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枪、天主教和欧洲人是怎样进入日本的?│ 左图右史-资讯-知识分子

火枪、天主教和欧洲人是怎样进入日本的?│ 左图右史

2023/03/02
导读
    2.25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南蛮人渡来图》的“南蛮”首领与传教士们



  导 读

近代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与中国的时间和方式相差不多,早期的境遇也大同小异,中国的皇帝和知识分子称西方人为“远夷”的时候,日本人则称其为“南蛮”。

分叉路出现在19世纪中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率领炮舰冲进江户湾(即东京湾),货真价实的“黑船”击溃了旧传统与旧制度,日本的门户完全打开,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此呈现非常不一样的面貌。


撰文 | 刘钝(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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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蛮”本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对南方少数民族歧视性的称谓,在日本战国时代晚期的16世纪,则专指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相当于明代中国人所称的“佛郎机人”。当时日本人的地理概念相当模糊,只知道这些人多从南亚、东南亚或南海泛舟而来,故称之为“南蛮”(Nanban)。他们乘坐的大帆船,则被称为“南蛮船”。16、17世纪日本的绘画中,有许多关于“南蛮船”的描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狩野内膳(1570-1616)绘制的“南蛮屏风”画了。在介绍这幅涉及东西方交流的名作之前,让我们先从日本人最早见到的“南蛮”说起。


01




种子岛“铁炮”




1543年,也就是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与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同时出现的那一年,一艘从暹罗(泰国)经澳门驶往舟山群岛一带的武装走私船遭遇台风,漂流到日本九州以南大隅群岛中的种子岛(现属鹿儿岛县管辖)上。船长是一个自称五峰先生的“大明儒生”,真名是王直或汪直,安徽歙县人,生年不详。他如果生在一个开明外向的社会,很可能成为一位跨国商贸集团的老总,或者扬威海外的民族英雄,可惜际逢明朝禁海的时代,只能当个海盗集团的老大,最终于1559年被官府捕杀。话说当年船上有近百名船员,都是被明朝官民称为倭寇的法外之徒,船上还有几个葡萄牙人,他们的相貌穿着与东方人完全不同,语言也不通,被当地人目为奇观。其中两个为首的葡萄牙人手里总是拿着件二三尺长的铁管,沉甸甸的,装填上火药,以火绳引燃,一阵浓烟一声巨响之后,管中的铅弹即可飞出打击远方目标。


种子岛的领主惠时是日本战国时代岛津氏的家臣,其子时尧(1528-1579)当年只有15岁,闻讯后立即率领数十叶小舟找到这艘海盗船。他对船上两位“蛮种”手中的家什十分感兴趣,不但出重金购买了“铁炮”,而且学会了如何瞄准、发射与制备火药,又着岛上数名铁匠仿制,都没有成功。翌年又有“蛮种贾胡”来岛,遂请著名工匠八板金兵卫拜师学艺,“渐经时月,知其巷而藏之,于是岁余而新制数十之铁炮,然后制造。”当时日本正处于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地领主、大名闻风而动,不久“种子岛铳”(Tanegashima gun)就传遍日本各地,种子岛也名声大振。


若干年后(1606年),时尧之子久时请临济宗僧人南浦文之(1555-1620)著《铁炮记》以志其事,文称:


贾胡之长有二人,一曰牟良叔舎,一曰喜利志多侘孟太,手携一物,长二三尺。其为体也,中通外直,而以重为质;其中虽常通,其底要密塞。其傍有一穴,通火之路也。形象无物之可比伦也。其为用也,入妙药于其中,添以小团铅,先置一小白于岸畔,亲手一物,修其身、眇其目,而自其一穴放火,则莫不立中矣。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轰,闻者莫不掩其耳矣。置一小白者,如射者之栖鹄于俟中之比也。此物一发,而银山可摧、铁壁可穿也。奸宄之为仇、于人之国者,触之,则立丧其魄。


图1 南浦文之《铁炮记》书影

图2是一幅有关《铁炮记》的插画,作者可能是江户时代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1760-1849)或其门生。画中右上方的汉字是“天文十二癸卯八月二十五日,大隅国种子岛漂流”,“天文”是日本年号,“天文十二年”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岁在癸卯;左上方是两位“贾胡之长”的名字:牟良叔舎”的原名应该是António Mota(片假名的罗马对音Murasyukusya),“喜利志多(侘)孟太”的原名应该是Francisco Zeimoto(片假名的罗马对音Kirisitamota),其中“喜利志多孟太”较原文少了一个“侘”字。他们是日本人最早接触的西洋人。


图2 最早来到日本的西洋人与他们的火绳枪(葛饰北斋,约1817年绘)


所谓“铁炮”,就是火绳枪,15世纪中叶首先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使用,16世纪西欧诸国已普遍装备。使用时先从枪口倒入火药,再用长条细棍将弹丸从枪口塞入枪膛,发射前打开位于枪膛一侧的火盖(保险装置)并连接火绳,瞄准之后扣下扳机即可引爆火药。火绳枪手身上挂满弹药和一根火绳,战斗期间火绳需保持燃烧状态。


图3 日本火绳枪手的装备

中国北宋年间就发明了初级的发射火器,元代进一步发展了火铳。带有触发与引燃装置的西洋火绳枪则于明代嘉靖年间传入中国,因其精准可以击中飞鸟,也被称作鸟铳——这里要提醒明清之际的鸟铳是战斗武器,不是现在意义的鸟枪。明代名将戚继光(1528-1588)《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赵士桢(约1553-1611)《神器谱》等兵书都有记载。戚家军的“鸳鸯阵”(12人一组的战斗序列)里也配备了火绳枪手,如图4。


图4 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鸳鸯阵”
02




火器与军事革命




在谈到技术与发明对社会的影响时,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验之于热兵器在欧洲的流行颇有道理。伴随着火绳枪的发展,人类间的战争从冷兵器时代真正进到热兵器时代。荷兰的毛里茨亲王(Maurits van Nassau,1567-1625)在尼德兰战争期间对军事改革做出过重大贡献,他把火绳枪手从装弹到射击的过程分解成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还为每个动作规定了发令词,训练士兵按照这种机械化的程式战斗。图5是毛里茨率领的荷兰联省军队的战斗队列:方阵中间的长矛兵专门对付敌方骑士的冲锋,两翼分布着排成若干列的火绳枪手,轮番上前射击以保持火力不断。最终荷兰人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奥地利系神圣罗马帝国而赢得独立。


图5 荷兰联省共和国军队作战方阵,画面左端可见排队射击的火绳枪手,支架是用来支撑枪管以利于瞄准的。

火绳枪的缺点是操作复杂,从毛里茨亲王专门制定操作程式就可以看出来,另外每个枪手需在身上携带长达数米的火绳,一不小心就会点燃自己背缚的弹药,遇上风雨天还要防止火绳熄灭。后来有一位法国锁匠发明了借助弹簧撞击燧石引爆火药的装置,17世纪中叶欧洲军队已普遍用燧发枪取代火绳枪,只是人们还是习惯把使用热兵器的步兵称为火枪手。图6是伦勃朗(Rembrandt, 1606-1669)的名画《夜巡》,画中的主要角色全都实有其人,持枪人手中的火器更可能是燧发式滑膛枪。


图6 伦勃朗《夜巡》(1642),现藏阿姆斯特丹荷兰国家博物馆

火绳枪在东亚的寿命更长一些,可能与当地金属冶炼与机械工艺的水平有关,据说乾隆皇帝就以成本高但命中率没有显著进步而拒绝推广燧发枪,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及之后的内外战争中,火绳枪更是各方高度依赖的致胜武器。


相比于中国,日本的封建募兵制度更像中世纪的欧洲。在镰仓时代(1192-1333),战争由佩刀的武士进行,他们是职业军人,逐级向上效忠,直至大名和关白;跟随武士从事运输后勤和土木工程作业的人则被称为足轻,他们是普通农民,不能佩刀,战时手持木棍铁锄充当摇旗呐喊的角色,平时种田并向地主和武士纳粮。室町、战国时代(1333-1573),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武士披甲戴盔,有的还骑上战马,足轻也配备了弓箭直接参加战斗。到了惨烈动荡的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名纷纷购买或制造火绳枪,传统的武士个人战法逐渐为冷热兵器结合的团体作战取代。各家军阀都组建了火绳枪队,“铁炮足轻”也应运而生,他们往往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日本俗语说“足轻杀死关白”,犹如象棋中的过河小卒顶大车,由于技术(或规则)的变化往昔的权势与地位全然失效。


1575年的长筱会战中,织田信长(1534—1582)的军队借助装备火绳枪的“铁炮队”,一举击溃对手武田家的强悍骑兵,以弱藩的身份称雄日本,为日后全境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及至丰臣秀吉(1537—1598)登台,更是不惜重金购置“铁炮”,还曾借助与天主教有密切关系的大名,从澳门大量进口硝石和铅等与火绳枪有关的军需品。在两次入侵朝鲜的战争(1592-1593,1597-1598)中,丰臣都以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小西行长(1558-1600)为先锋,不仅允许他以十字旗为军旗,还容忍了其动员令中将朝鲜征服为“天主之国”的说辞。在攻占平壤的战役中,日本人的“铁炮队”显示了巨大威力。图7和图8出自另一位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1798-1861)之手,表现日军“铁炮足轻”轮番射击和在雨中战斗的场面:前图中可见明显的引火绳,农民出身的士兵也穿上了轻便的甲衣并佩刀;后图主要表现足轻身披蓑衣防止火药受潮,特别注意火盖上还加上了防雨盒套。

左图7,歌川国芳《轮束打图》(1855),右图8,歌川国芳《雨中射击图》(1855)
03




传教士与丰臣秀吉




葡萄牙是第一个海上帝国,1494年通过教皇斡旋达成的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获得东方“保教权”。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1540年奉葡王若望三世(João III,1502-1557)派遣,以教皇使者名义前往亚洲,先后在印度的果阿(Goa)、新加坡、马六甲等地传教。154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那天,沙勿略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导引下,携同另外两位耶稣会士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图9为葡萄牙画家里贝罗(Avelar Rebelo,c.1600-1657)的作品,描绘1541年4月9日沙勿略启程东航前在里斯本向若望三世辞别的情景。


图9 里贝罗《沙勿略辞别若望三世》(1635),现收藏处不详,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沙勿略抵达日本的当年,在鹿儿岛地区就发展了一百多位信众,两年后离开时奉教者已逾千人。不过他的更大目标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1552年8月搭乘一艘葡萄牙商船抵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因明朝海禁严厉无法进入内地,最终病死在岛上。几十年以后,他的继承者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相继来到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沙勿略在日本的继承人是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1539-1606),作为罗马教宗任命的印度和远东地区的巡视员,他曾于1579-1583年、1590-1592年和1598-1603年三次访问日本,提倡采取“适应”(adaptation)策略传教,不与当地神道文化直接冲突,致力于培养日本神父。范礼安身材高大,外出时身边总是跟着一个非洲裔随从,引起当地人的极大好奇。在他的影响下,数位大名还有一些藩主、城主相继皈依了天主教,1582年前后日本已有近200所天主教堂,基督徒人数达到15万。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耶稣会控制的长崎从一个冷寂的小渔村发展成国际化的商贸港口。少数奉教大名为了自身利益或保护教区,还招募随船而来的西洋雇佣兵,并充任“铁炮队”的教官。


要说明的是,沙勿略、范礼安(以及后来前往中国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虽然不是葡萄牙人,因为教皇“保教权”的规定,都属于“葡系”人马,也就是在葡国学习或研修、向葡王宣誓效忠、乘葡国海船出洋,以耶稣会士为主。然而不久,随着西班牙势力的崛起,德西利亚斯条约逐渐失去约束力,西班牙的船队也来到日本,方济会、道明会、奥斯丁会等修会的传教士接踵而至。他们多来自菲律宾和南海岛屿,同样被日本人视为“南蛮”。


织田信长对天主教的态度相当宽容,允许传教士在他的都所安土城(今日滋贺县近江八幡市)内设立教堂。1582年织田在本能寺之变中葬身火海,丰臣秀吉战胜诸多反叛者继承大位,成为日本摄政的关白。丰臣出身卑微,生父曾是某位藩主手下的足轻,本人身材短小其貌不扬,17岁那年成为织田信长的家仆,等级为“草履取”,意思大概是专为主人提鞋的低级佣人。由于服务周到,很快赢得主人欢心,不久擢升为步兵头目。在1570年的金崎之战中,丰臣秀吉挺身而出担任殿后,依靠几十支“铁炮”,成功掩护了织田大军逃离险境。


图10  狩野光信《丰臣秀吉像》(局部,约1601年),现藏京都高台寺

丰臣秀吉一开始对天主教还比较友善,1583年修筑大阪城时,还将一块最好的地皮赠给教会,这一举动曾让心绪不宁的传教士和奉教大名欢欣鼓舞。除了“铁炮”之外,丰臣对各种西洋舶来品也十分着迷,绞尽脑汁地想搞明白望远镜、八音盒与机械钟表的原理,晚年还多次以西洋货赐赠下属。1586年,日本天主教区副主教科埃略(Gaspar Coelho,c.1529-1590)来到大阪,劝说丰臣与那些天主教大名结盟翦除常存逆心的龙造寺氏和岛津氏。这一提议正迎合了他征伐九州的计划,不仅隆重接待科埃略率领的众多传教士及神学院学生,还颁发了两张空头支票即象征性的“朱印状”,特许他们在日本乃至整个东亚传教。作为回报,葡萄牙人除了保证继续提供生丝、铅块和硝石之外,还表示愿为丰臣未来的渡海侵朝和对中国的战争提供两艘葡萄牙船,并说到时还可以通过在印度的葡萄牙总督提供援军。正是后一点引起生性多疑的摄政关白的警惕,只是表面上不动声色。1587年,在平定九州、行将统一日本之际,丰臣对科埃略进行了回访,后者安排他参观停泊在长崎港的葡萄牙新型战船。看到葡人的坚船利炮,更加重了他的疑心。


1587年7月24日,丰臣秀吉在筑前箱崎(今福冈市)下达“伴天连追放令”。“伴天连”是葡萄牙语神父(Padre)的日语(バテレン)汉字转音,“追放”就是驱逐的意思。他认定天主信仰为邪教,勒令所有西方传教士在20天内离开日本;然而考虑到“南蛮”贸易的实际利益,法令第四、五款严格区分了通商和传教,称“黑船”为通商而来另当别论,今后亦可进行长年之贸易等等。传教士们则以等候季风为由希望宽限到来年再离境,这一要求竟然被默许了,也未对基督徒实行大规模的迫害。各个修会仍在暗中传教布道,尤以方济各会士的活动最具挑战性。


又过了9年,即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的1596年底,一艘从马尼拉出发、原来要驶向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型商船,因遇风暴漂流到土佐藩的浦户(今属高知县),船上满载的高价货物被截留,丰臣秀吉冀图以此补充再次出征朝鲜的费用。另一个说法是:西班牙船长在与丰臣的部下交谈时,指着地图向后者炫耀西班牙帝国拥有的领土,当被问及如何得到这些土地时,船长说先派遣传教士使其民众成为天主教徒,然后里应外合征服该国。


1597年初,丰臣秀吉发布了更为严苛的禁教令,以防西班牙传教士与天主教徒的抗议与异动。京都执行长官奉命抓捕了26名天主教徒,后又带到教徒云集的长崎,于1597年2月5日处以残酷的极刑。26人中有4位西班牙籍传教士、1位墨西哥(当时称“新西班牙”)籍修士、1位葡萄牙籍修士,还有包括3名未成年人在内的20位日本信徒。目击者称他们都坚守信仰从容赴死,后来被罗马教廷封为“日本二十六圣人”。


图11是意大利画家弗朗切斯科·马菲(Francesco Maffei,1605-1660)的作品,要说明的是:26人中不都是方济各会传教士与信徒,其中有3人属于耶稣会。 


图11 马菲《方济各会在长崎殉教》(17世纪),现藏威尼斯Rezzonico宫
04




狩野内膳的南蛮人渡来图




在浮世绘兴起以前,主宰和画的是土佐与狩野两大流派。狩野派的鼻祖狩野正信(1434-1530)供职于足利幕府,作品融合中国水墨画风格,他领导的画派兴盛于15世纪的室町时代,其子孙门徒相继成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1543-1616)等权势家族的御用画师。这一画派多以血缘或婚姻关系为纽带传承发展,经过正式认定的优秀门徒也可改姓“狩野”。狩野内膳(1570-1616)就是这样一位画师,他的代表作包括大型屏风画《丰国祭礼图》(1604)、《南蛮人渡来图》(c.1600)等。前者是为丰臣秀吉去世7周年祭礼绘制的,后者则是描绘葡萄牙商船抵达长崎港以及所谓“南蛮”贸易的情况。1593年前后狩野内膳曾往长崎参观访问,对当地的环境有亲身的体验。


现已确认共有5件带有狩野内膳落款与印章的“南蛮屏风”,分别由日本的神户市立博物馆、旧川西家、文化厅(现寄藏于九州国立博物館)、葡萄牙里斯本的国立古代艺术馆以及一个美国私人收藏,其中最精致的当属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的那一对,左右两屏每屏六折,在覆盖着纸、金箔、丝绸、铜镀金的板面上以漆与蛋彩颜料混合制作,尺寸分别为178×366.4厘米和172.8×380.8厘米,板厚2厘米,下角可见“狩野内膳笔”款记和白文方壶印“内膳”。


图12 狩野内膳《南蛮人渡来图》左屏(c.1600)   现藏神户市立博物馆
图13 狩野内膳《南蛮人渡来图》右屏(c.1600)   现藏神户市立博物馆

有人认为左、右两屏分别表现葡萄牙商船离港(印度果阿或中国澳门)与抵达日本的场面,原因是左屏中的船正鼓起风帆,右屏中的船不但降下了帆,而且船头上的水手正要抛下巨大的铁锚。当时的港口都比较简陋,大型船只只能在近岸处抛锚,依靠小艇接驳人员与货物,这些图中都有表现。但是仔细观察图中诸多景物形象,应该确认画的是商船驶离和抵达同一日本港口也就是长崎的景象。神户市立博物馆的正式名称则是《南蛮人渡来图》(Arrival of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Screen)。


左图14,《南蛮人渡来图》左屏中的帆船,右图15《南蛮人渡来图》右屏中的帆船


05




南蛮船—卡拉克




画中的“南蛮船”都有三根桅杆,船身很高,船尾呈弧形翘起,右屏船首还可见一根巨大的斜桅。这是大航海时代西方最常见的卡拉克(Carrack)帆船。下图是葡萄牙收藏的“南蛮屏风”中的“南蛮船”,可以清楚看到斜桅上挂着三角帆,主桅和前桅上则是长方形的横帆。


图16 狩野内膳《南蛮人渡来图》局部(c.1600)  现藏里斯本古代艺术博物馆 

里斯本古代艺术馆收藏的“南蛮屏风”比较难见,下面是该馆网上公布的图像,得知一共有两对,如图17。根据该馆的说明,上面那一对系狩野内膳所绘,图16即其左屏右半部(缺最右边半折)红框内的部分;下面那一对是另一位狩野派画师Kano Domi的作品,他与狩野内膳的关系不太清楚。


图17 里斯本古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对“南蛮屏风” 

“卡拉克”这一名称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阿拉伯航海家,大约1400年前后,葡萄牙人对当时往来于地中海的阿拉伯帆船作了改进,由一桅增加至三至四桅,后来又在船首配备了斜桅,巨大的横帆与三角帆可为远洋航行提供足够的动力,即使逆风时也能按“之”字抢风前行。又设置了多层甲板以便拥有充足的船舱摆放货物和容纳水手。配备火炮的卡拉克帆船为海上战争带来新的元素,海战不再是弓弩互射和两船间的接舷战,而转变为编队作战与炮击为主的战斗形式。在欧洲殖民者从事探险、掠夺资源、贩卖奴隶、建立海上霸权的过程中,卡拉克帆船发挥了重要作用。


1492年8月哥伦布首航美洲的旗舰《圣玛利亚》号就是一艘卡拉克帆船,其尺寸或吨位学界还有争议,估计排水量在100吨上下,连同哥伦布和船主在内共有乘员39人。图18是佛拉芒画家凡·埃特维尔(Andries van Eertvelt,1590-1652)根据想象绘制,画的是《圣玛利亚》号在加勒比海岛前泊锚的情况。实际上,该船于当年圣诞夜触礁沉没,哥伦布及上面的船员转移到同行的另外两艘船上才完成了航行任务。


图18 埃特维尔《<圣玛利亚>号抛锚》(c.1628),现藏格林尼治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图19是一艘著名的卡拉克武装商船《圣卡塔琳娜》号及跟随她的葡萄牙船队远航的场景,画家可能是佛拉芒的帕蒂尼尔(Joachim Patinir,c.1480-1524)。该船长38米、宽13米,吃水深度4.5米,排水量800吨,装备了140门火炮,1512年在印度科钦(Kochi)动工修造,1520年建成下水,是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c.1460-1524)1524年以印度总督身份第三次前往印度时的旗舰,他抵达印度不久就染疾身亡。1525年《圣卡塔琳娜》从印度返回葡萄牙的途中失踪,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宗谜案。


图19 帕蒂尼尔《葡萄牙卡拉克船队驶过岩石海岸》(c.1540),现藏格林尼治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卡拉克帆船的船身都涂上防腐防锈的黑漆或黑色柏油,后来日本人就一直把跨洋而来的武装船只称为“黑船”。


06




天主教与异域风情




仔细观摩狩野内膳的屏风画,还可以获得许多涉及全球贸易和东西交流的有趣信息。“南蛮船”的桅杆上与桅杆之间的缆绳上,都有水手或比水手级别低的索环工,个个身手不凡,如同杂技演员一般。有些人肤色黝黑或呈深棕色,表明他们可能来自非洲、印度或马来半岛。在风力驱动的帆船航海时代,桅杆上的水手要根据船长或大副的指令升降和调整巨大的风帆,这是一项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上面帕蒂尼尔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站在满风疾驶的帆顶操作的水手形象。


图20是左屏风左边两折的下部:可以看见一个骑着大象的“南蛮”,被几位深肤色的随从簇拥着。在他前面,几个仆人抬着一台轿椅,上面坐着一位白衣老者,有人认为是丰臣秀吉。其实这一猜测的可能性不大,丰臣出行的仪仗不会如此简朴,也从未用过“蛮种”仆役;如果是日本人而非“南蛮”,可能也就是个奉教的藩主。这一群人正经过一个看似富贵人家的前庭,门前可见男主人与他的儿子,妻子则在内室里面向外张望。


20 《南蛮人渡来图》左屏(左起12折)中的骑象南蛮和轿椅上的白衣人

图21是右屏风左半部的下方:可以看见“南蛮”的队列,他们穿着色彩绚丽的衣裤,戴帽,佩剑,裤身肥大,足登尖嘴的长靴,有人披着大氅,手中大多握着白色纱巾。随从则赤脚,或擎着伞,或牵着名贵的阿拉伯马和灵缇犬,抬着礼品箱和作为礼物的南亚虎。左下角有狩野内膳的签名和方壶印章。


21 《南蛮人渡来图》右屏(左半部下方)中的南蛮队列及其礼品

最有意思的是右屏的右半边,如图22:那是“南蛮”队列最前面的几个人,红衣人是他们的首领,前面有人引路,后面有人撑伞,还有贴身的护卫或副官。再向前,他的一名下属(多半是译员)正与一名教士交谈,应该是向后者介绍来客的身份。谈话教士的后方是一群传教士,穿黑袍的是耶稣会士,穿灰袍系腰绳并赤脚的是方济各会士。传教士们身后则是当地信徒,男女老少都有,穿着也显示了不同的社会身份。这群人站立的地方应该是在一条繁华街巷的入口,道旁可见一家出售兽皮的商铺,橱窗中露出的虎皮豹皮应该来自异域;与它相邻的多半是一家旅舍(或妓院),女主人站在门前作招呼状,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室内的被褥与摆着酒食的餐桌。


22 《南蛮人渡来图》右屏(右半部下方)的南蛮首领与传教士们

图23是此屏右上角的建筑,应该是一座天主教堂,屋脊上可见一个怪异的十字架,形状与著名的奉教大名小西行长家的族徽(图24)颇为相似。教堂内供奉着圣母的画像,教士正为信徒祷告,两名武士分别跪在堂内外,可能在等待受洗。

左图23日本天主教堂,右图24小西行长家的族徽

最后来看图25,即右屏中部上方的“南蛮”群像:他们可能是船上的水手或随船而来的小贩,也可能是侨居当地的“南蛮”,聚集在临近停泊地的岸边摆设地摊,兜售的物品有猴子、鹦鹉、麝香猫、兔子、丝绸、非洲鼓等。


图25 《南蛮人渡来图》右屏中部上方的“南蛮”商贩

近代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与中国的时间和方式相差不多,早期的境遇也大同小异,中国的皇帝和知识分子称西方人为“远夷”的时候,日本人则称其为“南蛮”,葡萄牙-西班牙系的“南蛮”之后则有荷兰系的“红毛”或“红蕃”,都有非我族类并含鄙视之意。在欣赏羡慕西方的火器与各种奇巧淫技的同时,中、日两国统治者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也保持着充分的戒备。“黑船”之名起于织田、丰臣时代,连同其上的火炮和载来的猛兽一道,原本含有不祥之兆的意味。然而较之中国,日本人的传统没有那样悠久深远,即使在“伴天连追放令”颁布之后,“南蛮”贸易照常进行;江户幕府尽管长期实行锁国政策,并没有阻碍“兰学”的流行。到了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率领炮舰冲进江户湾(即东京湾),货真价实的“黑船”击溃了旧传统与旧制度,日本的门户完全打开,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此呈现非常不一样的面貌。 


 参考资料:
[1] Noel Perrin. 1979. Giving Up the Gun: Japan's Reversion to the Sword, 1543-1879. BostonDavid R. Godine Publisher.

[2]戚继光. 2001.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戚继光文集精. 北京中华书局.

[3]南浦文之. 1606. 铁炮记. 南浦文集(1625). 网上文本.

[4]王兆春. 1998. 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

[5]戚印平. 2003. 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6]赵德宇. 论16、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 南开学报. 1999年第6期. 116-124页. 

[7]铃木良一著. 郝迟译. 1983. 丰臣秀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8]克劳列著. 陆大鹏译. 2016. 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莫里森著. 陈太先等译. 2014. 哥伦布传(上下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0]http://www.museudearteantiga.pt/collections/art-of-the-portuguese-discoveries/namban-folding-scr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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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南蛮人渡来图》的“南蛮”首领与传教士们



  导 读

近代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与中国的时间和方式相差不多,早期的境遇也大同小异,中国的皇帝和知识分子称西方人为“远夷”的时候,日本人则称其为“南蛮”。

分叉路出现在19世纪中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率领炮舰冲进江户湾(即东京湾),货真价实的“黑船”击溃了旧传统与旧制度,日本的门户完全打开,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此呈现非常不一样的面貌。


撰文 | 刘钝(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                   ●                    


“南蛮”本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对南方少数民族歧视性的称谓,在日本战国时代晚期的16世纪,则专指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相当于明代中国人所称的“佛郎机人”。当时日本人的地理概念相当模糊,只知道这些人多从南亚、东南亚或南海泛舟而来,故称之为“南蛮”(Nanban)。他们乘坐的大帆船,则被称为“南蛮船”。16、17世纪日本的绘画中,有许多关于“南蛮船”的描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狩野内膳(1570-1616)绘制的“南蛮屏风”画了。在介绍这幅涉及东西方交流的名作之前,让我们先从日本人最早见到的“南蛮”说起。


01




种子岛“铁炮”




1543年,也就是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与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同时出现的那一年,一艘从暹罗(泰国)经澳门驶往舟山群岛一带的武装走私船遭遇台风,漂流到日本九州以南大隅群岛中的种子岛(现属鹿儿岛县管辖)上。船长是一个自称五峰先生的“大明儒生”,真名是王直或汪直,安徽歙县人,生年不详。他如果生在一个开明外向的社会,很可能成为一位跨国商贸集团的老总,或者扬威海外的民族英雄,可惜际逢明朝禁海的时代,只能当个海盗集团的老大,最终于1559年被官府捕杀。话说当年船上有近百名船员,都是被明朝官民称为倭寇的法外之徒,船上还有几个葡萄牙人,他们的相貌穿着与东方人完全不同,语言也不通,被当地人目为奇观。其中两个为首的葡萄牙人手里总是拿着件二三尺长的铁管,沉甸甸的,装填上火药,以火绳引燃,一阵浓烟一声巨响之后,管中的铅弹即可飞出打击远方目标。


种子岛的领主惠时是日本战国时代岛津氏的家臣,其子时尧(1528-1579)当年只有15岁,闻讯后立即率领数十叶小舟找到这艘海盗船。他对船上两位“蛮种”手中的家什十分感兴趣,不但出重金购买了“铁炮”,而且学会了如何瞄准、发射与制备火药,又着岛上数名铁匠仿制,都没有成功。翌年又有“蛮种贾胡”来岛,遂请著名工匠八板金兵卫拜师学艺,“渐经时月,知其巷而藏之,于是岁余而新制数十之铁炮,然后制造。”当时日本正处于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地领主、大名闻风而动,不久“种子岛铳”(Tanegashima gun)就传遍日本各地,种子岛也名声大振。


若干年后(1606年),时尧之子久时请临济宗僧人南浦文之(1555-1620)著《铁炮记》以志其事,文称:


贾胡之长有二人,一曰牟良叔舎,一曰喜利志多侘孟太,手携一物,长二三尺。其为体也,中通外直,而以重为质;其中虽常通,其底要密塞。其傍有一穴,通火之路也。形象无物之可比伦也。其为用也,入妙药于其中,添以小团铅,先置一小白于岸畔,亲手一物,修其身、眇其目,而自其一穴放火,则莫不立中矣。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轰,闻者莫不掩其耳矣。置一小白者,如射者之栖鹄于俟中之比也。此物一发,而银山可摧、铁壁可穿也。奸宄之为仇、于人之国者,触之,则立丧其魄。


图1 南浦文之《铁炮记》书影

图2是一幅有关《铁炮记》的插画,作者可能是江户时代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1760-1849)或其门生。画中右上方的汉字是“天文十二癸卯八月二十五日,大隅国种子岛漂流”,“天文”是日本年号,“天文十二年”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岁在癸卯;左上方是两位“贾胡之长”的名字:牟良叔舎”的原名应该是António Mota(片假名的罗马对音Murasyukusya),“喜利志多(侘)孟太”的原名应该是Francisco Zeimoto(片假名的罗马对音Kirisitamota),其中“喜利志多孟太”较原文少了一个“侘”字。他们是日本人最早接触的西洋人。


图2 最早来到日本的西洋人与他们的火绳枪(葛饰北斋,约1817年绘)


所谓“铁炮”,就是火绳枪,15世纪中叶首先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使用,16世纪西欧诸国已普遍装备。使用时先从枪口倒入火药,再用长条细棍将弹丸从枪口塞入枪膛,发射前打开位于枪膛一侧的火盖(保险装置)并连接火绳,瞄准之后扣下扳机即可引爆火药。火绳枪手身上挂满弹药和一根火绳,战斗期间火绳需保持燃烧状态。


图3 日本火绳枪手的装备

中国北宋年间就发明了初级的发射火器,元代进一步发展了火铳。带有触发与引燃装置的西洋火绳枪则于明代嘉靖年间传入中国,因其精准可以击中飞鸟,也被称作鸟铳——这里要提醒明清之际的鸟铳是战斗武器,不是现在意义的鸟枪。明代名将戚继光(1528-1588)《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赵士桢(约1553-1611)《神器谱》等兵书都有记载。戚家军的“鸳鸯阵”(12人一组的战斗序列)里也配备了火绳枪手,如图4。


图4 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鸳鸯阵”
02




火器与军事革命




在谈到技术与发明对社会的影响时,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验之于热兵器在欧洲的流行颇有道理。伴随着火绳枪的发展,人类间的战争从冷兵器时代真正进到热兵器时代。荷兰的毛里茨亲王(Maurits van Nassau,1567-1625)在尼德兰战争期间对军事改革做出过重大贡献,他把火绳枪手从装弹到射击的过程分解成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还为每个动作规定了发令词,训练士兵按照这种机械化的程式战斗。图5是毛里茨率领的荷兰联省军队的战斗队列:方阵中间的长矛兵专门对付敌方骑士的冲锋,两翼分布着排成若干列的火绳枪手,轮番上前射击以保持火力不断。最终荷兰人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奥地利系神圣罗马帝国而赢得独立。


图5 荷兰联省共和国军队作战方阵,画面左端可见排队射击的火绳枪手,支架是用来支撑枪管以利于瞄准的。

火绳枪的缺点是操作复杂,从毛里茨亲王专门制定操作程式就可以看出来,另外每个枪手需在身上携带长达数米的火绳,一不小心就会点燃自己背缚的弹药,遇上风雨天还要防止火绳熄灭。后来有一位法国锁匠发明了借助弹簧撞击燧石引爆火药的装置,17世纪中叶欧洲军队已普遍用燧发枪取代火绳枪,只是人们还是习惯把使用热兵器的步兵称为火枪手。图6是伦勃朗(Rembrandt, 1606-1669)的名画《夜巡》,画中的主要角色全都实有其人,持枪人手中的火器更可能是燧发式滑膛枪。


图6 伦勃朗《夜巡》(1642),现藏阿姆斯特丹荷兰国家博物馆

火绳枪在东亚的寿命更长一些,可能与当地金属冶炼与机械工艺的水平有关,据说乾隆皇帝就以成本高但命中率没有显著进步而拒绝推广燧发枪,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及之后的内外战争中,火绳枪更是各方高度依赖的致胜武器。


相比于中国,日本的封建募兵制度更像中世纪的欧洲。在镰仓时代(1192-1333),战争由佩刀的武士进行,他们是职业军人,逐级向上效忠,直至大名和关白;跟随武士从事运输后勤和土木工程作业的人则被称为足轻,他们是普通农民,不能佩刀,战时手持木棍铁锄充当摇旗呐喊的角色,平时种田并向地主和武士纳粮。室町、战国时代(1333-1573),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武士披甲戴盔,有的还骑上战马,足轻也配备了弓箭直接参加战斗。到了惨烈动荡的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名纷纷购买或制造火绳枪,传统的武士个人战法逐渐为冷热兵器结合的团体作战取代。各家军阀都组建了火绳枪队,“铁炮足轻”也应运而生,他们往往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日本俗语说“足轻杀死关白”,犹如象棋中的过河小卒顶大车,由于技术(或规则)的变化往昔的权势与地位全然失效。


1575年的长筱会战中,织田信长(1534—1582)的军队借助装备火绳枪的“铁炮队”,一举击溃对手武田家的强悍骑兵,以弱藩的身份称雄日本,为日后全境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及至丰臣秀吉(1537—1598)登台,更是不惜重金购置“铁炮”,还曾借助与天主教有密切关系的大名,从澳门大量进口硝石和铅等与火绳枪有关的军需品。在两次入侵朝鲜的战争(1592-1593,1597-1598)中,丰臣都以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小西行长(1558-1600)为先锋,不仅允许他以十字旗为军旗,还容忍了其动员令中将朝鲜征服为“天主之国”的说辞。在攻占平壤的战役中,日本人的“铁炮队”显示了巨大威力。图7和图8出自另一位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1798-1861)之手,表现日军“铁炮足轻”轮番射击和在雨中战斗的场面:前图中可见明显的引火绳,农民出身的士兵也穿上了轻便的甲衣并佩刀;后图主要表现足轻身披蓑衣防止火药受潮,特别注意火盖上还加上了防雨盒套。

左图7,歌川国芳《轮束打图》(1855),右图8,歌川国芳《雨中射击图》(1855)
03




传教士与丰臣秀吉




葡萄牙是第一个海上帝国,1494年通过教皇斡旋达成的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获得东方“保教权”。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1540年奉葡王若望三世(João III,1502-1557)派遣,以教皇使者名义前往亚洲,先后在印度的果阿(Goa)、新加坡、马六甲等地传教。154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那天,沙勿略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导引下,携同另外两位耶稣会士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图9为葡萄牙画家里贝罗(Avelar Rebelo,c.1600-1657)的作品,描绘1541年4月9日沙勿略启程东航前在里斯本向若望三世辞别的情景。


图9 里贝罗《沙勿略辞别若望三世》(1635),现收藏处不详,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沙勿略抵达日本的当年,在鹿儿岛地区就发展了一百多位信众,两年后离开时奉教者已逾千人。不过他的更大目标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1552年8月搭乘一艘葡萄牙商船抵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因明朝海禁严厉无法进入内地,最终病死在岛上。几十年以后,他的继承者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相继来到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沙勿略在日本的继承人是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1539-1606),作为罗马教宗任命的印度和远东地区的巡视员,他曾于1579-1583年、1590-1592年和1598-1603年三次访问日本,提倡采取“适应”(adaptation)策略传教,不与当地神道文化直接冲突,致力于培养日本神父。范礼安身材高大,外出时身边总是跟着一个非洲裔随从,引起当地人的极大好奇。在他的影响下,数位大名还有一些藩主、城主相继皈依了天主教,1582年前后日本已有近200所天主教堂,基督徒人数达到15万。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耶稣会控制的长崎从一个冷寂的小渔村发展成国际化的商贸港口。少数奉教大名为了自身利益或保护教区,还招募随船而来的西洋雇佣兵,并充任“铁炮队”的教官。


要说明的是,沙勿略、范礼安(以及后来前往中国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虽然不是葡萄牙人,因为教皇“保教权”的规定,都属于“葡系”人马,也就是在葡国学习或研修、向葡王宣誓效忠、乘葡国海船出洋,以耶稣会士为主。然而不久,随着西班牙势力的崛起,德西利亚斯条约逐渐失去约束力,西班牙的船队也来到日本,方济会、道明会、奥斯丁会等修会的传教士接踵而至。他们多来自菲律宾和南海岛屿,同样被日本人视为“南蛮”。


织田信长对天主教的态度相当宽容,允许传教士在他的都所安土城(今日滋贺县近江八幡市)内设立教堂。1582年织田在本能寺之变中葬身火海,丰臣秀吉战胜诸多反叛者继承大位,成为日本摄政的关白。丰臣出身卑微,生父曾是某位藩主手下的足轻,本人身材短小其貌不扬,17岁那年成为织田信长的家仆,等级为“草履取”,意思大概是专为主人提鞋的低级佣人。由于服务周到,很快赢得主人欢心,不久擢升为步兵头目。在1570年的金崎之战中,丰臣秀吉挺身而出担任殿后,依靠几十支“铁炮”,成功掩护了织田大军逃离险境。


图10  狩野光信《丰臣秀吉像》(局部,约1601年),现藏京都高台寺

丰臣秀吉一开始对天主教还比较友善,1583年修筑大阪城时,还将一块最好的地皮赠给教会,这一举动曾让心绪不宁的传教士和奉教大名欢欣鼓舞。除了“铁炮”之外,丰臣对各种西洋舶来品也十分着迷,绞尽脑汁地想搞明白望远镜、八音盒与机械钟表的原理,晚年还多次以西洋货赐赠下属。1586年,日本天主教区副主教科埃略(Gaspar Coelho,c.1529-1590)来到大阪,劝说丰臣与那些天主教大名结盟翦除常存逆心的龙造寺氏和岛津氏。这一提议正迎合了他征伐九州的计划,不仅隆重接待科埃略率领的众多传教士及神学院学生,还颁发了两张空头支票即象征性的“朱印状”,特许他们在日本乃至整个东亚传教。作为回报,葡萄牙人除了保证继续提供生丝、铅块和硝石之外,还表示愿为丰臣未来的渡海侵朝和对中国的战争提供两艘葡萄牙船,并说到时还可以通过在印度的葡萄牙总督提供援军。正是后一点引起生性多疑的摄政关白的警惕,只是表面上不动声色。1587年,在平定九州、行将统一日本之际,丰臣对科埃略进行了回访,后者安排他参观停泊在长崎港的葡萄牙新型战船。看到葡人的坚船利炮,更加重了他的疑心。


1587年7月24日,丰臣秀吉在筑前箱崎(今福冈市)下达“伴天连追放令”。“伴天连”是葡萄牙语神父(Padre)的日语(バテレン)汉字转音,“追放”就是驱逐的意思。他认定天主信仰为邪教,勒令所有西方传教士在20天内离开日本;然而考虑到“南蛮”贸易的实际利益,法令第四、五款严格区分了通商和传教,称“黑船”为通商而来另当别论,今后亦可进行长年之贸易等等。传教士们则以等候季风为由希望宽限到来年再离境,这一要求竟然被默许了,也未对基督徒实行大规模的迫害。各个修会仍在暗中传教布道,尤以方济各会士的活动最具挑战性。


又过了9年,即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的1596年底,一艘从马尼拉出发、原来要驶向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型商船,因遇风暴漂流到土佐藩的浦户(今属高知县),船上满载的高价货物被截留,丰臣秀吉冀图以此补充再次出征朝鲜的费用。另一个说法是:西班牙船长在与丰臣的部下交谈时,指着地图向后者炫耀西班牙帝国拥有的领土,当被问及如何得到这些土地时,船长说先派遣传教士使其民众成为天主教徒,然后里应外合征服该国。


1597年初,丰臣秀吉发布了更为严苛的禁教令,以防西班牙传教士与天主教徒的抗议与异动。京都执行长官奉命抓捕了26名天主教徒,后又带到教徒云集的长崎,于1597年2月5日处以残酷的极刑。26人中有4位西班牙籍传教士、1位墨西哥(当时称“新西班牙”)籍修士、1位葡萄牙籍修士,还有包括3名未成年人在内的20位日本信徒。目击者称他们都坚守信仰从容赴死,后来被罗马教廷封为“日本二十六圣人”。


图11是意大利画家弗朗切斯科·马菲(Francesco Maffei,1605-1660)的作品,要说明的是:26人中不都是方济各会传教士与信徒,其中有3人属于耶稣会。 


图11 马菲《方济各会在长崎殉教》(17世纪),现藏威尼斯Rezzonico宫
04




狩野内膳的南蛮人渡来图




在浮世绘兴起以前,主宰和画的是土佐与狩野两大流派。狩野派的鼻祖狩野正信(1434-1530)供职于足利幕府,作品融合中国水墨画风格,他领导的画派兴盛于15世纪的室町时代,其子孙门徒相继成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1543-1616)等权势家族的御用画师。这一画派多以血缘或婚姻关系为纽带传承发展,经过正式认定的优秀门徒也可改姓“狩野”。狩野内膳(1570-1616)就是这样一位画师,他的代表作包括大型屏风画《丰国祭礼图》(1604)、《南蛮人渡来图》(c.1600)等。前者是为丰臣秀吉去世7周年祭礼绘制的,后者则是描绘葡萄牙商船抵达长崎港以及所谓“南蛮”贸易的情况。1593年前后狩野内膳曾往长崎参观访问,对当地的环境有亲身的体验。


现已确认共有5件带有狩野内膳落款与印章的“南蛮屏风”,分别由日本的神户市立博物馆、旧川西家、文化厅(现寄藏于九州国立博物館)、葡萄牙里斯本的国立古代艺术馆以及一个美国私人收藏,其中最精致的当属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的那一对,左右两屏每屏六折,在覆盖着纸、金箔、丝绸、铜镀金的板面上以漆与蛋彩颜料混合制作,尺寸分别为178×366.4厘米和172.8×380.8厘米,板厚2厘米,下角可见“狩野内膳笔”款记和白文方壶印“内膳”。


图12 狩野内膳《南蛮人渡来图》左屏(c.1600)   现藏神户市立博物馆
图13 狩野内膳《南蛮人渡来图》右屏(c.1600)   现藏神户市立博物馆

有人认为左、右两屏分别表现葡萄牙商船离港(印度果阿或中国澳门)与抵达日本的场面,原因是左屏中的船正鼓起风帆,右屏中的船不但降下了帆,而且船头上的水手正要抛下巨大的铁锚。当时的港口都比较简陋,大型船只只能在近岸处抛锚,依靠小艇接驳人员与货物,这些图中都有表现。但是仔细观察图中诸多景物形象,应该确认画的是商船驶离和抵达同一日本港口也就是长崎的景象。神户市立博物馆的正式名称则是《南蛮人渡来图》(Arrival of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Screen)。


左图14,《南蛮人渡来图》左屏中的帆船,右图15《南蛮人渡来图》右屏中的帆船


05




南蛮船—卡拉克




画中的“南蛮船”都有三根桅杆,船身很高,船尾呈弧形翘起,右屏船首还可见一根巨大的斜桅。这是大航海时代西方最常见的卡拉克(Carrack)帆船。下图是葡萄牙收藏的“南蛮屏风”中的“南蛮船”,可以清楚看到斜桅上挂着三角帆,主桅和前桅上则是长方形的横帆。


图16 狩野内膳《南蛮人渡来图》局部(c.1600)  现藏里斯本古代艺术博物馆 

里斯本古代艺术馆收藏的“南蛮屏风”比较难见,下面是该馆网上公布的图像,得知一共有两对,如图17。根据该馆的说明,上面那一对系狩野内膳所绘,图16即其左屏右半部(缺最右边半折)红框内的部分;下面那一对是另一位狩野派画师Kano Domi的作品,他与狩野内膳的关系不太清楚。


图17 里斯本古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对“南蛮屏风” 

“卡拉克”这一名称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阿拉伯航海家,大约1400年前后,葡萄牙人对当时往来于地中海的阿拉伯帆船作了改进,由一桅增加至三至四桅,后来又在船首配备了斜桅,巨大的横帆与三角帆可为远洋航行提供足够的动力,即使逆风时也能按“之”字抢风前行。又设置了多层甲板以便拥有充足的船舱摆放货物和容纳水手。配备火炮的卡拉克帆船为海上战争带来新的元素,海战不再是弓弩互射和两船间的接舷战,而转变为编队作战与炮击为主的战斗形式。在欧洲殖民者从事探险、掠夺资源、贩卖奴隶、建立海上霸权的过程中,卡拉克帆船发挥了重要作用。


1492年8月哥伦布首航美洲的旗舰《圣玛利亚》号就是一艘卡拉克帆船,其尺寸或吨位学界还有争议,估计排水量在100吨上下,连同哥伦布和船主在内共有乘员39人。图18是佛拉芒画家凡·埃特维尔(Andries van Eertvelt,1590-1652)根据想象绘制,画的是《圣玛利亚》号在加勒比海岛前泊锚的情况。实际上,该船于当年圣诞夜触礁沉没,哥伦布及上面的船员转移到同行的另外两艘船上才完成了航行任务。


图18 埃特维尔《<圣玛利亚>号抛锚》(c.1628),现藏格林尼治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图19是一艘著名的卡拉克武装商船《圣卡塔琳娜》号及跟随她的葡萄牙船队远航的场景,画家可能是佛拉芒的帕蒂尼尔(Joachim Patinir,c.1480-1524)。该船长38米、宽13米,吃水深度4.5米,排水量800吨,装备了140门火炮,1512年在印度科钦(Kochi)动工修造,1520年建成下水,是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c.1460-1524)1524年以印度总督身份第三次前往印度时的旗舰,他抵达印度不久就染疾身亡。1525年《圣卡塔琳娜》从印度返回葡萄牙的途中失踪,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宗谜案。


图19 帕蒂尼尔《葡萄牙卡拉克船队驶过岩石海岸》(c.1540),现藏格林尼治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卡拉克帆船的船身都涂上防腐防锈的黑漆或黑色柏油,后来日本人就一直把跨洋而来的武装船只称为“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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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与异域风情




仔细观摩狩野内膳的屏风画,还可以获得许多涉及全球贸易和东西交流的有趣信息。“南蛮船”的桅杆上与桅杆之间的缆绳上,都有水手或比水手级别低的索环工,个个身手不凡,如同杂技演员一般。有些人肤色黝黑或呈深棕色,表明他们可能来自非洲、印度或马来半岛。在风力驱动的帆船航海时代,桅杆上的水手要根据船长或大副的指令升降和调整巨大的风帆,这是一项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上面帕蒂尼尔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站在满风疾驶的帆顶操作的水手形象。


图20是左屏风左边两折的下部:可以看见一个骑着大象的“南蛮”,被几位深肤色的随从簇拥着。在他前面,几个仆人抬着一台轿椅,上面坐着一位白衣老者,有人认为是丰臣秀吉。其实这一猜测的可能性不大,丰臣出行的仪仗不会如此简朴,也从未用过“蛮种”仆役;如果是日本人而非“南蛮”,可能也就是个奉教的藩主。这一群人正经过一个看似富贵人家的前庭,门前可见男主人与他的儿子,妻子则在内室里面向外张望。


20 《南蛮人渡来图》左屏(左起12折)中的骑象南蛮和轿椅上的白衣人

图21是右屏风左半部的下方:可以看见“南蛮”的队列,他们穿着色彩绚丽的衣裤,戴帽,佩剑,裤身肥大,足登尖嘴的长靴,有人披着大氅,手中大多握着白色纱巾。随从则赤脚,或擎着伞,或牵着名贵的阿拉伯马和灵缇犬,抬着礼品箱和作为礼物的南亚虎。左下角有狩野内膳的签名和方壶印章。


21 《南蛮人渡来图》右屏(左半部下方)中的南蛮队列及其礼品

最有意思的是右屏的右半边,如图22:那是“南蛮”队列最前面的几个人,红衣人是他们的首领,前面有人引路,后面有人撑伞,还有贴身的护卫或副官。再向前,他的一名下属(多半是译员)正与一名教士交谈,应该是向后者介绍来客的身份。谈话教士的后方是一群传教士,穿黑袍的是耶稣会士,穿灰袍系腰绳并赤脚的是方济各会士。传教士们身后则是当地信徒,男女老少都有,穿着也显示了不同的社会身份。这群人站立的地方应该是在一条繁华街巷的入口,道旁可见一家出售兽皮的商铺,橱窗中露出的虎皮豹皮应该来自异域;与它相邻的多半是一家旅舍(或妓院),女主人站在门前作招呼状,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室内的被褥与摆着酒食的餐桌。


22 《南蛮人渡来图》右屏(右半部下方)的南蛮首领与传教士们

图23是此屏右上角的建筑,应该是一座天主教堂,屋脊上可见一个怪异的十字架,形状与著名的奉教大名小西行长家的族徽(图24)颇为相似。教堂内供奉着圣母的画像,教士正为信徒祷告,两名武士分别跪在堂内外,可能在等待受洗。

左图23日本天主教堂,右图24小西行长家的族徽

最后来看图25,即右屏中部上方的“南蛮”群像:他们可能是船上的水手或随船而来的小贩,也可能是侨居当地的“南蛮”,聚集在临近停泊地的岸边摆设地摊,兜售的物品有猴子、鹦鹉、麝香猫、兔子、丝绸、非洲鼓等。


图25 《南蛮人渡来图》右屏中部上方的“南蛮”商贩

近代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与中国的时间和方式相差不多,早期的境遇也大同小异,中国的皇帝和知识分子称西方人为“远夷”的时候,日本人则称其为“南蛮”,葡萄牙-西班牙系的“南蛮”之后则有荷兰系的“红毛”或“红蕃”,都有非我族类并含鄙视之意。在欣赏羡慕西方的火器与各种奇巧淫技的同时,中、日两国统治者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也保持着充分的戒备。“黑船”之名起于织田、丰臣时代,连同其上的火炮和载来的猛兽一道,原本含有不祥之兆的意味。然而较之中国,日本人的传统没有那样悠久深远,即使在“伴天连追放令”颁布之后,“南蛮”贸易照常进行;江户幕府尽管长期实行锁国政策,并没有阻碍“兰学”的流行。到了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率领炮舰冲进江户湾(即东京湾),货真价实的“黑船”击溃了旧传统与旧制度,日本的门户完全打开,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此呈现非常不一样的面貌。 


 参考资料:
[1] Noel Perrin. 1979. Giving Up the Gun: Japan's Reversion to the Sword, 1543-1879. BostonDavid R. Godine Publisher.

[2]戚继光. 2001.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戚继光文集精. 北京中华书局.

[3]南浦文之. 1606. 铁炮记. 南浦文集(1625). 网上文本.

[4]王兆春. 1998. 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

[5]戚印平. 2003. 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6]赵德宇. 论16、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 南开学报. 1999年第6期. 116-124页. 

[7]铃木良一著. 郝迟译. 1983. 丰臣秀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8]克劳列著. 陆大鹏译. 2016. 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莫里森著. 陈太先等译. 2014. 哥伦布传(上下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0]http://www.museudearteantiga.pt/collections/art-of-the-portuguese-discoveries/namban-folding-scr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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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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