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在美国是宪法权利，反性骚扰则是每个组织的基本人事规则。美国教育修正案第九条明确规定：“任何美国个体，在所有接受联邦财政资助的教育项目与活动中，不得因为性别的原因， 而被排除参与, 拒绝受益或受到歧视。” 这一切让大学校园应该看起来很美好。然而最近的调查表明， 在沉默的冰山之下，有无数的性骚扰受害者。尽管性骚扰不限于女性，但女性仍然是主要的受害者。德克萨斯大学系统调查发现， 在理工科本科生中，约五分之一女生报告曾经受到过教职员工的性骚扰，而相应的女研究生中，则至少有四分之一曾是受害者。在医学院，女学生受害的比例更是高达40%以上（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and Medicine）。无独有偶，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系统报告了相似的调查结果， 其中有33%的本科生，43% 的研究生以及一半的医学生报告受到过教职员工的性骚扰。性骚扰在学术研究机构发生的频率非常高。最近哈佛大学连续发生几起学术导师对女学生与年轻女老师骚扰的案件。斯坦福大学在2018-2019年收到了279起性骚扰案件的报告。这些都说明美国的精英大学也同受此困扰。为什么宪法的基本权利在以宏扬自由与平等为已任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得不到保障？过去几十年关于性骚扰的意识提高了很多，倡议也做出了不少，甚至反性骚扰运动#metoo也正在如火如荼，但是性骚扰的发生似乎仍然根深蒂固。
图源：www.pexels.com心理学家（Fitzgerald, Gelfand and Drasgow）把性骚扰分成三类：
● 基于性别的骚扰。对另一性别，用言语与行为来表达贬低，敌视甚至打击。如哈佛前任校长罗任斯公开宣称，男女在科学成就上的差异，不是社会歧视，而是先天基因的差别。他成功的激起全国的怒火，葬送了自己哈佛校长的位置；● 性强制，一般以性交换或满足为条件来提供教育或雇佣机会；● 不受欢迎的性注意与侵扰，包括不当接触，拥抱，要求约会甚至跟踪等。
美国最高法院认定性骚扰是性别歧视，并明确了两种不同的违法行为：
● 敌意的工作环境。
直接的性交易是个体之间的行为互动，有清晰的施害者与受害者。敌意的工作环境则相对比较难界定，需要敌意的程度非常严重且持续很长，以致于改变了个体的工作条件，影响工作绩效或者伤害了个人获得教育的能力。基于性别的骚扰，虽然违背社会的文明守则，并不是总会上升到违法层面（除非是针对特定个体或创造了敌意的工作环境）。调查发现，95%的性骚扰都是基于性别的骚扰， 体现为对某一性别的敌意和不文明行为。比如认为女性不适合担任领导职位，女学生不属于工程学院， 或者对女性的体型进行嘲讽等。这种种骚扰，虽然同样造成伤害，但很难通过法律的惩罚来实施校正。这也正是性骚扰广泛得以存在的因由。如果一位男性资深教授在闲谈中贬低女学生，或者在系里会议上不让女教授发表意见，确实会对女性形成困扰，但很难诉诸于惩罚。问题是，当社会习惯了这种对另一性别的贬低，更恶劣的性骚扰就有了微观的支撑。调查表明，有高达58%的学术界雇员报告受到过性骚扰。学界性骚扰发生率如此之高，仅次于军队，远高于公司，政府与其他组织。在高举人文旗帜，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高等教育机构，这实在让人困惑。为什么大学频发性骚扰？一个重要的原因与学术界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相关。学生对导师与资深教授有着很强的依赖。她们所受到的指导与学术资源都由特定的个体或小团队提供。不同的教授有不同的研究主题，方法与偏好，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内容。类似的教育往往从其他地方很难获得。学生的相对弱势地位使得她们难以抗衡教授的不当行为。这一点对于年轻女教授也同样适用。她们的职业生涯取决于资深教授的支持与评估, 从而处于弱势的不平等地位。不同于企业界,性骚扰施害者的影响力往往仅限于组织内,学术界性骚扰施害者可以对受害者职业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学术工作市场通常依赖于导师与资深教授的推荐信来作为工作的敲门砖。如果关系不好，推荐信要求就可能被拒绝甚至起反作用。学术界是一个共同体。资深教授往往掌握着共同体的入门卷，能决定其他人几年甚至数十年的奋斗结果。面对这种情形，受害者往往无路可退。性骚扰在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越具有隐蔽性。女研究生比本科生报告了更多的性骚扰,而女医学生有一半遇到过性骚扰。专业化程度越高, 就需要接受更多的面对面指导， 类似学徒式的关系为性骚扰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专业化程度越高，也往往是男性越主导的领域。女性在其中的代表性比较低，容易边缘化，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易沦为受害者。校园对性骚扰的容忍是性骚扰发生的最强预警因素。容忍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美国大学联盟对其成员学校进行多年的追踪调查，发现性骚扰仍在上升，而校园容忍文化有着直接相关性。在佛吉尼亚大学，只有40%的学生认为性骚扰报告会得到学校公正的调查，约30% 的女生认为报告性骚扰会带来报复，而只有不到20%的女生认为学校可能对施害者进行惩罚（Cantor et al.）。尽管斯坦福大学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性骚扰报告，但它的法学教授都伯在推特上公开抗议：性侵的施害者没有人被学校开除。如果加害者仍然能够申请并完成斯坦佛的学业，那他们不会从中学到教训。校园性骚扰的处理需要有报告意愿,公正的调查与惩罚, 以及全方位的预防与救济途径。大学雇佣了大量的行政人员, 但现行的架构与激励往往致力于让学校避责，而不是预防或惩治。学校报告与处理性骚扰的程序透明度不够，对受害者没有提供有力的支持，对基于性别的骚扰没有进行有效的预防。这导致了一方面学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反性骚扰，但同时也见证着越来越多的性骚扰正在发生。美国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只有大学对性骚扰知情（actual knowledge），才负有法律责任。有些大学缺乏公开易行的报告程序，象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看不见性骚扰，自然也就实现了法律上的免责。同时，学校普遍把对教职员工培训作为反性骚扰的主要武器。然而研究表明，培训只能增强员工的政策意识，不能改变他们的行为，对预防性骚扰也没有正面的改进作用（Perry et al.）。教育部最近颁布了第九条的实施规则，重新界定了大学的反性骚扰措施，但离有效遏制与防范校园性骚扰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规则明确指出，第九条并不是对性骚扰零容忍的政策，而是对受到性别歧视的个体提供有效保护。对于基于性别的骚扰，如言语上对另一性别的鄙视或者攻击，规则以保护学术与言论自由为名，没有施加任何限制。规则要求性骚扰的处理需要经过正当程序，主张使用听证与交互质证。然而除了在前期听证中对受害者有些支持措施外，整个实施规则基本没有涉及预防以及全方位的救济。大学可以自由决定采取更多有效的措施，但那已不再是法律的要求。目前制度规则下，校园正致力于处理最恶劣形式的性骚扰，以避开法律的职责。对于最广泛存在的基于性别的敌意与骚扰，还没有提上政策日程，也似乎缺乏政策意愿与有效的政策工具。然而，只针对性交易或者敌意的工作环境，校园的反性骚扰注定难以获得成功。有学者呼吁， 不从最广泛存在的性骚扰进行预防与纠正，校园正在放纵或养成下一代的可能骚扰者。风起于青萍之末，恶劣的性骚扰也往往起始于对另一性别的贬低与言语攻击。只治标，不治本。校园的反性骚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反性骚扰运动＃metoo可能减少了受害者披露的耻辱感，因为群体的支持力量让这不可说的遭遇得到了公开的可能。但运动本身缺乏政治议程。个人的困境即是政治的困境。没有在政治层面提出议程并加以推动，这场运动很难获得政策的改变与制度的支持。针对校园反性骚扰的下一步,美国科学,工程与医学学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and Medicine）最近发布了如下倡议：
● 提高透明度与责任,超越避责而改变组织文化与氛围● 改变学术训练中的层级与依赖关系, 考虑使用不同的资助与学术指导模式
● 要求学术职业团体, 政府资助机构 与学术界全方位参与反性骚扰, 推动有力的领导● 加强对反性骚扰的政策实施,并推动相关的立法进程
倡议可以指引方向，但最终的改变还需要校园自身的制度建设以及对每一个个体自由平等价值的尊重。反对性骚扰，要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最微小的层面做起，推动文化的改变,才可能看到更美好的人性光辉。
参考资料
Cantor, David, et al. "Report on the ASU Campus Climate Survey on Sexual Assault and Sexual Misconduct." (2015). Print.Fitzgerald, Louise F., Michele J. Gelfand, and Fritz Drasgow. "Measuring Sexual Harassment: Theoretical and Psychometric Advance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4 (1995): 425-45. Print.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Sexual Harassment of Women: Climate, Culture, and Consequences in Academic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8. Print.Perry, Elissa L, et al. "The Impact of Reason for Train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st Practices” and Sexual Harassment Training Effectiveness."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21.2 (2010): 187-208. Print.
制版编辑 | 卢卡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