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两年一度的博士生调查揭示了中国学生在工作生活平衡、就业指导和心理辅导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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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 Chris Woolston & Sarah O’Meara
第五届《自然》博士生调查显示，中国的博士生在取得博士学位的道路上面临着巨大挑战。从很多方面看，中国的博士生比其他国家的学生要“难”一点。一个非常显眼的数字是，在参与此次调查的中国学生中，只有55%的学生表示对博士生涯至少感到部分满意。而在中国以外地区的5630名受访者中，满意度达到了72%（见“国内国外”）。为了增加中国学生的参与度，我们将自主勾选的调查内容翻译成了中文，调查问卷由伦敦市场调研公司Shift Learning编制，若要查看完整数据集，可访问go.nature.com/2nqjndw。本次调查一共收到了690名中国学生的反馈，达到了调查 开展八年来的最高水平。从问卷回答和自由评论来看，中国学生对博士生涯感到较为忧虑，同时伴以少许乐观和韧性。
一些受访者在问卷的评论栏里指出了博士项目的优点。一名学生写道，与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相比，比如政治和产业界，中国的学术体系鼓励“自由、创造、发现，对意外失败的接受度也更高”。还有一名学生称学术体系“相对自由和公平”，博士生“可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有位受访者特别提到了“独立和创新”的机遇。还有受访者对“整体”感到满意，但认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留言评论的大部分受访者表达了较为负面的态度。一名学生写道，“不要在这个国家读博，没人会帮你，没人会理解你，这里是监狱。”另一条评论写道，“读博压力太大了，超过了我的预期。”南京大学细胞生物学家陈迪说，在很多方面，压力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大部分学校都要求研究生以第一作者的身份至少发表一篇论文，发表的期刊还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因子，才会授予他们博士学位，”他说，“每个人都要有产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博士队伍越来越拥挤了。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018年新入学的博士生为95502名，使得在读博士总数达到389518名。相比之下，2013年入学的博士生只有7万多一点，2009年还不到6.2万。一些观察者认为，目前的博士生供应已经超过了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市场可以承受的最大水平。陈迪说：“整个系统都亟待改革。我个人认为，降低博士生数量可能会有帮助。”
虽然热衷读博的人依然很多，但调查发现，后悔的人也不少。当被问及如果重来一次会做何选择时，22%的受访者表示会换一个导师，36%的受访者表示要换研究领域，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根本不会选择读博。4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博士项目没有达到心理预期——在中国之外，这个比例只有36%。另一方面，仅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博士项目超过了他们的预期，而世界其他领域的相应比例是这个的两倍有余。
南开大学化学家周其林表示，有时候，学生的期望可能一开始就过高了。他说：“许多学生把科学研究想得很美很浪漫，一旦他们真的进入实验室就不这么想了。当他们开始做研究之后，各种困难会不可避免地扑面而来。”
硕士生Nancy Li在一所中国名校攻读药学博士时半路退学，她对大量中国学生在真实的博士项目前的挣扎感到一点儿不意外。她说：“中国有很多博士生在开始博士研究前根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他们需要更多的指导，包括就业指导和心理辅导。”留言评论和调查回复还突出了博士研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一名学生写道，希望自己当初能认识到“读博对心理健康和工作生活平衡的影响”。这么说的不止她一人，4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因读博导致的抑郁或焦虑寻求过相关帮助（见“心理创伤”）。这比世界其他地区36%的比例略高。对中国的学生来说，这方面的资源往往比较匮乏。在那些寻求过帮助的人中，只有10%的学生在母校得到过有益的帮助；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个数字是28%。
一个好的现象是，中国学生报告的不良待遇更少。只有15%的学生表示遭遇过霸凌，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比例为22%。与此类似，表示遭遇过歧视或骚扰（12%）的学生比例也比其他国家（22%）好一些。
造成焦虑的原因有很多。其一，中国学生的时间会被各种问题占用，但总体上低于其他国家。超半数受访者（53%）称自己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有79%的学生每周工作超40小时。中国这方面的比例较低可能是因为兼职博士生的比例相对更高。54%的受访者认同“我的学校流行长时间工作，包括偶尔熬夜”。中国和其他地区一样，长时间的实验室工作导致45%的中国受访者对工作生活平衡感到不满意——世界其他地区的比例为38%。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化学家Chong Tian表示，她在清华大学读博时，一天11个小时、每周6天的长时间工作是家常便饭。她说自己当时并没有抱怨。“超时工作在整个社会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喜欢我的项目，所以总是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尽快取得结果。”与其他国家的博士生一样，中国的博士生也担心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将近90%的学生把就业前景不明列为五大烦恼之一。稍显积极的是，7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接受的博士训练可以“显著地”或 “极大地”提升自己的就业前景，稍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见“远大抱负”）。尽管学术界的就业市场一直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但在大学担任研究职务依然是很多人的梦想。将近70%的受访者表示，最希望毕业后能留在学术圈工作。在其他国家，以此为目标的学生比例只有55%。
有些担忧是有原因的。一份全国性调查发现，2017年有83%的应届博士毕业生找到了工作，稍低于硕士（85%）和职业技术毕业生（89%）。
良好的就业指导可以消除学生对于未来的忧虑，但这种指导常常可遇不可求。近半数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做出的职业决定是基于自己的调研结果，另有28%的受访者归因于家庭影响，只有29%的受访者表示就业决定来自于导师的建议。整体上，46%的受访者对自己获得的就业指导并不满意，这与其他国家的比例相当。
调查发现，中国学生一般没有什么机会和导师或实验室负责人（PI）讨论就业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52%的受访者称，自己每周和导师一对一共处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在中国之外，这个数字是49%。周其林说：“遗憾的是，许多导师没有给予学生足够的帮助和指导，因为他们忙着申请基金，各种事务缠身。”
多位受访者抱怨说，自己的实验室更像一个商业机构，不像一个训练基地。其中一位写道，“PI一人独大，其他人只是工厂员工。”Li说，许多实验室都有考勤打卡器，记录每个组员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她说：“这不太像师生关系，更像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陈迪表示，PI自己也压力山大。他说：“文章数量成了PI的主要考核指标，最好还是权威期刊的文章，这些论文有时候需要开展工作量庞大的实验。与其他国家的PI相比，中国的PI似乎在行政工作、实验室管理和家庭等方面要承担更多耗时的责任。”
周其林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意识到自己对课题组负有责任。他说：“情况正在好转，虽然还不够快。导师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分给学生，帮他们答疑解惑。”
北京新材料技术研究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材料科学家认为，学生可以采取更多行动，主动寻求他们需要的建议。“我总是和我的学生讲，他们的成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见我的频率，”这位科学家说，“和中国大部分教授一样，我也很忙，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如果学生们有东西要和我讨论，我总能挤出时间，或另外安排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