻辑严谨、结构清晰有条理的文章。他欣赏这样的文章，他写文章时也总是争取达到这个要求。1982 年，他说：“在用词上我喜欢改来改去，直到今天还是依然故我，丝毫未变。”[32]

写文章遣词造句反复推敲的结果，成就了杨振宁文章的独特风格。笔者认为杨振宁的文章多可以称之为“学术报告体”（很易于以现在 PPT 形式展示）：清晰而凝练的词语表述、阶段性精彩概括的小结（有时是他自己做出，有时是他引用一段简短的经典语句），其间缀以考究的展示观念间逻辑关系的插图或表格。将这一切贯穿起来的是明晰的思想理念。事实上，杨振宁的很多文章，确实是为了做学术报告而撰写的。杨振宁的这一文风，在其科技史类文章中表现得尤其淋漓尽致，《几何学和物理学》[33]《爱因斯坦对理论物理的影响》[34]《对称和物理学》[35]《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36]等文章，都属于这种典型的“学术报告体”风格。

然而再深入考察发现，杨振宁评判文章优劣并不仅仅以简洁和逻辑严谨为尺度，因此对杨振宁文风的探讨不能到此终止。杨振宁喜欢用一些特殊的词语评价文章，如 1964 年杨振宁对奥本海默的文风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他用优美而富有说服力的语言向大众讲解深奥的科学新发现。……对他的著作不能浅尝辄止，优雅、富有韵律、文体之丰富都表现在他的著作中。他的著作以难以置信的完美和丰富的资料，揭示出人类在科学时代所面临的多种多样的复杂问题。”[37]在这个例子中，杨振宁评价文章用到了“优美”“难以置信的完美”“优雅”“富有韵律”等修饰词语。对一篇文稿反复推敲，可以达到语句清晰简洁、文章逻辑严谨，但是却不能使文章必然地优美、优雅并富有韵律，反而可能会出现语言单调乏味僵硬等问题。因为有此困惑，笔者曾多次与杨振宁谈论其文风。2015年12月10日笔者再次致函杨振宁表达对其文风的新感受。在次日回函中，杨振宁说：“谢谢你对我写作风格的评价。很巧，最近我与台湾大学的高涌泉教授在信函中谈论了这一话题。我把相关信函附件给你。”（图 2）

图2 杨振宁来函截图（2015年12月11日）

在杨振宁转来的附件中，有他2015年12月5日写给高涌泉教授的邮件，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来美国早期，常阅读发表于《读者文摘》的海明威的小说。我想这种阅读对我的文风有影响。‘宁拙毋巧，宁朴毋华’的家庭传统对我的文风也有影响。贾平凹编写过《优雅的汉语：影响了我一生的三十二篇美文》这本书，我的《邓稼先》一文被选入其中。我为此而高兴。”（图3）

图3 杨振宁来函截图（2015 年 12 月 5  日）

在2015年12月21日与笔者谈话时，杨振宁对他受海明威影响有更多的说明：

我喜欢读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 ）的作品。为什么喜欢海明威呢？ 因为他的句子都不长，喜欢他可能与我喜欢浓缩有密切关系。我知道简洁是一种文学的美，比如在诗词里；但是相反的情况也能成为一种文学美，比如汉赋用词就似乎存在堆砌，就是说特殊的重复和堆砌也可以具有很强的文学效果。但是啰嗦而不简洁的描述不符合科学美，这是毫无疑问的。文章我没有事先考虑写成什么样，写出来并修改到一定程度后，本能会让自己觉得满意。[38]

这段文字让笔者茅塞顿开：杨振宁所说的文章表达之优美，应该是指文章的作者以某种特殊方式赋予文章的文学艺术美！在另外一个场合杨振宁曾说：“外尔的文章写得很美，我不知道他是否也写过诗，但是他确实很喜欢读诗。”[39]  显然杨振宁认为外尔的文章充满诗意，诗意是一种文学之美。因此笔者认为杨振宁追求的上乘文章，就是表达简洁、逻辑严谨，而又具有一定文学美感（如诗意）的文章。杨振宁对于文学的钟爱，皆因他对文学美有特殊感受。除了前文提到杨振宁阅读并喜爱海明威的小说外，他也喜欢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如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它细致而巧妙地把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家庭纠纷安排得无懈可击，让人物的性格在字里行间及人与人互相交往中表露无遗，栩栩如生。”[40]杨振宁对中国的诗歌更是有特别的爱好：“中国的诗，由于它的语言文字在音律上的结构有许多西方的诗歌不能达到的地方。 ……当我们看一首中文诗与一首英文诗歌时，最大的感觉是西洋诗太明显，东西都给它讲尽了，讲尽了诗意也没有了。”[41]因此，中国古诗与西洋诗的重要区别是中国古诗更富有诗意，也即中国古诗具有其独特的美妙：“我觉得中国的诗是非常美妙的，它美妙的地方，我们应该赞扬及加以保持，因为太明显的诗是乏味的。”[42]在杨振宁对于中国古诗特点的这些认识之上，我们有理由做个推论：杨振宁所说的中国古诗之美，所指即古诗所蕴含或表达的意境。

杨振宁喜欢中国古诗，在特别的情境下他也偶尔自己写诗。1978年7 月，乘机飞越雅鲁藏布江时，他因“奇景难忘”有感而作一首七言八句的《时间与空间》诗。[43]1983年他曾撰写五言八句的《赞陈氏级》诗，送陈省身先生。1983年他飞越瑞士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时，有感而撰写七言绝句《瑞士仙境》[44]，其中的“雾上白垛悠然飘，浅是雪山深是云”，悠美而富有禅意。

笔者有一种感觉，阅读杨振宁的文章，应该想象着他的样子，最好是听过他讲话的声音，然后想象他本人朗诵这篇文章。他的朗诵一定不是急促而是和缓中有一种节奏——稍许的抑扬顿挫，因思索或回味而明显的停顿；然后转入思想递进而形式并列的下一个环节……当文章戛然而止时，意犹未尽，或回味无穷或思绪飘远。笔者不懂音乐，但是觉得这样的朗读如果配以节奏适当的钢琴曲，更能在哲思与天籁合一的氛围中助人感受其思想境界。无论他朗诵的是《邓稼先》还是《曙光集》前言，都会展示出情感与思想张力交织的一种独特韵律，笔者认为这种韵律就是诗意借助语言和声音的表达。正因为杨振宁科技史文章中散发着诗意的感染力，使《邓稼先》一文被贾平凹收录于《优雅的汉语：影响了我一生的三十二篇美文》[45]。

结语

从动机上看，杨振宁研究科技史，尤其物理学史、数学史，出于两种考量：物理学研究的需要，以及深入了解和认识科技史尤其物理学史本身的需要。从20世纪70年代起，杨振宁就开始从第二个目的出发关注科技的发展史；自80年代初，杨振宁多次向国内同行强调科技史、物理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具体推荐优秀科技史研究者以及他们的著述。杨振宁对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量子力学史、美国科技史之研究都有深厚之造诣。他很在意著述的文风，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风——文章追求表述简洁、逻辑严谨，并富有文学美感。他的相关文字与他的科学贡献一样，是值得反复深入体味的珍贵科技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

厚宇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

本文收录于《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年华诞文集》，商务印书馆香港2022年出版，《赛先生》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