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穿越此时此刻的旅程 | 荐书-资讯-知识分子

刘瑜:穿越此时此刻的旅程 | 荐书

2016/12/10
导读
为整个社会“雕刻未来”。

1994年,一名俄罗斯士兵在弹奏一台废弃钢琴。来源:drugoi.livejournal.com


撰文 | 刘瑜


  


一定程度上

钱颖一所从事的

不仅仅是一个学院的教育改革

而是在为整个社会

“雕刻未来”


虽然对钱颖一老师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教育改革早有听闻,甚至有擦边球式的参与,但是系统地阅读记录这一过程的《大学的改革》,还是深受感动。曾经看到过一个摄影作品,某场战争的废墟上,一个衣衫褴褛的士兵在弹奏一架被废弃的钢琴。阅读钱颖一老师的这本书,让我想起这个画面。


似乎只有“格格不入”可以形容钱老师的努力。在市场与权力的双重催眠下,无数中国大学生成为钱老师所说的“短期功利主义者”。所谓“短期功利”,对于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说,就是“找个好工作”:世界500强,金领,年薪起薪6位数——当然是指美元;或者,削尖脑袋挤进公务员系统,“钱不多,但是比较稳定”;当然也不乏“梦想家”——“梦想”通常与一夜暴富有关:“创业”、“风投”、“App”、“融资”。谁说不可能呢?看看媒体上那些一夜暴富的80后、90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大学教育本身,尤其是名校的经济管理专业,自然成为这种“好工作、好员工”的传送带。“我得再读一个XX学位,这样好找工作”,“选这门课是不是得高分比较容易”,“要跟XX老师搞好关系,他的推荐信可能比较有用”,“我是不是应该参加那个XX社团,这样可能对于选调有利?”


但是,“短期功利主义”似乎也并不能带来快乐与满足。近期北大一名副教授徐凯文的调查称:北大40%的新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30%认为学习没有意义。他称这种现象为大学生的“空心病”。尽管其数据的可靠性无从知晓,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北大尚且如此,其他学校可想而知。我本人也亲眼目睹了一批这样的“天之骄子”:他们有试必考、有考必胜,从中学到大学,从国内一流大学都国际一流大学,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终于闯入了“世界500强”的窄门,却在尘埃落定之后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钱老师所致力的教育改革,就是试图将大学教育中被颠倒的一系列关系颠倒回来。他在清华经管学院三场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最能体现这一点。2012年他讲“有用知识”与“无用知识”的关系——人类知识中的重大突破,往往不是刻意追求“即刻回报”的结果,而是“书呆子”在好奇心驱动下追求“无用知识”过程的副产品。2013年,他讲“好学”和“学好”的关系——“学好”固然重要,“好学”更为可贵,因为在一个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专业知识本身很容易被淘汰,而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能力却永不过时。2014年,他讲“人”与“才”的关系——“才子”易得,“君子”难求,能力培养当然重要,但是美德培养更是永无止境的“功课”。总之,他希望大学生能从短期功利计算的蚕茧中挣脱出来,成长为“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人——把这个基本方向把握对了,树该开花的时候开花,该结果的时候结果。


这当然不是说大学生不应该去好好学习“有用的、好找工作”的知识——事实上“务实”永远是一项珍贵的品质。只不过,当“实用主义”已经强大到吞噬年轻人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时候,不但人可能变成可悲的“空心人”,甚至实用主义本身的可持续性也变得可疑。为了“找到一个好工作”而拼命学习自己不喜欢的科目,为了“稳定”而放弃年轻人本应有的冒险和探索精神,为了“安全”而主动关闭所有的公共思考与公共精神,或许的确能够暂时得到“工作、稳定和安全”,但是很难想象这样的人生是快乐的,这样的灵魂是丰盈的,以及这样的社会能够充满创造力并持续繁荣。


钱颖一曾经这样描述中国教育的特点:能力方面,高均值、低方差。即,在死记硬背的知识方面,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明显较高,甚至明显领先于美国学生,但是在需要开拓知识边疆的“创新”领域,中国学生却明显落后了。为什么?中国式填鸭教育和严格的纪律规训,往往能够产生教育效果的“高均值”,但是一旦学生进入“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的自主研究领域,优势立刻开始丧失。这样的教育模式,或许与一个技术模仿阶段的国情相适应,但是一旦一个国家需要依靠创新获得发展的动力,它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中国教育的另一方面,钱老师认为,则体现于:价值方面,低均值、高方差。即,在价值、品德、性格的培养方面,普遍比较失败——前面提及的“空心病”即为一例,而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非常突出的考试舞弊问题,更是一个例子。披着名校光环的贪官污吏层出不穷,也注释了大学教育在品德塑造方面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钱老师在经管学院开创了“通识教育+个性发展”的教育改革。“通识教育”是这一改革的核心。在必修的“政治课”以及一些基础知识课之外,他在本科教育中引入了八个通识课组,包括《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艺术与审美》、《基础社会科学》、《中国与世界》、《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学生可以在每个课组内进行选择,但是每个课组都必须至少选择一门。


从这些课组的名称可以看出,“通识教育”是“短期功利”的反面。了解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大脑科学的最新进展,或者某个中世纪的油画……对于学生找个“世界500强”的工作通常并无直接益处。但是,通识教育的意义,在于引导学生击穿“此时此刻”的硬壳,将“此时此刻”与历史、与未来连接起来,在更辽阔的天空下理解当下与自我:人生可以是别样的,世界如此重峦叠嶂,公共生活可以以无穷多样的方式组织。实用主义未必不好,但如果不是通过对无穷可能性的探索之后抵达它,你与它的关系将无比脆弱。


事实上,据我的观察,弥漫于大学中的“短期功利主义”,体现的与其说是大学生对各种短期利益本身的迷恋,不如说是空虚——因为不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不如去追求“别人”都在追求的东西、“别人”希望我追求的东西。在此,随波逐流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对选择的逃避。而整个大学教育似乎都是在帮助学生逃避自我——反正有考不完的试、写不完的文章、参加不完的“集体活动”,总有无数的“事务”及时把大学生活中的空虚填满。通识教育,则是把“传送带”上昏昏欲睡的人突然拎起来,放到更高的地方,使其能够“四处眺望”。世界向你涌来,自我缓慢浮现。


钱颖一所著《大学的改革》


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则是强调“个性发展”。改革后的课程强调开阔的视野,但也强调自主选择,比如本科“新生研讨课”,设了十多个不同主题,由学生自由选择一个;又比如在大三和大四开设了“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有三个方向:学术、创业、领导力,也是任由学生自主选择。


自主性是有效学习的源泉。钱颖一老师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最能体现他对教育真谛的理解。钱学森曾经苦恼地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优秀人才?这一困惑并不奇怪,在数百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只出产过9个,而其中8个(除了屠呦呦)的获奖工作都不是在中国大陆本土做出的。原因何在?钱颖一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是错的——人才很可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自己“冒”出来的,因此创造适当的环境可能比“人才培养”更重要。换言之,教育的本质,与其说是改造学生的天性,不如说是敬畏之。


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人才“冒”出来?不同领域的人可能给出不同回答:知识产权制度的安排、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丰富的研究资金……显然,教育环境是这个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一个教育环境的好,与其说在于具体知识的传授,不如说在于对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激发。兴趣是最好的导师,一个人只有沿着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索知识,才能最大化自己的潜能。


这听上去容易,实践起来却很难,因为有太多“其他东西”在和“兴趣”竞争成为学生的学习动力——家长的“期望”,导师的“项目”,“就业市场”的趋势……一个人沿着自己的兴趣专注前进,可能意味着对“就业市场需要”的偏离,可能意味着对“导师要求”的偏离,可能意味着“偏科”以至于总学分积下降,也很可能意味着在一条偏僻道路上的反复迷路和失败。很多时候,学生甚至来不及去发现自己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就已经被重重“期待”所挟持。


钱老师的努力不仅仅在于为学生增加选项、使其根据自己的兴趣有所取舍,而且在于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在每一个领域为学生找到最好的标杆,从而最大程度激发学生的兴趣。找我去教学生篮球,不可能激发他们学习篮球的兴趣,但是找姚明去教却可能激发这种兴趣。这些年,钱老师找各个业界的标杆性人物去上课、演讲、对话,很多在中央电视台都很难见到的面孔,却能在清华经管学院的讲台上见到——仅2014年的一次年会,就有库克、马云、扎克伯格三人同台,而彼得·蒂尔则直接给学生开课,可见钱老师在“激励”学生方面付出的努力。


这种“通识教育+个性发展”的教育改革,不仅仅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更需要“穿针引线的耐心与细心”。书中有很多细节令我印象深刻。比如,为了了解本科新生的知识水平和思想状况,钱老师专门“去了若干所北京的中学,包括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京四中,坐在教室里听了多门高中课程,包括几乎所有科目”。作为一个中国顶尖大学最“精英”学院的院长,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又比如,在一次与某个政府官员交流之后,钱老师意识到学生有一项真正重要的技能常常被忽略——写作能力,于是开设了“中文写作课”,并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去邀请合适的授课老师。此外,为了帮助了解清华的历史,还专门给EMBA学生开设了“清华探究”课程——此举看起来奇怪,实则意味深长: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世界都没有好奇心,怎么可能对周围更大的世界有真正的好奇心?从这些细节来看,这场教育改革很难“复制”——因为特定的教育理念容易复制,但是精益求精的心血却很难再现。


某种意义上,这个改革实验不但与急功近利的时代氛围错位,也与目前高校改革的方向格格不入。在当下“塑造世界一流大学”的热烈口号下,几乎所有“一流大学”的指标都建立在“研究成果”与“论文发表”之上,越来越多的资源也都围绕着这一指标分配,教育的重要性在整个大学体系中因而一再萎缩。也就是说,一个教授的“学者”维度越来越压倒其“教师”维度,一个关注个人发展的教授几乎没有动力改进教学。


这个背景下,从事教育改革更加可贵。钱老师本可以像其他系院领导一样,自己申请课题、做做研究,让学院依靠“惯性”运转。但是,他选择了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改革,将大学生从大学的角落搬到视线的焦点,将他们年轻、活跃但相对空白的头脑视为最宝贵的财富。一定程度上,钱老师所从事的,不仅仅是一个学院的教育改革,而是在为整个社会“雕刻未来”。毕竟,今天学校培养的学生明天将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更何况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数千学生的体量,一代一代学生的累积,其中很多注定成为社会精英,他们是具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人,还是随波逐流的“空心人”,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的走向影响巨大。


当然,没有理由对这一改革的成果过于乐观——毕竟,这一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在与整个环境“拔河”,大学生在踏入这个“绿洲”之前和之后,都不得不在“时代”的激流中沉浮。我自己作为一个老师也常常有一种“无力感”:习惯于对老师和权威言听计从,学生对思想自由的畏惧常常远超对它的渴望。然而,正如钱老师自己所说,很多看似“无用”的努力,说不定哪天就结出“有用”的果实。也许某个学生多年以后成为决策者,他会想起某堂通识课上老师讲到过的某项失败改革、从而回避了某个灾难性政策;或者某个学生成了投资人,他会想起某场演讲中听到的某个道理,做出一个推动技术革新的项目投资;更多学生则可能仅仅成为普通人,但是他们记得钱老师所说的“君子重于才子”的教诲、在自己普普通通的工作中坚持操守……即使这一切都不发生,通过将一小片地带变成绿洲,这个努力本身也使世界变得更好了一点点。废墟上的钢琴声,划破灰暗,格外动人。


本文已获授权,转自 吴敬琏主编的《比较》杂志公众号:


比较

ID:comparative-studies



参与讨论
0 条评论
评论
暂无评论内容
知识分子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
订阅Newsletter

我们会定期将电子期刊发送到您的邮箱

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