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刘钝（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责编 | 王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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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一年3月18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委托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会同多部委筹备组织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全国各地共5586名代表出席大会。这是 “文革” 结束后，全国科学工作者的一次盛大集会，是中国社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突破口。开幕式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的讲话澄清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是系统阐述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的论断，第二是明确指出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还深情地向与会代表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也许不觉得是什么惊天宏论，殊不知将近30年来，对这两个问题的认知一直是含混不清甚至是非颠倒的。邓小平的讲话等于代表执政党宣布摘掉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为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会议进行当中，几位关键的组织者在碰头会上提出，为了营造更热烈的气氛，应该请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闭幕式上发表一个演讲。但是当时86岁的郭沫若已患重病，正在医院治疗。几经周折，起草报告的任务交到原中宣部干部胡平手中。后者不负众望，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初稿，精炼的文字中流露出诗人的激情，众人说还真有点像郭老的手笔。经简单修饰并呈郭沫若过目签名后，这篇题名为《科学的春天》的演讲，在3月31日下午大会闭幕前由播音员代为宣读。演讲以热情的呼唤结尾：“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科学的春天”，就这样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识。

2004年，为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有关部门邀请众多著名画家，绘制反映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其中有一幅再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油画，交由中央美院丁一林绘制。他用了近三年时间搞调研、打画稿、反复修改润饰，于2009年8月完成了这幅大型油画《科学的春天》。

画面以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及一对大理石门柱为背景，一群科学工作者和国家领导人，正迎着春天的阳光走下花岗岩台阶。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场景，是画家凝练主题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但是许多大会亲历者都觉得画面亲切逼真，很好地表达了当年中国的社会氛围与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画中多数人还穿着那个年代十分普遍的蓝色或灰色制服，其中很多人刚刚摆脱十年浩劫的厄运，但是个个神清气爽如沐春风，为祖国科学技术腾飞大展身手的激奋情绪洋溢在脸上，整个画面充满动感与喜悦气氛。

画面宽6米、高3.4米，面目特征大致可辨的近百人，属于大型人物群像，今存中国美术馆。

为了对这一作品的规模有所认识，不妨拿出几幅有名的大画比较一下：董希文（1914-1973）的《开国大典》原作宽约4米、高约2.9米，画面上有11个可辨人物；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的《春》，宽3.14米、高2.03米，内中有9个人物；美国画家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1756-1843）的《独立宣言》，宽5.49米、高3.66米，画中共有47个人物。以上名画的尺幅都小于《科学的春天》；唯有拉斐尔（Raphael，1483-1520）的《雅典学园》尺幅略大（7.7×5.5米），约有50来个人物，不过那是画在墙上的湿壁画。

从画幅、作画目的和创作过程来看，《科学的春天》与特朗布尔的《独立宣言》最有得一比。后者表现的是1776年6月28日，在费城议会大厅（今改名独立厅），负责起草文件的五人委员会向第二届大陆会议主席团提交《宣言》的场面。这也是一幅虚构的艺术画面，如今不但作为美国的 “国画”，与其他七幅反映美国历史的大画一道悬挂在国会大厦中央的圆形大厅里，而且还被印在历史教科书和美元纸币上。其实，《独立宣言》的批准日期是数天后的7月4日（现在成了美国国庆日），而各州代表正式签名更是在一个多月以后。最终在这份历史文件上签字的，共有来自北美殖民地十三个州的56名代表，这些人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会议大厅里。数十年后，特朗布尔访问了其中的一些签名者并作了素描，对于那些无法联系或者已经去世的人，他则利用其画像或请他们的后代当模特儿。

对于《科学的春天》里的人物，除了少数广为人知外，其余多数形象需要认真辨别方可确认。毕竟，公众对于科学家的相貌远没有对影视明星那样熟悉，这一点中外都是一样，不足为怪。

画家当然最清楚笔下那些形象的来源，猜想他还保存着某些素材甚至工作日志，只是见诸报章的文字语焉不详。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人选来源于当年《人民日报》刊登的科学家名单，我从这个名单里选择了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在搜集人物形象资料时，我参考了当年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等，画报上刊登的照片对我这幅画的创作非常重要”。以己度人，与其劳烦画家在繁忙的创作与教学之外答疑解惑，不如本人当一回福尔摩斯，探赜索隐，自娱自乐，标出自己能够确认的人物或疑似对象，顺便宣传一下他们的专业与功绩。判断的依据有三：

1.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出席者；

2. 公众比较熟悉的著名科学家；

英语世界有许多《Who’s Who》，就是 “名人录” 的意思。油画《科学的春天》里，群贤毕至，星汉灿烂。整幅构图基本呈对称布局，庄严神圣却不显呆板。我们不妨将它拆为三段逐一考察 “谁是谁”。

处于中轴线上的是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被人称为 “万婴之母” 的林巧稚（1901-1983）③。画面中的她一头银发，脸上露出慈母般的笑容，握在一起的双手不知捧出了多少生命，一袭咖啡色风衣和黄蓝丝巾，在众多蓝灰制服中格外耀眼，说到这里不禁要为画家点个赞。

林巧稚左边的人物公众应该十分熟悉，那是空气动力学家、系统科学家、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1911-2009）④。（注：以下提到 “两弹一星” 元勋、功臣等，皆指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颁发的 “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

钱学森的左右两侧，分别是王淦昌（1907-1998）⑤和吴仲华（1917-1992）⑥：前者是核物理学家，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与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 元勋，旨在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的 “863” 计划的倡导者之一；后者是工程热物理学家，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的创始人。

与林巧稚同列中轴线附近的大个子是数学家华罗庚（1910-1985）⑦，他在解析数论、函数论、矩阵几何、典型群、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与应用数学方面都有独到贡献。华罗庚身边是他的爱徒陈景润（1933-1996）⑧，1978年初，作家徐迟（1914-1996）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他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画面中的陈景润挽着老师的胳膊，侧身向着小平同志憨笑，样子十分可爱。

有人认为画中的陈景润太张扬了，这里要为画家辩护一下：1978年，只要一提到刻苦钻研的科学家，老百姓脑中立刻会想到陈景润；从一个20年如一日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偷偷搞研究的 “白专” 典型，一下子成为全民崇拜的知识英雄，自然成了媒体关注跟踪的焦点。我认为画家在这里合理地运用艺术夸张，增强了画面的喜感。

陈景润身后的两个人也是当时得到广泛宣传的数学家，即杨乐（1939年生）⑨与张广厚（1937-1987）⑩，他们在函数值分布理论、特别是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与奇异方向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淦昌与钱学森身后的女科学家⑪，似乎是核物理学家何泽慧（1914-2011），她是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的发现者之一，后期主要从事原子核乳胶探测器与高山宇宙线观察研究。

吴仲华身后的人⑫，有可能是儿科名医诸福棠（1899-1994）；也有点像年龄最大的参会者何杰（1888-1979）。前者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通过提取胎盘球蛋白，对易感小儿作肌肉注射，大大降低了麻疹死亡率。后者是地质、矿冶专家，自1914年留美回国后，先后执鞭北京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唐山工学院（抗战时迁贵州）、重庆大学、广西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可谓桃李满天下。1978年他已90岁，但精神矍铄，倍受媒体关注。

华罗庚左后方的人⑬，有点像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与中国农业发展战略专家李振声（1931年生），他于2006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注：本文介绍科学家获得的荣誉，只提“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与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两种）不过我对这一判断心存疑惑，暂且留在这里恭候专家指教。

郭沫若身后右侧露出一个笑脸的人，大概率是化学家、中国盐湖化学的奠基人柳大纲（1904-1991）⑭。

画面左段，最前面的两个人是苏步青（1902-2003）⑮和王大珩（1915-2011）⑯：前者是数学家，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的创始人，在仿射微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与计算几何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后者是光学家，参与设计和制作多种高级精密光学仪器，被誉为 “中国光学之父”，也是 “两弹一星” 功臣与 “863” 计划的倡导者之一。画家曾经提到，“《人民画报》刊登的一张王大珩与苏步青交谈的照片非常生动，所以我就把这两个人物作为在前景出现的科学家。” 画中两位科学家的神情与姿势，显然与下面这张照片有关。

苏步青左侧的人不难辨认，那是天文学家张钰哲（1902-1986）⑰，1921年将自己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 “中华”，是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王大珩身后的两个人都是核物理学家，也是 “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1924-1986）⑱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获得安全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钱三强（1913-1992）⑲曾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筹建，除了原子物理方面的贡献外，他也参与并指导了许多交叉学科的建设，是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组织者。

画面左端是数学家吴文俊（1919-2017）⑳，他的主要贡献表现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两个领域，其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 “吴示性类” “吴示嵌类”，是2000年度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吴文俊右边一点的人应该是化学家杨石先（1897-1985）㉑，主要研究农药和磷有机化学，致力于化学与生物学交叉领域的探索。

苏步青身后的两个人不好辨认，但是面目清晰且处于显眼的位置，我只能作一冒险的推测，左边的可能是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1914-1999）㉒，他在延安时代就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自然科学院的活动，对于中国科研机构管理制度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靠右边一点，很像是昆虫学家蒲哲龙（1912-1997）㉓，他率先推广和应用 “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在生物防治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邓稼先的左后方，无疑是核物理学家朱光亚（1924-2011）㉔，他也是 “两弹一星” 功臣，因为后来担任过全国科协主席，在公众面前曝光的机会多一些。

向右，依次是金属学家李薰（1913-1983）㉕、消化病学专家张孝骞（1897-1987）㉖，以及理论化学家、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的唐敖庆（1915-2008）㉗。

图15 （从左至右）李薰、张孝骞、唐敖庆

吴文俊身后的人，看着眼熟却想不起来是哪个，不过其右侧的人应该是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1907-1995）㉘，再右边则可能是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1909-2005）㉙。

画面中央有位坐在轮椅上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细菌学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高士其（1905-1988）㉚，他在一次试验中由于意外事故,受脑炎病毒感染，因而瘫痪。

高士其右边的人物㉛，前额与发型有几分像古生物学家杨钟健（1897-1979）；抑或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 功臣、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者于敏（1926-2019）。不过杨、于二人平时都戴眼镜，这一推测的错误概率要大些，不揣浅陋写出来旨在抛砖引玉。

图17 左：杨钟健 右：于敏

这一人物的右边，伸出食指慷慨陈词的，猜想是声学家马大猷（1915-2012）㉜。因为某种机缘，我在1980年代曾数次见过他，对其直言快语和标志性的手势有些印象。

右上角的那个人㉝，很可能是被称为 “中国稀土之父” 的物理化学家、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徐光宪（1920-2015）；不过也有可能是儿科医学专家诸福棠（假如编号12的人不是）。

画面右段，走在最前面的是物理学界的前辈、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的奠基人之一严济慈（1901-1996）㉞。同样老资格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周培源（1902-1993）㉟，年轻时是个大帅哥，画面中风采依旧，他的主要科学工作在广义相对论的引力理论和流体力学的湍流理论方面。

严济慈身后是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1910-1992）㊱，他是中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人之一。顺便提一下，周培源和张文裕，都是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当年在西南联大的老师。

张文裕右边的人㊲，面部特征非常明显，有点像地质学与古生物学家尹赞勋（1902-1984）；但是更可能是植物学家吴征镒（1916-2013）。

这个人身后的人可能是机械工程专家沈鸿（1906-1998）㊺，他曾为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发展做出贡献。右下角的人是化学工程家、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侯祥麟（1912-2008）㊳。

貌似沈鸿的形象后面，有个宽圆面颊的人物㊻，疑似建筑学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倡导者吴良镛（1922年生），他后来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另一种可能则是岩土力学与流变力学专家陈宗基（1922-1991）。

这一段画面的左端是结构化学家卢嘉锡（1915-2001）㊴，全国科学大会三年后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三任院长，也是第一位由自然科学家担任的院长。卢嘉锡右边是材料科学家严东生（1918-2016）㊽，卢出任中科院院长时他被委任为副院长。

再向右是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1903-2009）㊵，他是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活了106岁，后来被人称为 “百岁科学老寿星”。贝时璋右侧，戴着标志性贝雷帽的人是物理学家黄昆（1919-2005）㊶，他是中国固体物理与半导体物理的奠基人之一，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图25 左：贝时璋 右：黄昆

周培源身后右侧是农学家袁隆平（1930-2021）㊷，他是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2000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袁隆平前面那个手持文件的人，应该是遗传学家与海洋生物学家童第周（1902-1979）㊸，他对鱼类的核移植及相关技术的探索曾经轰动一时。

袁隆平右侧的女性形象特别引起我的关注：清癯、短发、戴眼镜、衣着朴素㊹，在眼力所及的参会女科学家照片中还没找到一锤定音的对象，推测可能性较大的有两位：第一候选人是王承书（1912-1994），她主要从事气体分子运动论、受控核聚变与铀同位素分离以及等离体物理等方面的研究，1939年与张文裕结为伉俪；另一位候选人是何泽慧（假定前述⑪不是），她与钱三强1946年在巴黎结婚，二人的法国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Fr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Irene Joliot-Curie，1897-1956）出席了婚礼并致辞。以上两种猜测如有一个属实，画面中就出现了一对中国的 “原子夫妇”。

由于画面是侧脸，很难通过常见的王、何正脸照片加以确认，下面的两张工作照倒是提供了捕风捉影的机会与想象空间。

再来看这段画面的左上部分，卢嘉锡身后右侧的人，肯定是中国航天计划的 “大老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孙家栋（1929年生）㊼，他也是 “两弹一星” 元勋。

向右，可以辨识出生物化学家王应睞（1907-2001）㊾，他参与组织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等重大基础性研究工程。张嘴大笑的是地质学家刘东生（1917-2008）㊿，他被誉为 “黄土之父”，2003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袁隆平身后有个农民装束的人，是 “科学种田” 的代表、来自山西省闻喜县的劳动模范吴吉昌（1910-1992）51，他长期致力于探索棉花丰产规律，为提高棉花产量、解决棉花脱蕾落桃等问题作出了杰出贡献。

这一段的右上方，有两个人正在读一本书，我先来作一点大胆推测：左侧的人52 可能是水利与水电专家张光斗（1912-2013），这是因为在《人民画报》2021年第7期关于《科学的春天》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周培源与张光斗在大会期间小组会上的照片，张光斗的侧脸形象与画中人有些像，而画中其他人物似乎都不是张光斗。

但是仔细考虑，觉得更有可能是气象学家和地球流体力学家曾庆存（1935年生），他在数值天气预报和气象卫星遥感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2020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手捧书本的那位，大概率是气象学家叶笃正（1916-2013）53，他的工作包括大气环流和长波动力学研究、青藏高原气象学及大气环流季节性突变，是中国最早关注全球性气候变化的科学家，也是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画面右上角的人，有可能是声学家汪德昭（1905-1998）54，他主要从事大气电学和水声学研究。

前面说了，写作这篇小文纯属自娱自乐，如果碰巧还有一点宣传中国科学家的效果，哪怕招来批评引起争论，也算是意外之喜了。福尔摩斯都有误判的时候，何况一位老眼昏花的冒牌货？

以上所论，多有主观臆断之处，鲁鱼亥豕在所难免。此外，除了本文标注的50多个人物外，还有不少形象具有明显的面部特征，猜想皆有所本；有些于我甚至有似曾见过的感觉，只是头脑中不具备大数据功能而无能为力。

以上两端，都盼心明眼亮的知情者及时斧正和补充。当然，如果画家本人凑巧看到此文而有闲暇赐告，那就更是求之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