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姜老师的实验室在学校的最东边的复星楼，在复星楼的前面是颜福庆像。每天上下班，迎着穿过东一号楼门洞的清风或是顶着亘古不变的明月，姜老师会两次路过颜福庆像，从他在复兴楼四楼的办公室向前望，第一眼看到的还是颜福庆像。每一个上医人与颜老之间似乎都有一种独特的默契与传承，这其中就包括姜老师。姜老师最常在组会上说一句话：“做科研，一定要顶天立地—立足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做最好最有用的科研”。

2003年的SARS爆发之时，全世界有一百多家生物药厂和科研机构一哄而上，拟投巨资来研发抗SARS疫苗和药物。但数月之后，SARS悄然而逝，这些生物药厂和科研机构一哄而散，无人再投资研发这些没有市场前景的抗萨疫苗和药物。而姜老师是为数不多能坚持下来的科研人员。多次有公司与姜老师谈合作，劝他放弃抗SARS疫苗和药物的研究，转而做一些更有经济效益高、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都被他一一拒绝。姜老师认为：“SARS或类SARS将来一定会再来！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研发出广谱的抗冠状病毒疫苗和药物,无论将来出现什么样的冠状病毒，我们都能有备无患、从容应对”。

姜老师像是一个守望者，他将目光放得很远。学生有很多种，有的很聪明，却会在半道出走，这当然也很好，做了对自己更好的选择和安排。但姜老师似乎有这样一种魔力，或许他的学生们不是最聪明的一群人，但的确是最懂得坚持初心的一群人。回国十年来，他组织了一个精锐强干的冠状病毒研究团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终于获得一系列广谱抗冠状病毒多肽（如“易克瘟多肽”），为防控现在流行的新冠肺炎和未来新发与再现的高致病性冠状病毒瘟疫做好了战略储备。

姜老师早在2019年11月就购买了他和夫人于2020年1月29日回纽约的机票，准备和他们的女儿、女婿及刚半岁的小外孙一起过一个团圆年。但在1月上旬获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为SARS样冠状病毒时，凭着他十七年研究SARS的经验，立即意识到一场重大的战役即将来临，他立马退掉机票，并要求几位尚未离校的老师和研究生也要退票，全力以赴地投身到抗新冠药物和疫苗的科研攻关中。

在1月11日获得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之后，他们立即加班加点很快地完成了其S蛋白的序列分析，并设计出抗新冠病毒的多肽和疫苗抗原，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新冠病毒膜融合及假病毒感染系统，揭示了该病毒进入并感染宿主细胞的机制，为研发药物和疫苗提供了重要靶点。随后，用这些技术检测了在前期研究中设计的广谱抗新冠病毒多肽EK1及其衍生物抗新冠病毒假病毒感染的活性，与武汉病毒所合作检测这些多肽对其刚分离出来的活新冠病毒感染的抑制活性。并与美国的两个团队合作，检测抗SARS疫苗诱导抗体对新冠病毒感染的交叉中和活性。还与企业联合开发出了具有抗病毒和抗菌功能的“粘膜抑菌雾化溶液”产品，捐赠给山西、湖北等多家医院的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为他们的自我防护提供辅助产品。并开展EK1（易克瘟）多肽的质量标准建立及部分GLP安全性评估，向中国药监局申报I期临床试验。

姜老师行路常在夜色中，奋进常在孤寂里。孤身行走在上医这一条最东边的大道上，他很少感到孤寂，或许是因为永远明亮的颜老像，也是因为身边的这一群同他一样擅长坚持的人。冬天过了，复星楼下的树会争得更好的花、更好的叶，和永远的香气。

学生们总说姜老师是一个想得很多，管得很宽的人。早在2020年1月12日，他看到中外媒体都把新冠病毒称之为“武汉肺炎病毒”或“武汉冠状病毒”，觉得这是对武汉人民的侮辱。他立即和同事们一起撰写了一篇论文，给新冠病毒起了一个学名 ─ “肺炎相关的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简称“帕斯冠状病毒”（PARS-CoV）；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简称“萨斯冠状病毒”（SARS-CoV）相对应。该文在2月1日被《细胞与分子免疫学》（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接受发表，2月5日上线。

石正丽老师看完文章后打电话给姜老师说：“你起的那个名字没有特色，因为所有的呼吸道综合征都有肺炎。你能否再起一个有特色，又好记的名字？”。姜老师说：“‘高传染性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TARS-CoV）如何？中文可以翻译成‘踏死冠状病毒’，好记又好背”。她说好，俩人就一起将论文投到《中国病毒学报》（Virological Sinica），2月9日论文上线。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新冠肺炎定为“冠状病毒疾病2019”（COVID-19）。

当日，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ICVT）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匆忙在bioRxiv预印本网站上公开了一篇未经专家评审的文章，将新冠病毒改名为“SARS-CoV-2”，理由是根据病毒基因分析，新冠病毒与SARS-CoV基因序列接近，属于同一个种类，因此称之为SARS-CoV-2，但与SARS疾病无关。

然而，WHO并不认可这个名字， 在WHO的文件中不用SARS-CoV-2， 而是“COVID-19病毒”。一些外国人认为SARS-CoV-2与SARS-CoV一样，都是起源于中国，因此统称为“中国病毒”。姜老师立刻联系了6位著名的中国病毒学专家，包括2位新冠病毒的发现者 ─ 谭文杰和石正丽老师，一起在《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上发文，分析了 “SARS-CoV-2” 命名的不合理性，建议将新冠病毒改名为“人类冠状病毒2019（HCoV-19）”，与WHO定的病名 COVID-19保持一致。

文章发表后，国际许多知名学者表示支持，在他们的文章中不使用SARS-CoV-2， 而用HCoV-19。而收集最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GISAID网站立即改用HCoV-19。最近，姜老师又联合了25位战斗在抗疫第一线的病毒学专家，包括几位临床治疗小组负责人（如张文宏、曹彬、卢洪洲等）向《中国科学术语》杂志投稿呼吁中国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医护人员坚持使用更科学的术语 ─ HCoV-19或新冠病毒，不叫“SARS-CoV-2”。姜老师也参加了多项活动，反对美国总统将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这是姜老师能始终坚持科学原则的又一个实例。

近两个月来，中美两国在极为快速研发抗新冠病毒的疫苗和药物，声称将需时数年的研发程序缩短到数月，将没有经过动物实验来验证体内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疫苗”直接注入人体。“想很多”的姜老师对这些“疫苗”的安全性问题产生了担忧，他在《自然》（Nature）杂志撰文，呼吁“不要仓促部署没有足够安全保证的抗新冠疫苗和药物”。他说：“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药物需求迫在眉睫，但疫苗和药物的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研发过程中不要偷工减料，切勿降低标准，人体试验需三思而后行”。他的呼吁获得中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许多国际专家的大力支持。

信念是情感、认知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姜老师似乎是一个把这两个字挥洒的淋漓尽致的人。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研究是姜老师一生的信念，因为这种信念，他才善于坚持；因为这种信念，他才爱“管闲事”。不过，他现在又多了更多的希望，因为他的身边站出了这样一群人，踏出了一条路，一条属于信念的道路。

运用知识不是让我们预知未来，而是学会思想，做出判断。姜老师深知灵活运用现有知识的重要性，比起教学生们死读书，不如授人以渔。

姜老师一直推崇启发式教育，帮助学生在否定之否定中自我成长，不断挖掘学生潜力；同时他还非常注重通过细节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科研思维和科研习惯，让同学们能在“大”与“细”的交叉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

这种启发式教育常常让姜老师的学生们很是头疼。曾经一名学生同姜老师闲聊过程中问了姜老师一个关于HIV潜伏标志物的问题，姜老师并没有急于回答是或不是，能或不能，而是告诉她：“科研这件事，大约就是看到了冰山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然后再去寻找水面下八分之七构成的厚积薄发之势，做科研必须浸泡于巨大的知识体系中，才能焕发其魅力。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再去获得属于自己的见解，去探索后在创作。查完文献以后，不必告诉我答案，如果有想要做相关课题我一定支持。”那位同学被姜老师这一通玄之又玄的“冰山理论”说得晕头转向，却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大量查阅文献，在“肯定—否定—肯定”的反复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姜老师得意地笑笑，这套绕人的“冰山理论”似乎颇有成效。

“死抠细节”这四个字，真是让学生们对姜老师又爱又恨，也曾有同学开玩笑说：“姜老师上辈子应该是勤劳的啄木鸟！”。每个月的月汇报，姜老师都会细致到不放过每一个标点符号和每一个字母的大小写。对于大家平时撰写的实验记录，姜老师也会不定期地进行检查。在发现大家共性的问题后，姜老师甚至能够利用每周组会的时间就《如何写实验记录》和《英文写作规范》耐心地向大家讲解。在实验细节上，姜老师更是毫不放松，“实验步骤直接关系到实验的有效性与可靠性，一定要有阳性和阴性，出不得半点差池”。姜老师的学生们也很好地传承了这一点，姜老师的学生们虽不是顶顶聪明的一群人，但的确是最懂得“找茬”的一群人。大师兄给小师弟“找茬”，小师姐给小师妹“捉虫”，有时自己也要给自己带上“批评”的眼镜。姜老师能捉到的虫越来越少，失落于自己少了一项业余爱好，又得意于这一群顶会“找茬”的人。

姜老师另一人生爱好便是成为一个熟识花性的园丁。“并非劳作，就能够成为一朵玫瑰。”每一个同学的资质、能力、基础都不一样，姜老师特别注重因材施教。他喜欢翻看同学们的朋友圈，了解每个人的喜好。在确定科研课题时，“朋友圈”成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他会一步一步引导、启发、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科研爱好，与其深入探讨该研究方向的前沿动态、研究空白等问题后再根据学生的人生理想和科研基础找到适合这个学生的研究方向，最后为学生“量身打造”一个课题，一步一步引导学生实现自己的理想。

并非人人都是一朵色彩鲜艳的玫瑰，枇杷树也可以亭亭如盖，也总有人独爱荷花。而今，他的学生中许多已经成为教授、副教授，有的已是高校管理者，有的成为企业栋梁，还有的成为了优秀的人民的公仆，一个个都带着姜老师的谆谆教导，坚持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不一定要成为朵玫瑰，但一定要有铮铮硬骨和浩浩正气。

基础学院病原生物学专业 2018 级硕士生 曹妙

2017年9月是研究生复试的日子，那也是我第一次见我的导师姜世勃教授。他是那样和蔼、亲切，完全没有一点“大佬”的盛气凌人姿态。几轮问答下来，我彻彻底底被姜老师伟大的家国情怀，被他心怀天下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复试结束后，姜老师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做科研就要顶天立地，站在人民和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让科学为民所用，这才是科研的价值。”

2018年9月份，我正式入学进入姜老师课题组学习后来，和姜老师接触多了，也就慢慢有了自己的认识。

姜老师的生活极其简单，每天走路上下班，一个很旧的玻璃饭盒、一个很旧的布袋子，食堂的一荤两素一两米饭是他的标配。为了把吃饭的时间也用在工作上，姜老师的午餐和晚餐都由我们从食堂带回，这也在无形中拉近了我们与姜老师的距离。他对饮食从来不挑，要是觉得饭菜咸了就用开水冲一冲，大家也经常开玩笑说：姜老师特别好养活。

姜老师对自己的饮食从不在意，但却会非常关心研究生们的生活，他会翻看同学们的朋友圈，会特别关注大家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在看到某一位同学发了比较负能量的朋友圈后，会与陆老师和师母讨论合适的安慰方式，以免伤及学生内心；在得知某位同学生活有困难后，他又会和陆老师一起商量，通过请学生帮助做一些比较轻松、力所能及的事情给学生适当的补助，这样既帮助了学生，又维护了学生的尊严；每学期实验室的研究生们都能收到姜老师和师母的邀请去他家里吃饭，师母总会提前准备一大桌好吃的饭菜招待大家，并特别留意大家对每道菜的评价。在之后的聚餐中师母就会尽量挑大家喜欢的菜来准备，同时加一些新的菜，再听听大家对新菜的评价，这样就能保证每次吃饭都有好吃的“旧菜”，也有值得期待的“新菜”。

2020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时，实验室许多师兄师姐在姜老师的影响下主动请缨参与新冠科研攻关工作，那时正值二月份，天气还非常冷，攻关学生的周转宿舍暂时没有空调。姜老师和陆老师担心学生晚上睡觉冷，给每一个参与新冠攻关的同学买了一床羽绒被，提醒他们注意保暖；因疫情原因不能聚餐也不能外出吃饭，姜老师担心大家工作辛苦，食堂吃不好，就和师母商量在家做了鹌鹑蛋、烧鸡、腊肠饭、小青菜、小点心……还有师母特意从天津带回的大麻花，送到实验室帮助大家改善伙食。

姜老师对待自己的工作极其认真，是大家眼中的“工作狂”。每天早上八九点到办公室，晚上十二点之后才离开，经常凌晨一两点还为学生修改论文。除了重大节假日给自己放半天假外，一年365天几乎是全天候工作。算起来，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姜老师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研究病毒上了。记得还有师兄开玩笑说，姜老师算是把自己的一辈子“捐”给病毒研究事业了。

姜老师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的管理上同样也非常严格。从如何做实验，如何写实验记录、如何命名记录文件到英文写作中大小写、标点符号的使用，姜老师都有一系列详细的规范。尽管如此，大家也常常难以达到姜老师的要求，于是姜老师就一一帮我们修改或者标注出来，以便让我们知道以后该如何去做。每月5号，姜老师都要求我们提交上个月“月汇报”，包括PPT和英文版word文档，帮助大家梳理科研思路，整理科研数据，做好科研计划，同时培养大家的英文写作能力。

有时候我们的“月汇报”错误太多，姜老师非常生气，但他从来不会发脾气，而是会幽默地在微信群里说一句：看到大家的月汇报，我又要准备一把降压药了。然后又会耐心地帮助大家进行修改。记得有一次，我在发“月汇报”时正文称呼写：“Dear Prof. Shibo”就被姜老师指出错误：“Prof.”的后面应该用姓而不该用名。正确写法应是：“Dear Prof. Jiang”。

姜老师的心思永远在学生、工作和人民健康上，他以“春风化雨”的魔力教育引导着自己的学生，以高尚的师德和人格、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影响着年轻的一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有师如此，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