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撰文 | 赵维杰 益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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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众多高校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大）是一所独具特色的大学。这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高校在学科设置、校园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浓厚的科技氛围，也因大名鼎鼎的少年班而享誉国内外，成为全国考生心中的科学圣地。

如今，地处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大正在褪去传奇的外衣，以更加扎实和稳健的姿态继续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学生，也取得一项又一项科技创新成果。

近日，中国科大校长包信和院士接受《国家科学评论》专访，回顾和介绍了中国科大的历史和现状，展望了其未来，并讨论了中国科学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

包信和长期从事催化和能源化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在出任中国科大校长前，他曾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任职，对中国教育科研领域有着深刻的理解。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包信和

NSR：作为中科院所属高校，中科大有哪些独特之处？

包信和：中国科大是1958年在北京创办的，在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这所大学的创建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就是为了“两弹一星”等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培养亟需的科学技术人才。在这样的办学目标之下，我们最初的专业设置也与众不同，应用物理、化学物理、生物物理等专业都直接指向“两弹一星”的需求。事实上，“科教报国、追求卓越”的初心使命和“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核心目标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始终都是中国科大的文化基调。

中国科大在本科生培养方面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我们一直坚持本科生教育上下功夫，坚持“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特别强调本科阶段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基本功的训练，例如，全校所有学生，不分专业，都要修24个学分的高等数学，这样，就降低了本科生在就读期间自由换专业的壁垒，这在其他高校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中国科大由中国科学院直属，它从建校开始，就一直秉持着“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从建校到现在，我们各个系的主任基本上都是由中科院相应研究所的所长兼任的。比如我在大连化物所担任所长期间，也兼任了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的主任。所以，我们的学生和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与其他高校相比，我们学校的本科生可以较早地进入实验室，接触高水平的科研和高水平的科学家。

中国科大的另一个特色是，建校60年来，一直坚持“精品办学、英才教育”的路线。1958年建校时，我们当年录取的学生在1600人左右，而现在，我们每年录取的本科新学生也才1860人左右。也就是说，60年来我们基本没有扩招，下力气把好学生入口关。此外，中国科大在合肥之外没有建设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其他校区，只是在苏州、上海和北京有几个规模不是很大的研究院。也不是说这样做就一定是对的，但从这个角度，说明了中国科大是一所实事求是、不跟风、有定力，能够静下心来专注做好精英教育的高校。

以上是我对中国科大几个主要特色的理解。

NSR：中国科大毕业生的去向如何？会有更多毕业生从事科学研究吗？

包信和：在中国科大的本科毕业生中，会有75%左右继续在国内或者去国外高校攻读研究生，而走上社会的另外25%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会去华为、微软等高科技公司工作，所以中国科大是一个科技特色非常明显的高校。此外，我们也有不少学生最终会从事金融、经济等领域的工作，这是因为中国科大学生的数学、物理基础通常特别扎实，运用到股票市场和经济模型中去比较得心应手。

NSR：中国科大的文科教育如何？

包信和：文科，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注重培养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即通常所说的理工科人才。但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人才培养不能只是单向度的，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而且也需要丰富的人文素养。批判性思维、历史视野和审美能力等等，对于科学技术的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科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主要是以“科技加人文”为特色。比如科技史、科学传播、科学考古、科技政策和科技伦理等。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改革，希望做一些拓展，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在通识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具体如何发展、发展哪些专业，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会像北大、复旦等综合性高校那样，去发展所有的人文社科专业，我们会更加注重以“科”为特色的人文社科。

NSR：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现在也发展得很好，而且开始招收本科生。您认为这两所中科院开办的大学，在定位上有什么区别？

包信和：二者的定位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国科大的前身是成立于1978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到2000年正式改组和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这之前，中科院各个研究所单独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独立授予研究生学位，在2000年后转变为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统一管理。运行一段时间后，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中科院的研究生没有进入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教师拿不到教师证、学生也拿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学生证，不能享受国家实施的关于教师和学生应当享有的诸多政策。所以，2014年中科院决定，把它改办成一所大学，由刘延东副总理确定，叫做中国科学院大学。

所以说，国科大是从研究生教育开始的，它现在的重点也还是落在研究生教育。现在，国家强调“以本为本”，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所以在改组为大学的同时，国科大也从201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现在每年招收300多名，规模控制得还是比较小。相比较而言，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科大的教育体系是比较完备的，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是并重。

我个人坚信，中科院需要一个多元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国科大和国科大分工并存、互相支撑是一个合理的配置，这对中科院的发展应该是有益的，我们会将彼此看成是很好的兄弟院校，我真诚祝愿国科大能够越办越好。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跟国科大积极沟通，策划在招生、本科生学位互认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

NSR：少年班是中国科大的一大特色。开办至今40年来，少年班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少年班目前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包信和：少年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7年，原江西冶金学院的一位教师给中科院写信，说有一个特别优秀的早慧“神童”，希望能够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于是，中国科大就代表中科院去江西实地考察了包括这个孩子在内的一些优秀儿童，发现其中几个孩子确实很优秀。后来，在方毅副总理、郭沫若院长的支持下，中国科大少年班在1978年正式开办。少年班的创办在社会上非常轰动，也同时提高了科大的知名度。

第一届少年班招收了21人，而现在的少年班每年招收50人左右，要求年龄在16周岁以下，并且要参加高考，分数达到一本线。

后来，国家又批准中国科大开办了少年班“创新试点班”，允许我们选拔一些优秀的学生在高二参加高考。我们每年都能收到来自学校或者个人的2万份提前高考申请，经过审查，我们会发放5000份左右的提前高考许可，最终结合高考成绩和面试成绩，录取不到200人进入创新班。

少年班和创新班都隶属于中国科大的少年班系统，每年共招收200多人。我们做过统计，和中国科大的普通学生相比，少年班学生的成材率虽然不会高出很多，但是确实会高一些。少年班培养了庄小威、骆利群等美国科学院院士，杜江峰等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百度总裁张亚勤等各领域的杰出人才。

1981年，少年班的学生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严济慈合影。

NSR：进入科大以后，少年班学生的培养方法和普通学生有区别吗？

包信和：这些学生年纪比较小，学习和思考的方法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培养他们的方法和体系有明显不同。比如少年班学生不归属任何一个专业，可以到高年级再去选择自己的方向，他们的课程设置也和普通学生不同。另外，我们现在支持少年班的学生读第二学位，因为他们的入学年龄比较小，就可以在科大用五年时间，拿到两个专业的学位。

NSR：除了中国科大，其他高校是否也有类似少年班的培养模式？

包信和：科大开办少年班以后不久，全国有10多所大学，包括北大清华，都开办了少年班。但是到今天，这些少年班大部分都相继停办了，只剩下中国科大和西安交大等高校的少年班。

但是西安交大的少年班和我们的少年班也是不一样的。它们是在初中学生中组织考试，经过考试入选少年班的学生还是要先读高中，等到高中课程基本学完后，可以不经过高考，直接进入西安交大。所以说它们实际上是一个预科班制度。而中国科大的少年班，是从招收开始就进入大学培养体系，按大学的课程和模式来培养的。

此外，后来的教育部“珠峰计划”以及各重点高校的英才班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科大的少年班模式。所以也可以说，少年班对于国家的教育体制改革做出了一些贡献。

NSR：中国科大的未来发展有哪些规划？

包信和：最近，习总书记提出了大学的五项使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合作。作为一所大学，重中之重的当然还是人才培养，我们会继续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放在第一位，也希望通过各种教学改革，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来培养更全面的优秀学生。

中国科大隶属中科院系统，当然还会一如既往地注重科学研究。最近几年，中国科大在前沿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在量子通讯、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网络信息空间安全，以及新工科和新医学等方面都有突破。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很多国内新兴的AI公司都是由科大毕业生创建的，包括科大讯飞、商汤、云知声、寒武纪等。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科大将结合人才培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立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在基础性和战略性研究领域多下功夫。

NSR：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科大已经本土化，安徽本地人占了主导。有这种情况吗？

包信和：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与所在地的特色融合对于任何一所高校都应该是正常现象。和其他高校相比，中国科大并没有什么特别。

从招生来讲，中国科大在安徽的招生比例不到总招生数的1/6，低于一些国内著名大学在当地的招生比例。

从教师来看，中国科大安徽籍的教师会相对多一些，但是这应该也是正常现象。因为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安徽本地人和中国科大毕业生是最愿意回来工作的两类人。所以慢慢累积下来，我们教师队伍里的安徽人就会稍稍多一些。但是我想，关键不是教师的老家在哪里，而是他们的水平怎么样。

NSR：合肥不是一个特别发达的城市。中国科大地处合肥，是否限制了它的发展？

包信和：会有一定的限制。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更愿意到发达城市去读书和工作，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社会上常说中国的好大学中比较突出的有“清北华五”，清华北大和华东五校，华东五校指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大。这里面除了中国科大，其余的几所高校都在东部相对发达的大城市。

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大依旧可以引进众多优秀人才，招收到优秀的学生，并且持续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并培养优秀人才，是和它多年来累积的实力和影响力分不开的。

在这一点上，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也很类似。大连地处东北，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发达的城市，但化物所的发展一直很好。我想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尽管大连和合肥都不是中心城市，但城市的发展和各方面的条件也还不算特别差，没有到完全留不住人才的程度，而且学校还得到了当地政府得天独厚的支持； 二是，中国科大和化物所内部都有一个好的小环境，科研条件和文化氛围都很好，也有不错的待遇和福利，研究人员来这里可以做好科研、教好学生的。这样，就自然会有人愿意在这里工作。

NSR：造成这种教育和科研地域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

包信和：我认为这是国家整体发展还不均衡情况下的自然结果。如果未来有一天，各个城市都发展得很好，或者从各地到大城市的交通都很快很方便，那么大家的地域偏向性就会降低。比如在美国，尽管不均衡的现象同样存在，但由于它整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相对来讲也就比中国缓和一些。

NSR：反过来讲，中国科大地处合肥，是否也对合肥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包信和：确实如此，中国科大与合肥是密不可分、共同发展的。中国科大对合肥的科技产业发展和影响力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有不少外国人告诉我们，他们都是从中国科大开始了解合肥的。现在，合肥集中了不少大科学装置、研究所和高技术企业，还将要建设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这些项目能够落地合肥，都与科大不无关系。此外，中国科大的科研成果优先在合肥落地，部分中国科大培养的人才留在合肥工作等，也为合肥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NSR：除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发展不均衡，我们现在也常常提到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也就是教育公平的问题。穷人家的孩子似乎越来越难以接受优质教育。高校可以怎样促进教育公平？

包信和：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考制度可以说是非常公平的，我自己也是在恢复高考之后才获得了读书深造的机会。那么，既然高考本身和高校录取都是公平的，大家感受到的不公平来自哪里？我认为，主要应该来源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不公平。孩子们能否在小学、中学阶段接受到同等水平的基础教育。

现在，有一些家庭条件优越的中学生各方面都表现非常出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很早就有机会接触现代文明、接触科学技术，他们所拥有的眼界和观念是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难以想象的。如果孩子从小就不能接受到好的基础教育，他们就很难有机会通过高考，很难获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就出现了教育不公平。

为了更好解决这些问题，国内一般高校的录取工作中都有“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专门划出一部分名额，以较低的分数招收贵州、新疆、云南等贫困地区的考生。在中国科大，每年大概招收200名贫困专项的学生。另外，我们还有农村专项，专门录取来自农村家庭的考生。

而在进入大学之后，从制度上讲，我们对所有的学生是一视同仁的。通常还会对贫困家庭的学生更多照顾一些，有相应的奖学金、助学金，也有专门的项目来资助他们出国交流。此外，我们也会尽量减少校园中的贫富对比，我们不希望富裕家庭的学生以各种形式炫富，也不允许他们通过多交钱而获得更好的住宿和学习条件，以防止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产生心理不平衡，影响他们的学习进步和心理健康。

对于教育均衡问题，国家和高校都很重视，都有相应的政策，希望可以尽量做到平等，然而最终要达到完全的平衡，我想未来还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继续探索更多的政策和解决方法。

NSR：中国的能源系统有哪些特点？

包信和：我在各种场合多次讲到，中国可以向国外先进国家学习各种科学技术和发展战略，但是，因为各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是完全不同，能源发展战略方面我们很难在国外找到参考。比如，美国现在基本上实现了能源自给，这其中主要依靠的是页岩气、页岩油等非常规资源的增产。而德国现在的重点是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但是在中国，作为一个能源消耗大国，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天然气、页岩气储量，又无法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中国有自己的能源体系特点，一定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中国能源总体来说是短缺的。其中液体能源特别短缺，我们现在每年要消耗5亿吨左右的原油，而国内的开采量只有2亿吨左右，65%都依靠进口。同时，我们的天然气储量也少，现在很多地方也在推行煤改气，使用的都是从俄罗斯、中东等地进口的天然气。唯一一种储量乐观、基本不需要进口的资源就是煤。目前，我国的能源体系里，煤炭的比例大概还是在65%左右，各种可再生能源总共占比也还不超过10%。所以，在未来一段期间里，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是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

煤的燃烧会产生很多问题，一方面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另一方面也带来酸雨、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所以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始终会是值得科研工作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NSR：您在能源化学领域工作多年，有哪些主要的研究？

包信和：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我就一直在做催化和能源转化方面的研究，到现在已经超过35年了。催化是能源化工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的具体研究主要涉及天然气和化石能源的优化利用。

在天然气方面，我们的团队发展了一种将天然气一步直接转化为高值化学品的方法，而且这个转化过程不排放二氧化碳。在煤炭资源的优化利用方面，我们开发了将煤经气化获得的合成气（一氧化碳和氢气混合物）一步转化为化学品的新方法，这个过程中可以不用水或者少用水。煤化工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耗水量大和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如果我们可以少用水、少排二氧化碳，将可以对国家的能源利用和环境改善有重大推动。所以这两个工作都受到很高的关注，都发表在 Science 上，并且分别被评为2014年和2016年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我们正在与相关企业合作，希望能把这两项技术应用到工业生产中去。

这些年来，我先后到上海和合肥的高校工作，但是我的研究团队还主要保留在大连化物所。我是基础研究出身，将来的研究工作也还会集中在催化的基础研究和新催化剂的进一步开发应用上。催化学科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150年，这么多年来，这个领域的基础研究鲜有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突破，现在大家还是将催化机理看成一个黑匣子，很难理解它的本质原理。我个人认为这其中可能有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局限，我们可能需要从另外的思路上来重新考虑其中的本质问题。我们这几年也在慢慢尝试解决一些非常本质和基础的问题，并且得到了一些被国内外同行认可的结果。

我想，我这一生如果能在催化的基础研究上有些成果，同时将我前面说过的两项成果推向实际应用，我就会非常满意了。

NSR：您在大连做科研、在合肥做教育，如何平衡自己的精力？

包信和：事实上不只是我，很多资深一点的教授都很忙，有很多会议要开，很多事情要处理，真正能够花在实验室里、和学生们一起讨论科学问题的时间很少，这是非常遗憾的。这也是中央最近一直在推行为科研人员“减负”的原因所在。

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大连的科研团队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了，逐渐成长起来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其中包括两个杰青、几个优青，几个青千。这些年轻人都很有能力，也非常肯干，我很支持他们独立自主地去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只在需要的时候一起进行讨论和和交流。但我心里一直感到遗憾的是跟学生在一起讨论交流的时间非常少了，非常对不起他们。

NSR：您对青年科研人员有哪些建议？

包信和：说到年轻人，我分别对青年科研人员和青年学生来说一说我的想法。

对于青年科研人员，我的建议是一定不能一回国就做“甩手掌柜”，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一定要到实验的第一线去，跟学生一起实验、一起讨论和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学生的实验工作和你对学科的理解结合起来，发现真正重要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反常”现象，做出真正创新性的成果。我对自己团队里的青年人就是这样要求的。

对于青年学生，我的建议是一定要保持好奇心、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只有真正对你从事的工作感兴趣，而不是因为要拿学位而不得不做，你才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千方百计地探究，才能和你的研究工作产生共鸣、做出成果。另外，“学起于思，思源于疑”，任何思维活动都要从“疑”开始，千万不能认为文献里都是对的，只有保持“善疑”的态度，才能发现和解决新问题，也才能得到真正创新的结果。

本文英文原文已于2019年2月在线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 ），原标题为"The past and future of USTC: an interview with USTC President Xinhe Bao"，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NSR是科学出版社旗下期刊，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知识分子》获NSR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该文中文翻译。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93/nsr/nwy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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