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中大（深圳）校长徐扬生（左）与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右）  中国教育在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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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文：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标杆城市，您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先后在美国、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后又回到深圳办学。关于这段经历您有什么感慨或感触？

徐扬生：我觉得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这40年我们国家建设真是波澜壮阔，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我16岁开始下乡，恢复高考后考入了浙江大学，后来到美国求学工作，又从美国回到香港再到内地。我经历了香港回归的整个过程，也作为港澳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访问团成员受到了习主席接见。我认为改革开放对中国太重要了，把整个民族的热情、激情、力量全都激发出来了。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中国最苦难、最贫穷的时代，也经历了中国最富裕、最安逸的时代。所以，我常常思考，我们过去怎么会那么贫穷落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路是怎么走下来的？国家翻天覆地变化的推动力到底在哪里？中国传统文化讲“势”，把一桶水放在高处，只要凿开一个口子，水就会顺势而下。改革开放是国家大“势”所趋，解放思想把国家“势”能打开，最后招商引资，国家发展突飞猛进。我刚到浙大上学时，广播里在播报改革开放、分田到户的新闻，所有人都在质疑说这不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嘛。我认为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砸碎了思想壁垒，这才是改革开放最伟大最精髓的地方，所以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解放思想。

陈志文：合作办学在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港中大（深圳）作为深圳高等教育探索境内外合作办学先行者，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呢？

徐扬生：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香港举办了海归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有一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说，这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海归们到国外学习民主科学后归国带领中华民族前进的历程。我听到这句话，感触很深，这个话有没有错呢，好像是没错。然而当时我在想如果再过两百年，我们还在说，我们中华民族这两百年的历史，就是海归们从国外学习到民主科学后归国带领民族走出去的历史，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中华民族蛮可悲的，五千年文化古国竟没有能力培养自己的人来领导自己的国家真正走到世界前列。我当时就想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中国的国土上办一个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来培养我们自己民族的领导人才。

这个想法与一些同事、朋友、领导谈起，他们也都认为中国现在已有能力做这件事。最初我们是希望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独立办一所学校，后来渐渐明白合作办学可能会更好。香港中文大学是非常有家国情怀和民族文化传承意识的学校，港中大（深圳）也将延续港中大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与西方的传统。港中大（深圳）要从书院做起，从通识教育做起，从双语系统做起，从完备的国际化训练做起，最重要的是从高质量的本科教学做起，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港中大（深圳）所有的教师员工都是凭着一腔热血来到这里，目的是办一所至少一百年的高校，而且是一个品牌流芳千载、质量超过港中大的高校，办教育也是一件讲良心的事情，所以我提出“一腔热血、百年大学、千载品牌、万世良心”的办学理念。我们还从头做起，踏踏实实做好本科生教育，最好的老师都要去一年级、二年级上课指导学生。

陈志文：您是怎么到港中大（深圳）的？港中大（深圳）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徐扬生：我之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副校长，新学校开始时的很多筹备文件是我自己写的，后来遴选校长时，问我要不要做校长，我挣扎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喜欢搞科研和教学，让我做全日制行政工作我是犹豫的。但是建设这个新学校很多方案是我写的，如果学校办不好，我是有责任的，所以就不能推辞做这个学校的校长。

港中大（深圳）的建设非常艰苦，刚开始时甚至没有地方吃中饭，衣服裤脚被泥土打湿后脏得都洗不干净，校区是在一个荒芜多年的工厂区。深圳市政府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龙岗区政府为我们建了一个小食堂，港中大（深圳）就这样被我们慢慢建起来了。

第一年的招生非常艰难，我们第一批招了290多个学生，还有两三个走掉了。有一个湖南学生让我印象深刻，他是全省排名500多名，来学校后说你们学校居然有全省排名2000多的学生，他不要跟这些人一起上课，然后退学了。我感到很遗憾，也没留他。现在学校也发展起来了，许多优秀的学生来这里上学，包括广东省的第一名、福建省的第二名以及其他省的单科状元等等。港中大（深圳）是广东省学校里招生最好的学校，已经三年了。

陈志文：从招生难到招到优秀生源，港中大（深圳）为何会这么快转变呢？

徐扬生：主要的工作是在校学生的家长们在做，家长很认同学校的办学理念。大学是个炼钢炉，钢在哪里需要我们亲自去看，所以我会一个一个中学地拜访。每次拜访中学时，我会与学校老师校长交谈，也会跟学生家长聊天吃饭，这些家长很认同我们的理念。

港中大（深圳）的每个老师都跟学生生活在一起，学校没有教工食堂，校长、院长、教授、学生全都一起吃饭，学生们都知道老师非常关心学生，学生是第一位的，老师是第二位的，校长是第三位的。有一个山东孩子有心理障碍，不跟家长讲话，他家长来看望他，他也不开门，后来我敲门他就开了，学生不会跟父母亲讲的话都会跟我讲。在这里，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看待，学生也把我当父亲看待。港中大（深圳）第一届学生有290几个，后来走了几个，最后毕业的大概280几个人。第一届学生非常优秀，平均每个人手上都有3个来自全世界最好大学的OFFER。

我最在意的并不是能够招到最好的学生，而是通过学校的教育，学生毕业后的水平能够比清华北大的学生更高，这个增量是让我最满足的地方，这是体现一个学校的价值。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最后成为风度翩翩的学者，我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陈志文：港中大（深圳）既继承了港中大的一些办学理念，也在四年的时间里形成了自己的特质，您能否简单总结一下港中大（深圳）的特质是什么？

徐扬生：第一、它是个具有国际氛围的学校，语言条件非常好，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已经与80多个世界名校有实质性的交流项目，可能不输于香港或内地学校，很多专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升入美国最好的学校读硕士博士。第二、它是个有创新氛围的学校，这得益于深圳和大环境，来深圳的都是愿意打拼的年轻人，可能香港或者其他地区的学校很难做到这样。第三、这是个非常有人文情怀的学校，非常强调文理融合，文理融合是这所学校追求的重要内容。教育部的一个领导来参观学校，问了20几个学生。晚上吃饭时候跟我讲，你们学校的学生好像跟其他学校的学生不一样：第一、你们学校的学生好像有文化，其他有的很好的学校的学生很聪明但是没有文化；第二、你们学校的学生有国际范儿，其他学校的学生好像没有；第三、你们学生的很阳光，其他学校的学生冷冰冰的。我认为这跟学校的人文情怀有关系，我们有通识教育、博雅论坛、书院生活、驻校艺术家，所以学生都是非常阳光和自信的。

陈志文：港中大（深圳）成立还是一所年轻的大学，您对港中大（深圳）的发展有何愿景？希望把港中大（深圳）建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徐扬生：其实这个学校发展得很快很好，政府和社会对学校很支持，深圳市很多企业家捐助优秀贫穷学生奖学金，家长也非常支持工作，学生创业的第一桶金100万是送给学校的。

学校招聘的教师都是严格挑选的全球最好学校的老师。学校的薪酬制度基本跟国际接轨，是9个月工资制，我们这样做能使得教师有足够的精力为社会做贡献。当然我知道学校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港中大（深圳）毕竟是个小学校，还在起步中，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比如说学科还不很齐全等等。

我想学校的规模可能也不一定要做的太大，也不希望它发展太快。我希望能够真正把学校教育和科学研究做好，打造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陈志文：您认为什么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徐扬生：我理解的一流大学，并不是指标评估出来的学校。我认为评估要看，但不是那么重要，不能以此作为准则。

一流大学真正要做什么呢？现在内地高校都在强调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我的逻辑是反过来的。港中大（深圳）的博士能否到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里去做教授？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有没有要吸引我校毕业生去工作？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并不是说一定要让学生去做国外高校做教授，而是说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标准不是我们马上能达到的水准，但这是我们的目标。

以美国学校为例，美国大学最开始并不是世界最好的大学，老资格学校有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渐渐地美国学校后来居上，在世界上非常知名。举个例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四五十年前并不算好学校，但现在确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大学的发展需要时间，要用慢火炖，不能心急。心急就会急于事功，就会浮夸，就会把牌子砸了。

我在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时讲到，人不要选择安逸，财富不能带你走太远，要有理想梦想和家国情怀，这样才能把你的能量提升起来。古人有一句话叫志不强者智不达，就是志向不坚定的人智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所以一定要有梦想有理想。77届、78届的高考生是有家国情怀的，有点梦想和理想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的话，我现在可能还在农村种田，所以我们那代人非常感恩，如果没有祖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一天。其实如果为了个人，很多事情用不着做，但是经历了那么多，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些事情做下来。

陈志文：您刚才讲到家国情怀，这其实也与家庭教育有关，您觉得父母在教育上给您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徐扬生：我的家庭与那时候其他人家一样，都经历了中国最苦难、贫穷、动乱、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我的祖父很早就过世了，我的父母亲因为四清运动和其他工作都在外面忙着，所以我基本上是跟在祖母身边长大的。我的祖母是中国女性第一代读书人，绍兴人普遍对知识很敬重。得益于此，我所处的环境非常崇尚教育。祖母在我的桌子上摆着一块地坪（大的砖头）、水和毛笔，可以沾水在地坪上写字；如果我用报纸垫屁股的话，我祖母会不高兴，说你怎么可以把字纸垫屁股。

我的启蒙老师周先生是一个知识非常渊博的知识分子，我的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也都很优秀，对我影响很大。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初中学英文，大家没兴趣学。英文老师邵先生是鲁迅的学生，他很着急，后来想办法把当时的剧本《半夜鸡叫》编成了英文剧本，让学生演这个剧本。大家对英语就有了兴趣，所有同学每天都在背单词、学英文。绍兴的中学里那时有一大批优秀的老师，我记得北大的四位校长何燏时、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以及浙大校长竺可桢、清华校长罗家伦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我小时候的教育环境虽然并不理想，但当时的教育并没有现在这么多限制。我在任何时候都喜欢阅读，而不是被人强迫去多读书。读书是要有条件的，一是要有书，二是要有时间，也就是说教育要给学生提供平台以及空间和自由，而不是去限制学生。举个例子，假如两户人家，A家的后院里有游泳池， B家没有，A家的小孩很早就学会游泳，这是很自然发生的事情。所以要给孩子提供平台和条件，而不是强迫他们去游泳。

所以我在想现在的中小学学生，世界观刚开始形成，现在的教育把学生的学习时间框得死死的，没办法去培养读书的兴趣。曾经有个教育部的领导问我说：“徐教授，中小学教育肯定是要给学生一点压力的，但是压力不能很大，怎样侧重比较合理。”我说至少在按时睡觉前，要有一个小时自由时间，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把学生的每分钟都卡得死死的。

陈志文：关于中国未来教育的政策或者决策，您有怎样的建议？

徐扬生：我觉得未来教育的目标应该放在培养民族领导型人才上。领导型人才一要有创新性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二要有扎实的学科专业基础；三要有健全的身心，热爱生活；最后要有胸襟，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 中国教育在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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