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邸利会

责编 | 冯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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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答辩后不久，1948年7月，萨哈罗夫被安排进导师塔姆（Igor Y. Tamm）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氢弹的研制。

三年前，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受到了斯大林的极大重视，打破美国的核武垄断成了当务之急。他任命贝利亚（Lavrentiy Beria）为总负责。臭名昭著的贝利亚，秃头、戴着眼镜，也是克格勃的头。科学方面的负责人是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在全国的众多秘密设施中，库尔恰托夫领导的莫斯科郊外的第二实验室（“Laboratory No. 2”），以及它的分支机构Arzamas-16是核心。

Arzamas-16 在1946年春天选定，位于莫斯科以东400公里外，靠近Sarov镇。一片大约250公里的隔离区划了出来，就在大森林的边上。宏伟的教堂、恬静的农庄，卧在林间的木屋…… 如果忽略带着倒钩的铁丝网、戒备森严的守卫、排着队早出晚归的劳改队伍，Arzamas-16其实还算是个幽美的居所。

1949年8月，苏联的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几个月后的1950年3月，萨哈罗夫从莫斯科移居到了这个秘密基地。

与处于半饥饿状态的莫斯科相比，Arzamas-16就像是天堂，科学家们收入不菲，衣食无忧。甚至政治局里有人抱怨说，这里就像是一个疗养院。

斯大林相信，如果给予这些科学家 “适当帮助”，他们可以和外国科学家一样，出色地完成任务。

尽管情报人员无处不在，揭发举报盛行，每个人都有严苛的保密要求，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却可以顶住压力，全身心投入工作。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是爱国主义。

萨哈罗夫后来回忆说，他知道核武器的恐怖，没人性，但二战一样的反人道。但二战的时候，他没做成战士，在眼下的这场新的“科学战役”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战士。

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他注意到，库尔恰托夫不仅口头上说他们是战士，有时候在信件或者备忘录后面的签名都是 “战士库尔恰托夫”。

“我们（我这里的说法不仅代表我自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原则是以一种集体的心理方式塑造的）相信，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平衡的一种手段，我们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 萨哈罗夫说。

在这样的心理支撑下，进行任何有关核武的道德讨论，似乎没太大必要。

至少在1953年苏联试爆第一颗氢弹之前，就个人而言，萨哈罗夫的内心非但没有任何挣扎，还充满着干劲——

“因为全神贯注于这唯一的目标，也许还因为靠近劳改营和严格的管理，我们被激励着，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除此之外的其余世事，似乎在两道铁丝网之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需要经过多年的时光，剧烈的动荡，新的潮流才能撼动我们的世界观。”

参加核武器的研制，于萨哈罗夫的学术而言，也是一件幸事。

战后的苏联知识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正经历一场浩劫；而他所在的物理领域，正是因为有了核弹的研制任务，才不至于像其他学科那样惨遭灭顶之灾。

1947年5月，斯大林对三位作家说——

“拿我们中的知识分子来说，科学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在苏联的爱国主义方面，他们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他们对外国文化有一种毫无道理的钦佩。他们都觉得自己还未成年，没得满分，他们习惯把自己想成是永远的学生…… 开始是德国人，之后是法国人，对外国人崇拜…… 一个简单的农民，不会平白无故地摘下帽子，低头；但这些人，没有足够的尊严和爱国主义，不了解俄罗斯扮演的角色。”

斯大林还给几位作家看了一份即将发表的信，里面谴责苏联科学家，竟把一篇治疗癌症的论文寄到美国的出版机构发表。

反对外国文化的政治风气让学术平庸的李森科（Trofim-Lysenko,1898-1976）嗅到了机会。1948年7月，李森科和斯大林见面，承诺如果允许他击败科学上的反对者，阻止他们干扰自己的工作，就可以大大提高农业产量。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Lenin All-Unio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马上召开特别会议，审查生物学的现状。李森科在会上的报告经过了斯大林的亲自编辑，其中声称，遗传学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传学是资产阶级捏造的学问，旨在破坏真正的唯物主义生物发育理论。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李森科在会议结束时强调，“党中央审查并批准了我的报告”。不久，大量的苏联遗传学家遭到革职，这一学科几乎废掉。

接下来的两年，为了根除外国意识形态的影响，生理学、天文学、化学和民族志方面的会议也相继召开。萨哈罗夫所在的物理学也不例外，一场针对外国物理学理论，尤其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大批判正在发酵。

1948年12月17日，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托普切耶夫（A. V. Topchiev）为主席的筹办委员会成立，筹划在1949年3月16日召开全苏物理学大会（All-Union Conference of Physicists），讨论苏联物理学的缺点。

然而，大会临近，却突然被取消了。几种不同的说法指向斯大林，是他命令取消批判大会，原因是怕影响到核武器的研制。

根据物理学家阿齐莫维奇（Lev Artsimovich）的说法，在1949年3月中旬，三名顶尖物理学家要求贝利亚取消会议，理由是会影响到苏联的物理学，尤其是会对核武器研制造成干扰。贝利亚说，他自己不能下这个决定，得请示斯大林。斯大林同意取消会议，说，“先让他们安心搞。之后我们想枪毙他们，随时都可以”。

就这样，核武的研制部分挽救了苏联的物理学。

1952年，为当年的批判大会准备的部分论文发表，其编辑抱怨说，在和意识里的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方面，苏联物理学家落后于农业生物学、生理学等领域的专家。

当然，这两个学科已然遭到彻底清洗。

物理学家朗道（Lev Landau）说，核威慑成功的第一个明证就是挽救了苏联的物理学。

虽然萨哈罗夫的大量时间被紧张的核武研制工作占用，在此期间，他还是和导师进行了有关可控核聚变的研究。

这项研究在1951年写就，7年后，苏联科学院在日内瓦和平应用原子能会议前夕以俄文出版。其核心思想是用环形磁场，约束炙热的等离子体。他们的这项工作是之后托卡马克（Tokamak）等类似装置的发端。

萨哈罗夫到Arzamas-16三年多后，氢弹研发取得了成功。1953年8月12日，苏联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10月，32岁的萨哈罗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这一年，他还被授予了斯大林奖、列宁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55年11月12日，苏联氢弹再次试验成功，次年，萨哈罗夫又被授予了列宁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萨哈罗夫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他成了苏联的 “氢弹之父”、民族英雄。

他说，“为我们的国家，为世界力量的平衡而制造一件属于苏联的核武器，对这个的重要性我毫不怀疑。被繁重的任务所占据，我非常努力地工作，独创或与人合作提出了几个关键想法。”

不过，在这之后，随着苏联继续核武的大规模试验，他的内心起了变化。

在1955年的那次核爆之后，萨哈罗夫就表示，希望这样的武器永远不被使用。然而，当时核爆试验的负责人给他讲了一则寓言，言外之意，这不是萨哈罗夫他该操心的事。

之后，萨哈罗夫也请库尔恰托夫去找赫鲁晓夫（Khrushchev），劝说其不要再进行大型的核试验，依然没有成功。

1957年，库尔恰托夫请萨哈罗夫写篇文章，揭露美国所谓的 “无污染核弹”（“clean bomb”）。

萨哈罗夫没有把这项任务简单地当成是宣传，他用当时生物方面的数据，仔细做了估算。他的结论是，一个百万吨级的所谓 “无污染” 氢弹，将产生足够的放射性碳，可以引发全球性的持续恶果，——未来的8000年内，将导致全世界范围内6600例死亡。

1958年，在苏联宣布暂停核试验后不久，萨哈罗夫发表了两篇文章（“Radioactive Carbon from Nuclear Explosions and Nonthreshold Biological Effects” 以及 “The Radioactive Danger of Nuclear Tests”）。与美国部分科学家（如美国的氢弹之父泰勒）以及大多数苏联同事的观点相左，在萨哈罗夫看来，不管核尘降引发的健康危害有多小，都已得到科学的证明，那必然就会面临道德上的拷问——这些无辜的生命招惹谁了？

“可怕的罪行已然犯下，我竟无法阻止！无能为力、难以忍受的苦涩、羞耻和屈辱压倒了我。我把脸伏在桌上，哭了起来。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教训：你不能坐在两把椅子上。” 他说。

1961年，萨哈罗夫亲自给赫鲁晓夫写信，坚决要求暂停核试验。1962年，他再次要求不要在大气进行大规模核爆。这些呼吁都遭到忽略。

据说，在一次著名武器科学家出席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晚宴上，赫鲁晓夫当面拒绝了他的请求——

 “把政治留给我们…… 我们是专家。你就只管制造炸弹，并测试它们，我们不会干涉你…… 记住，我们必须从实力的角度来执行我们的政策…… 萨哈罗夫，不要试着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或如何表现。我们了解政治。如果我听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的话，我会成为一只水母，而不是部长会议主席！”

萨哈罗夫没有放弃。

在苏联和美国的核谈判陷入胶着之际，他劝说苏联当局，接受美国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方案。1963年8月5日，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了除在地下外的一切核武器试验。

“我认为莫斯科签订的条约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挽救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生命，如果继续进行试验，这些人可能会丧生。也许更重要的是，该条约是朝着降低热核战争风险迈出的一步。我为自己对莫斯科条约的贡献感到自豪。” 萨哈罗夫说。

在核武器的研制基本完结后，萨哈罗夫和同事们也陆续回归了学术。

1964年，萨哈罗夫成功阻止了李森科的一位亲信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宣称，李森科应为苏联生物科学的一段可耻时期负责。李森科被斯大林认为是 “生物学的首席”，即使斯大林在11年前就已经死去，公然反对李森科依然需要勇气，毕竟，李森科和台上的赫鲁晓夫依然亲近。

在萨哈罗夫等人的激烈反对下，这位最终未能入选。据说，赫鲁晓夫极为震怒，号称要解散科学院。不过，赫鲁晓夫在当年10月失去了权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萨哈罗夫以及其他科学家的努力，挽救了苏联的生物学。1965年，在基础科学上沉寂了16年之后，他发表了自己宇宙学方面的论文。此时的萨哈罗夫也已经意识到，除了科研，他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1967年，他准备了一份关于战略平衡和核军备竞赛的秘密备忘录，建议苏联领导人接受美国关于暂停反弹道导弹防御的提议。他认为，这样的防御体系是极其危险的，他称之为 “相互保证的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有不如没有。

萨哈罗夫提议将他的建议公开发表在媒体上。他希望，“西方科学知识分子群体…… 在有利的条件下能够遏制他们的 ‘鹰派’。这些团体在莫斯科禁试条约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苏联领导人拒绝了萨哈罗夫的提议，告诉他，手稿 “不适合发表”。

萨哈罗夫决定自己采取行动。

1968年5月，他完成了第一篇非物理的论文——《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学术自由的思考》（“Reflections on Progres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他说，他不认为自己是 “社会问题专家”，但在反导问题引致的热核战争威胁方面，他是顶尖的专家。他希望美苏双方能进行 “公开、真诚的讨论”。

这篇文章指出，在技术层面，热核武器存在三方面的危险，足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首先，热核爆炸有巨大的摧毁能力，一颗 “典型” 的3百万吨级的核弹，其爆炸起火面积是广岛核弹的150倍，100平方公里将被完全摧毁，如果是地面的核爆，放射性尘埃覆盖的致命性暴露区域将达几万平方公里；其次，在研发结束后，核弹和火箭的大规模生产，其成本相对比较低廉，差不多和战斗机成本一样；第三，如果遭遇的是大量携带核弹的火箭攻击，事实上不可能阻止，专家们都很清楚这点。

萨哈罗夫的这份手稿被辗转带到了国外，最终在1968年7月由荷兰报纸Het Porool 和《纽约时报》发表，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他成了世界性的名人。

随之而来的代价是，他被吊销了安全证书，禁止从事任何与军事有关的研究。次年5月，他接受了聘书，回到了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

进入1970和1980年代，萨哈罗夫继续大声呼吁，停止核竞赛，进行核裁军。

在1975年，他写道——

这一年的12月10日，萨哈罗夫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表彰 “他为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所作的斗争”。由于不允许出国，妻子代他前往奥斯陆领取了奖章，并发表了 “和平、进步与人权” 的演说。

多年的人权抗争、反战、反核，让苏联当局终于对他忍无可忍。1980年1月22日，萨哈罗夫被无限期地流放至高尔基（Gorky），剥夺了勋章，理由是他不配再拥有这些国家奖项带来的荣誉。

在流放几个月后，6月8日，萨哈罗夫写道——

与此同时，他认为，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the US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及其部署可能会破坏核平衡。

在度过了五年的时光、经历了几次绝食抗议后，萨哈罗夫迎来了曙光。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Chernenko）去世，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第二年的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萨哈罗夫，邀请他返回莫斯科并“继续他的爱国工作”。一周后，萨哈罗夫和妻子返回到了莫斯科。

萨哈罗夫也被批准可以出国访问。他在1988年11月得以第一次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举办的泰勒80岁宴会上，萨哈罗夫和这位美国的 “氢弹之父” 见了面。他谈到自己和泰勒的很多相似之处，也谈到了一些不同。他这样说——

多年的抗争消耗着萨哈罗夫的生命，他看起来比很多人都苍老得多。1989年12月14日，他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68岁。

英国人罗特布拉特、美国人鲍林与苏联人萨哈罗夫，他们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活动，但都有着共同的理念，为了人类的和平与福祉，反对、消除核武器。他们生前几乎是彼此独立地工作，交集不多。

萨哈罗夫参加过第155和164届的帕格沃什（Pugwash）会议，罗特布拉特当时也在场，想必他们有过短暂的接触。在萨哈罗夫遭遇迫害之时，罗特布拉特也曾对他施予援手。

鲍林与罗特布拉特都是1955年7月发布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签名者。鲍林参加过第2、3、11、15届的帕格沃什会议，罗特布拉特当时在场。

萨哈罗夫在1978年曾写信给鲍林，请他帮忙呼吁，释放三位被苏联当局关押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奥尔洛夫（Yuri Orlov）、数学家博隆金（Alexander Bolonkin）和生物学家科瓦列夫（Sergei Kovalev）；1981年，萨哈罗夫再次写信给鲍林，请他帮忙释放这三位苏联科学家，以及科瓦列夫的儿媳妇。这一年，除了公开求援信外，萨哈罗夫再次给鲍林单独写信，恳求他帮忙敦促苏联当局释放他的儿媳妇。

1980年萨哈罗夫被放逐到高尔基之后，1981年4月，鲍林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赫茨伯格（Gerhard Herzberg）致函苏联总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加拿大驻苏联大使，要求 “结束对萨哈罗夫的监禁”。该年8月，鲍林再次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要求释放萨哈罗夫，但一样石沉大海。1983年中，鲍林给苏联科学院和苏联总理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发电报，邀请萨哈罗夫来鲍林主持的科学与医学研究所做研究。得知这一提议后，萨哈罗夫公开宣布他愿意移民，但苏联拒绝给予他出境签证。

鲍林的这些努力没有起到作用，他最终也没能和萨哈罗夫见过面， 1983年1月，他说——

罗特布拉特、鲍林、萨哈罗夫，为了最终消除核武器，他们三人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奋斗，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们是知识分子良心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精神值得铭记，他们未竟的遗志还有待后人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