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预防和缓解家庭暴力纳入全球 COVID-19 预防和救援工作
撰文 | Nafisa Ha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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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人们恐惧的COVID-19大流行使我们比以往更深地认识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承认公共卫生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而维护公共卫生不仅仅是戴口罩勤洗手,与公众健康促进有关的其他社会科学内容也是重要的关注角度。因此,BMC Public Health 的副主编Nafisa Halim博士聚焦预防家庭暴力,讨论了鉴于目前采取禁闭措施的情况下家庭暴露不断增加的问题,以及关键的如何预防。
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撰写本文时(2020年4月初),COVID-19已经影响了超过173个国家,造成972,303例感染和50,322例死亡。此次的冠状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感染数量每三天增加一倍。尽管正在进行一些临床试验,但是尚无可用于COVID-19的疫苗以及能够治愈COVID-19的方法。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如何预防是关键,而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保持身体距离。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采取了强制性隔离或非强制性居家措施,影响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居家生活可以避免身体接触更广泛的社交网络:学龄儿童在家接受家庭教育;大学生们在家通过网络上课;非必要的服务性行业的员工在家办公。
不幸的是,对全世界数百万妇女来说,待在家中可能并不意味更安全。家,也是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会遭受来自其配偶或大家庭成员的暴力的主要地点。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性、生殖、情感或经济方面的伤害行为,是对健康和人权的侵犯,会导致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严重者可导致死亡。在全球范围内,三分之一的妇女一生中都会遭受家庭暴力,其中4-12%的妇女在怀孕期间遭受过家庭暴力。
虽然目前的隔离、禁闭措施对于抑制疫情蔓延至关重要,家庭暴力却可能是这些措施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既往研究发现了在美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在突发紧急情况下家庭暴力发生率升高的可能性。高风险(在施暴者一起呆在家里)和低保护(远离家人、朋友、邻居、同事)促成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来自包括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塞浦路斯、巴西、中国、尼泊尔、印度、黎巴嫩和南非在内的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一线工作人员均报告称,拨打家庭暴力热线或向警察投诉的电话数量有所增加。由于缺乏在COVID-19禁闭措施实施前后基于人群的估计,因此现有的报告是非常宝贵的替代数据,至少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因家庭暴力再次受到伤害的人数上升。
很明显,家庭暴力既发生在同性恋关系中,也发生在异性恋关系中。男性和女性都可能对同性或异性伴侣施以暴力。但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家庭暴力形式,其后果更加严重,世代挥之不去。
综上所述,在紧急情况下防止可能爆发的家庭暴力是合理的。从概念上讲,能够有效预防男性实施家庭暴力的情况的方案,可能也能够有效减少家庭暴力。下面主要讨论引发家庭暴力的三种条件和相应的应对方案。低龄、贫困和较低的教育水平是相互交织的三大诱因,都能使女性更易遭受多种诱发暴力的困境。
首先,COVID导致的经济衰退,随之而来的任何一方或双方的生计损失,以及随后的经济困难,使家庭对生活必需品或配给的需求受到资源限制,这增加了婚姻冲突的风险,往往导致男性的暴力行为。此外,在基础服务行业工作可能导致的COVID-19暴露可能会造成创伤,引发婚姻冲突。认知负担(沉重的经济负担会使人变得不理智;以及对疾病暴露的恐惧)使双方都容易遭受暴力侵害;男性较高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易受到影响而采取暴力行为。对性别角色持传统观念的男性(感觉自己作为“家庭的支柱”很失败,有失去权力和家庭主导地位的风险)、在成长的过程中遭受过或目睹过暴力行为者(固有的解决冲突的“心理模型”会促使其采取暴力行动)、吸毒者(判断模糊、分不清轻重缓急),与脆弱性和易感性水平相当但没有这些经历的人相比风险更高。
其次,由于服务机构(例如学校,日托中心,餐馆,干洗店等)的运营中断使得女性(主要是女性)要担负起比平时更多的职责。这会导致她们工作量过多、压力大、焦虑,进而采用错误的方式(包括吸毒)来应对压力,这使得她们更易(再次)遭受家庭暴力。
第三,长期居家的夫妇,甚至关系更加平等的夫妇,可能会经历传统性别角色和关系的强化或反弹。女性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成为不舒适、不便或未被满足的需求的默认指责对象。每周7天24小时的全天候近距离接触会增加家庭空间和资源的使用,以满足大多数日常生活的需要。这增加了亲密伴侣间的互动频率,从而增加婚姻冲突的机会。
以下三项政策或方案有望用于预防和减轻家庭暴力。但即便如此,我们仍需要采用更广泛的、多部门的方法来解决导致女性被施暴的根本原因,即女性在教育、营养、医疗保健、计划生育或经济地位方面的匮乏,并且将这些方法纳入整体的应急准备工作中。
首先,金融安全网(例如,美国的失业保险,印度向女性和贫困家庭直接无条件发放现金等)将可能使家庭的总消费维持在相当的水平,增强女性处理暴力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女性及其子女的安全。其次,解决压力时期家庭暴力的诱发因素是关键。例如,根据具体情况,禁止酒类销售、酌情限制酒类销售时间或限制人均购买量,将会遏制酒类饮料的消耗,减少过度饮酒及相关危害(包括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第三,提供更易获得的家庭暴力热线和安全的避难所能帮助女性在受困的情况下(例如,施暴者在旁边)寻求帮助,以及更换住所(即,她们仍然可以在避难所中进行隔离),从而大大限制了再次被施暴的风险。为了确保顺利实施,各国必须确保:(a)为家庭暴力服务和庇护所提供足够的资源,将其作为一项基本服务;(b)为阻止家庭暴力提供法律保护。
认真对待并将预防和缓解家庭暴力纳入COVID-19的预防和救援工作,符合我们作为人类、社会和经济行为者的共同利益。反之如果摒弃道德,对侵犯人权行为视而不见,只会带来更糟的后果:由于需要直接的医疗和心理保健服务,全球范围内的家庭暴力激增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有可能会危及卫生部门和卫生部门以外的COVID-19应对措施。
注:本文转载自BMC科研永不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