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分析显示，对下一场大流行的密切监测不能只盯着蝙蝠。

蝙蝠和啮齿动物一向被认为是高风险的病毒库，是可传人疾病的来源，有些情况下还会导致大流行。甚至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蝙蝠的特定性状会增加病毒从动物向人类溢出的可能性，因此更应该得到密切监控。但是，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蝙蝠和啮齿动物在容易携带能感染人类的病毒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来自苏格兰的研究人员查阅了记录有各种病毒以及各种哺乳动物和鸟类分目宿主的最大数据集，发现已经感染人类的蝙蝠和啮齿动物病毒的数量，与分目下包含的物种数量呈正比。

“看起来惊人的趋势背后有着非常合理的数学解释。”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疾病生态学家Daniel Streicker说。他参与领导的一项研究发表在4月13日的《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1]。他说，未来的监测行动在鉴定动物来源的疾病威胁时，不应只关注特定动物群体，还要多多关注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地区。

但是由于资源有限，并非人人都看好这种建议的可操作性。由于蝙蝠体内寄宿的许多病毒都可以导致严重的人类疾病，包括狂犬病病毒、埃博拉病毒和SARS相关冠状病毒（SARS-CoV），这也让蝙蝠和其他啮齿动物成了大部分病毒检测和监控行动的关注焦点。对于当前疫情的罪魁祸首——SARS-CoV-2，蝙蝠也是最可疑的来源之一。

对单个物种进行研究后发现，蝙蝠携带病毒的比例比其他哺乳动物要高[2]，但Streiker和他格拉斯哥大学的同事Nardus Mollentze决定看看这种模式是否也存在于不同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群体之中。

Streiker说，在甄别哪个物种才是新病毒的宿主时，分析一下动物的目可以排除一部分不确定性。但通过对人类感染的病毒和动物宿主中传播的病毒进行遗传学比对，研究人员能有相当把握推断哪个动物群体脱不了干系。

两人比较了11个目的人类感染病毒，包括翼手目（蝙蝠）、啮齿目（啮齿动物）和雀形目（鸣禽）。根据他们自己的数据库以及其他数据库[3]，作者编译了415种已经从动物传给人的DNA和RNA病毒数据[2,4]。

根据他们开展的统计学分析，物种数量越多的动物群体似乎带有更多病毒，因此能传给人的病毒也更多。比如说，啮齿动物是此次研究中物种数量最丰富的哺乳动物目；已经从它们体内跑到人类身上的病毒数量也是最多的，Streicker说。

在另一项统计分析中，两位作者还权衡了宿主生物学相较于病毒因素的重要性。模型显示，相比动物病毒库的生理或生态性状，病毒如何复制或病毒能否通过昆虫传播这类病毒生物学问题，才是更能影响溢出事件的因素。

比如，虽然蝙蝠被认为因为免疫系统特殊而携带了许多不同的病毒，但Streicker说这些非常独特的特征并不会增加这些病毒的溢出风险。“没有哪种动物宿主会持续提高病毒对人类的风险。”他说。

“如果想事先预测哪些病毒最有可能感染人类，病毒的性状或许比宿主的性状能提供更多信息。”他说。

Streicker建议下一步工作应关注有可能增强病毒感染人类的能力的性状，另外还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野生动物交易和环境变化，是如何让动物与更多人类接触，并影响了病毒的出现。

发现物种多样性与病毒丰度的对应关系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要求我们把监测范围扩大到特定哺乳动物以外的群体，生态学家Kevin Olival说。Olival是纽约非营利环保机构EcoHealth Alliance的副主席。

但Olival不认为这项研究可以平息是否存在特殊病毒库的争议。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检视了各个分目的动物宿主，而不是不同种的动物宿主——这说明关于宿主的物种特异性信息是缺失的，比如种群规模、密度、物种丰度，以及与人的接触频率。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病毒多样性和传播，他说。

他还表示，考虑到蝙蝠和啮齿动物的既往历史，继续对它们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监测行动似乎也是符合逻辑的。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病毒学家Jemma Geoghegan表示，在研究人员能够利用病毒性状预测下一次溢出事件前，需要对更多病毒进行采样和表征，以揭示自然界病毒的真实多样性。在那之前，她认为监测措施最好向基因组监测倾斜，监测地点应该是人类和动物发生互动的“红线”，比如活体动物交易市场。“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快速识别溢出的病毒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