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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我们的解决方案在自然之中”，该如何理解？

撰文 | 刘夙

责编 | 李珊珊

5月22日，联合国确立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又到了。2020年，全世界都被席卷进一场突如其来的人类疫病之中。因为这种冠状病毒病，中国终于痛下决心，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并特别强调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虽然具体落地的政策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对于地下野生动物交易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有待观察，但这样雷厉风行的行动，总体上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新闻也仍然纷至沓来。

5月初，浙江当地的植物学家发表了这个省的一个兰花新种——永嘉石斛（Dendrobium yongjiaense）。文章发表的时候，这个种仅知有一个分布点，是在离村庄仅约500米的一处山崖上，其中有一半植株已被攀岩者采挖。而文章发表之后没几天，剩下的一半也荡然无存了。

而就在几天前，另一则来自上海的消息牵动着环保人士的心。作为东亚候鸟迁徙重要中间站的南汇东滩湿地，在2012年和2017年先后两次遭到破坏，前一次是要承包给一个水稻种植公司，后一次却是要种成人工杉林，以完成当地“种树一万亩”的指标。虽然两次破坏都被及时叫停，但从2019年起，新一轮的推苇造林工程又已开始，对候鸟迁徙造成了严重影响，终于在这个月引发了集中的抗议。

尽管中国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如今整个社会从下到上，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其实仍然缺乏深刻了解。这个现状虽然令人无奈，却也不难理解，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本身是20世纪后半叶才兴起的现代思维，没有经过全面现代化的社会，可能很难充分理解它的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正式提出之前一百多年，也就是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率先掀起了生物保护运动。

在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印度，对森林资源的疯狂掠夺已经造成了环境的严重破坏；另一边，英国本土的农业扩张和不加节制的狩猎，也先后造成了多种具有重要生态和文化价值的鸟种灭绝。受到这些既成危机的影响，英国被迫开始了环境保护工作。

与此类似，美国在19世纪末开展的环境保护运动，也与此前美国西部的“荒野”罹受了大规模破坏、生态系统和其中的许多物种惨遭摧残的事实有很大关系。

绝非巧合的是，英国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起国，而美国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最早进入工业时代的国家，也必然最早会对环境造成强烈干扰，而不得不开展环境保护工作，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英美以他们本土的环境危机，为全世界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教训。

当然，这个情况到20世纪中叶以后有很大改变。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种种技术进步让整个地球联结为紧密的“地球村”之后，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便被发达国家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即使是那些全球性的危机，承受最多苦难的，也是发展中国家。

解铃还需系铃人。发达国家在为全世界强加了严重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在孜孜探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案。事实上，包括生物多样性思维在内的一整套现代环境保护思维，恰恰与造成这些破坏的工业技术同根同源、一体两面。在它们背后，有两种重要而独特的思想：一种是个人与自然分离的世界观，它既能驱动人把自然当成征服和压榨的对象，引发种种环境危机，又能让人把自然作为一个需要认识其规律的对象，从而有可能从这些规律下手找到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另一种是这种外在自然的数学化、逻辑化，它既能让人把自然视为一台没有感情、没有温暖的机械，又能让人把自然视为一位充满理性、信守契约的伙伴。

科学史研究告诉我们，这两种思想都来自西方——当世界许多文明古国还沉浸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中时，古希腊哲人已经把自然独立于人之外；而当17世纪的西方学界掀起自然数学化的科学革命时，其他很多传统社会仍不知形式逻辑是何物。

因此，虽然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上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环境危机，但与此同时，他们同样也利用科技上的发展，一次次更新着环保理念、工具和策略。当早期的生物保护者更多着眼于资源、着眼于单个的“明星物种”时，20世纪后期的保护生物学界已经开始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在多个层次上的重要性。而到21世纪最近十年，学界在继续承认人与自然相互分离的基础上，又开始强调人与自然应是有机的整体，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离不开对人的关照，而完全恢复不受人类干扰的自然在很多地区也是不现实的，应该让自然在人类的足迹之下仍能健全地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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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著名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书《剧变》中所说，正确应对危机的方法之一，是能够诚实地进行自我评估。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争取公正的同时，也要承认自身确实存在问题。

对很多还不那么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热情拥抱了西方思想征服性、破坏性的一面，而没有同时掌握与之相抗衡的反思性、建设性的另一面。我们学会了“向自然进军”，学会了把自然当成一个随意索取的宝盆，热衷于用各种先进技术对野生动植物资源（比如据说可以治病的石斛属植物）加以杀鸡取卵式的利用，甚至总想抢在一种资源灭绝之前过一把亲自体验的瘾。与此同时，我们却并不真正重视自然本身的规律，对于需要用数学和逻辑来把握的复杂生态学机制毫无兴趣，也常常不能深刻地意识到健康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带给我们的利益，要比眼前这一点蝇头小利长远得多。

仍以上海东滩湿地事件为例，呼吁保护这个重要候鸟栖息地的环保人士就深刻地指出，植树造林，不是破坏这些天然生态系统的合理理由。“绿水青山”不应该是那些符合了某些机械、僵硬的指标，呈现出一种似乎很天然的外观的人工植被，而应该是具有完整结构和功能，真正适应当地环境、有利于地方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金山银山”也不应该是那种可以随时从中狩猎、采集到动植物资源迅速变卖成现金，或是办一些低质重复的旅游项目捞取快钱的景观，而应该是能兼顾到当地短期和长期利益，在经济、生态、民生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效用最高的人－地系统。在这种思想认识上，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理应成为全国的正面榜样。

说到底，我们今天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以至更广阔的环境保护上面临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现代化得过头了，恰恰是因为我们现代化得还不够，没有建立全面的现代思维“生态系统”，没有实现现代思维本身的“多样性”。

比起这种在无意中造成思维失衡的作风来，还有一群“右翼加速主义者”的言论，就更难以让人接受。这是一群把西方思维中提倡自由竞争的一面抬高到不容置疑的信仰的层面、而对制衡它的另一面百般贬低的人。他们反对全球团结起来控制气候变暖，否认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危害，自信仅靠明晰的产权和商业运作就可以保护野生生物免于灭绝，对任何干涉自由市场的行动都十分警觉而极力斥责。这些思维完全失衡的人里面，既有美国的拥趸，也不乏本土的某些“工业党”。

在我看来，能认识到现代思维应该全面掌握、保持平衡，对于我们真正在中国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来说非常关键。因为现在也有一派声音，在正确指出现代科技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却把希望寄托在传统思维之上，以为我们恢复“天人合一”的思想，恢复把自然视为一种神秘的、亲切的、泛灵的超自然事物，就可以解决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然而，这就好比瑞德西韦、羟氯喹等现代药物对冠状病毒感染的疗效固然不够理想，但我们没有理由去请巫师来跳大神一样，在现代思维指导下暂时解决不了问题，并不意味着向传统学习就一定能解决——传统往往更没有用。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在自然之中”（Our solutions are in nature）。按照官方解释，这个主题的意思是说，人类的生存光靠现在这些高精尖的技术是不行的，而完全依赖于健康强劲的生态系统。所以，人类要精诚合作，在各个层次上打造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听上去，这似乎表达了对现代化的反思和对现代科技的批判。然而，如果我们真以为这是在呼唤传统，并且欣然照做，那么我们就误入歧途了。人类当然是应该团结的，但团结起来要做的事，应该是汇聚聪明才智，以现代化的方法认识生物多样性的规律，通过实践确定人与自然友好共存的最佳方案。

在这样一个世界局势迎来拐点、许多国家的舆论越来越两极分化的时代，坚持一种温和的观点，不落入左翼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的陷阱，似乎越来越困难。但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制版编辑|王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