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邸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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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当铀核裂变的消息传来，罗特布拉特正在华沙的放射实验室工作。很快，他做了实验，在裂变过程中确实会释放多余中子。

沿此思路往下想，链式反应，短时间释放巨大能量，可能的杀伤性的武器…… 一切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想到这些，罗特布拉特本能的抗拒——就像一个人得了重病却讳疾忌医，假装没事。

不过，他很清楚，自己不做，不意味着别人也不做；最大的担心是，德国科学家做，怎么办？

这年4月，罗特布拉特到了英国的利物浦，跟随查德维克（James Chadwick，中子的发现者）利用回旋加速器做研究。期间，他读到了弗洛格（Siegfried Flügge）的文章，里面提到了核爆炸的可能性。

果然，德国科学家正沿着这条路走。

8月，趁着回波兰的机会，他向当初的实验室主任滕斯泰恩（Ludwik Wertenstein，居里夫人的学生）吐露了内心的苦恼，企图寻求他的建议。然而，如此重大的道德抉择，滕斯泰恩不好说什么。这件事还需要罗特布拉特自己想清楚。

短暂停留后，罗特布拉特回到了利物浦。两天之后，战争爆发，几周后，波兰沦陷。罗特布拉特的内心不再纠结。

他主动找到查德维克，希望对原子弹的可行性进行研究。随后，作为英国原子弹计划的一员，罗特布拉特赶赴美国，加入了曼哈顿计划。

此时的罗特布拉特，和大部分人一样，制造原子弹的动机是基于核威慑，如他后来所说——

“我说服自己，阻止德国人使用核武器的唯一方法是我们也有核武器，可以实施报复。我从没设想应该使用，甚至是对德国人使用核武器。我们需要原子弹的唯一目的是确保他们不用，就如现在核威慑学说的支持者想的那样。” （罗特布拉特同时承认，自己当初的想法未免简单了，像希特勒这样的疯子，威慑其实没有用，“非常可能他从柏林的掩体里面下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摧毁伦敦，即便他清楚这会导致对德国的可怕报复”。）

然而，到了1944年，核威慑的心理支撑发生了动摇。彼时，纳粹正经历溃败，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原子弹计划也不会成功。

三月发生的一件事，让罗特布拉特最终做了退出的决定。

某一天，曼哈顿计划的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General Leslie Groves）到访查德维克的居所。当时，罗特布拉特也暂住在此。闲聊中，格罗夫斯说，造原子弹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压制苏联。

听到这一说法，罗特布拉特一时语塞，目瞪口呆——

他自然是对苏联没有好感，当初纳粹侵略波兰，曾和苏联达成了互不干涉的条款；可此一时彼一时，苏联此刻毕竟在和德军作战，每天几千苏军阵亡，为的是给盟军登陆欧洲大陆争取时间。

“我深感背叛了盟军。” 他说。

1944年底，很明显，德军已经放弃了核弹项目。罗特布拉特觉得，再无必要呆着。他向英方的负责人查德维克提出，希望获得准许，返回英国。

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如此之多，为什么只有罗特布拉特退出？他本人后来分析认为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最主要的是因为 “纯粹而简单的科学好奇心”，或者说某种惯性，已经做了这么久，做了这么多的计算、预测，他们希望看到到底能不能成；其次，部分人希望借原子弹结束与日本的战争，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只有和平恢复之后，才可以腾出手，让核弹不再使用。剩下的人觉得，虽然不该继续，但害怕（退出）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发展。

罗特布拉特承认，在科学家群体里，有社会良知的是少数——

“大部分并不会受到道德方面的困扰。让别人决定怎么使用其成果，他们觉得完全没问题。在其他国家，涉及军工项目的工作，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情况。而我则是，战时的这些道德难题，才最受困扰和担忧。”

战争令人成魔。

很多在平时不合道义的事情，可以以战争为名，堂而皇之的考虑实施。罗特布拉特举了一个例子，解密文献显示，在1943年5月25日的一封信里，奥本海默曾一本正经的让费米考虑，是否可能生产含锶的食物，毒杀至少50万人。

参与原子弹的研制让罗特布拉特认识到，即使是纯粹的基础研究，也可以有不同的用途。在返回英国后，罗特布拉特转行从事了核医学领域，让核物理增进人们的健康而不是杀戮。同时，他也决定将余生致力于揭示核武器的危害，唤醒公众的注意。

1946年3月，罗特布拉特成立了原子科学家联合会（Atomic Scientists Association，ASA），组织原子列车（Atom Train），在英国各大城市、中东和斯堪的纳维亚办展览，发放5.6万份册子，向公众解释核能善恶并存的面貌。

ASA的首要任务是想发布一份国际核能管控的备忘录。然而，此时英国政府正决定制造原子弹，ASA的副主席是亲建制派，否决了任何反核的声明。ASA很难影响政府决策，最终在1959年解散。

好在，他结识了同样为核武深感担忧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事情有了转机（在1945年广岛遭核弹轰炸之后不久的8月18日，罗素就发表相关文章；11月28日，罗素也在英国上议院的演讲中预告了氢弹的巨大破坏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威胁）。

在1954年4月13日BBC的直播节目中，罗特布拉特和罗素合作，讨论了一个月前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的氢弹试验，罗素主讲道德，罗特布拉特负责科学解释。

当时官方的看法是，虽然这枚氢弹的爆炸威力是之前原子弹的1000倍，但在核辐射方面没有增加，因为其设计上是先裂变后聚变，是 “干净” 的。

然而不久后，在比利时的 “辐射生物学” 会上，罗特布拉特遇到了日本科学家 Yasushi Nishiwaki。

核爆之时，186公里外有一艘日本渔船，其名字充满了反讽的味道——幸运龙5号（Lucky Dragon No.5）。结果，从天而降的 “白雨”，裹挟着放射线尘埃，浇了5小时之久，落在甲板上，粘在船员的身上，被他们吸食、吞咽。靠岸两周后，大多数人出现了头痛、牙龈出血、皮肤灼伤、头发脱落。所有人都进了医院，其中一人六个月后死亡。

Nishiwaki拿到了这艘船的辐射数据。罗特布拉特了解后确信，这枚氢弹实际上有三个阶段，裂变－聚变－裂变，快中子在第二阶段的聚变后接着在第三阶段再次引发裂变，其辐射比广岛强1000倍。

英国原子能机构的负责人考克饶夫（John Cockcroft）劝说罗特布拉特，不要发表他的发现，理由是在富赫斯（Klaus Fuchs）间谍案后，害怕美国会怀疑罗特布拉特窃密，让两国心生芥蒂。

然而，1955年2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极具误导性的报告。罗特布拉特十分恼怒，3月，他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的杂志上公布了自己的发现。

一石激起千层浪，官方的，包括英国上议院的攻击随之而来。罗特布拉特默默的承受。

罗特布拉特一直和罗素保持着联系，分享他的发现。后者也对热核战争的危险和灾难性后果，尤其是放射性尘埃的长期影响感到不安。

1954年底，罗素感到有必要继续行动，引起公众对核爆危险性的注意。

这一年的12月23日，罗素在BBC发表了名为 “人类的危急时刻”（Man’s Peril）的演讲。这一演讲大获成功，据说有600至700万人收听，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接着，罗素和众多科学家，如波恩（Max Born）、居里（Frederic Joliot-Curie）、李四光、爱因斯坦等通信，商量发起声明，召开会议，讨论并试图扭转核武的危害。

爱因斯坦叫罗素拟定好文稿，他签字就好。

1955年4月18日，罗素从罗马乘机返回巴黎，这时他还没等来爱因斯坦的签名。可就在飞行途中，机长向众人沉痛的宣布，爱因斯坦刚刚去世了。罗素深感震惊与凄凉，他担心，没有爱因斯坦的背书，这次科学家的公开声明或许会泡汤。不过，等落了地，到了巴黎的宾馆，一份信已经静静地等在那里，拆开看，爱因斯坦的签名赫然在目。

多年后，罗特布拉特写道——

“这份签名是爱因斯坦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完成的。这给这份日后称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声明平添了悲伤和懊悔：象征人类智识最高峰的他发出的最后一个信息却是恳求我们，不要让人类的愚蠢把我们的文明毁掉。”

在征集签名的过程中，罗素有意想让这份声明具有政治上的代表性，然而，最终的11名签名者没有苏联的代表，共产党员也只有两位——来自波兰的英菲尔德和法国的居里。在当天的发布会上，罗特布拉特应罗素的邀请，担任了主席。

“有些氢弹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他担心难以回答，而我是签名者中唯一参与过曼哈顿计划的。” 罗特布拉特说。他也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最年轻的签名者。

这份宣言号召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无论你是来自哪一国，持何种信仰，都应该为人类这一物种的继续存在担负起责任，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感情中立，但身为人类，我们须牢记，东西方之间的问题，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可以让不管是谁获得何种程度的满意，无论你是信共产主义，还是反共产主义，无论你是亚洲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白人还是黑人，这些问题都绝不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我们希望，无论东西，都能理解这点。如果我们选择这么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不断增进的幸福、知识与智慧。相反，难道我们要转而选择死亡，仅仅因为无法忘记彼此的不和？作为人类，我们在此向同样是人类的你们呼吁，铭记人道主义，忘记其它的一切。如果你可以这么做，前方的路将通向崭新的天堂；如果你做不到，所有人都可能面临绝灭。”

宣言字字珠玑、振聋发聩，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世界各地的信件、电报涌来，纷纷表达关切和支持。其中一份信来自俄亥俄州的富商伊顿（Cyrus Eaton），他表示愿意出钱资助科学家，在自己的出生地，加拿大的帕格沃什（Pugwash）举办研讨会。

1957年7月7日，第一届帕格沃什会议正式开始，10个国家的23名科学家（美国7人，苏联3人，日本3人，加拿大2人，英国3人，其余澳洲、奥地利、法国、波兰、中国各一人）参会。

罗特布拉特作了放射性对人身及遗传的危害性的综合报告。除全体大会外，三个小组会分别讨论了 “核辐射的危害性” “核子武器的控制”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三个小组的决议、总纲在10日晚12时之后表决通过。

会议召开前，包括罗特布拉特在内，不少人担心，时局的对立和分歧，恐怕会让会议开不下去。但出人意料的是，会议办的很成功，大家开诚布公的发表意见。这固然是因为参会者只代表个人，不代表各自的政府，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科学家，基本上还是遵守逻辑、理性的一群人。参会者七成是物理学家，有些参与过曼哈顿工程，很多人也彼此熟络。

“相反，我们发现在议程的主要方面存在广泛共识。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主要是因为参会的都是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这倒不是说科学家高于一般人，而是他们经受过科学传统的训练，可以不带偏见的，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考虑问题。” 罗特布拉特说。

会议决定成立新的组织，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The 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其委员会将继续组织接下来的会议。

在冷战时期，尤其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因为苏联科学家的参会，帕格沃什会议常被人描绘成配合苏联宣传的工具，任何愿意和苏联科学家坐下来谈和平，谈裁军的人都被冠以共产主义同谋的“恶名”，或者认为这些人是天真烂漫、容易上当受骗，容易被操纵。另一方面，苏联确实也想利用这个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切让帕格沃什会议有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味道，维持其独立性颇为不易。

难得的是，帕格沃什会议挺过了冷战，在各国和地区的不时爆发的冲突中一直走到了今天，为持不同意见的人提供了可以对话和讨论的平台，促使各国改变其敌对状态，进而走向核武器的削减乃至消除。

人们广泛认为，帕格沃什会议为《核不扩散条约》（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部分禁试条约》（the Partial Test Ban Treaty）、《反弹道导弹条约》（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生物武器公约》（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和《化学武器公约》（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缔结奠定了基础。

而罗特布拉特则是该会第一位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长（从1957年至1973 年），之后还担任数年的主席（1988年至1997年）。直到2005去世，在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终结战争方面，他都是灵魂人物和精神的旗手。

1995年，罗特布拉特与帕格沃什组织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褒扬他 “努力减少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并从长远消除此类武器”所做的贡献。

在诺奖的演讲中，罗特布拉特号召大家抛弃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核威慑思维定势，为了人类的福祉，消除所有的核武器。特别地，他号召科学家，肩负起身上的责任——

“……还有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对社会的危害。这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某些政府或行业研究的目的有时会被隐瞒，且向公众提供误导性信息。揭露这种渎职行为应该是科学家的职责。充当吹哨人（Whistle-blowing）应该成为科学家精神的一部分。这可能会带来报复，也就是坚守自己的信念会付出代价。代价可能非常沉重……”

“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从早期的退出曼哈顿计划，到之后为消除核武器所做的种种努力，罗特布拉特都足够勇敢，称得上是名真的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