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15将制订一份未来十年的路线图 | 图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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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至24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 “COP15”）在昆明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如此高规格的多边环境会谈，而COP15将制订一份未来十年的路线图——确定直至20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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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法国作为主办国促成了历史性的《巴黎气候协定》达成，该文件是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确立了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草案发布后，联合国的新闻稿称：“ ‘巴黎协定式’ 的昆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草案出炉”。这场会议以及即将在该会议上讨论的关乎下一个十年的行动框架，真的会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巴黎时刻” 吗？

在绿色和平东亚区全球政策高级顾问李硕看来，昆明会议对于生物多样性进程的历史意义，类似于当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应当留下与之相匹配的政治遗产。这一遗产应触及问题的根源。

地球正面临着迄今为止生态系统和物种灭绝最为严重的威胁。

2019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了迄今为止最全面、也是第一份经各国政府联合认可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报告，指出人类 “严重改变” 了地球四分之三的陆地表面，并有100万物种濒临灭绝，而且许多将在几十年内灭绝。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2020年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指数报告，1970~2016年，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下降了 68％。

作为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回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8年11月召开了生物多样性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会议，探讨是否需要一个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到1991年2月，特设工作组已成为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并在1992年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协定文案，该公约于同年6月5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地球高峰会议）上开放供签署。

该公约的三大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分享遗传资源带来的好处。迄今，已经有196个国家签署该公约。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缩写为 “CBD”）的制定中，10年是一个周期。每10年，缔约国将设定一揽子目标，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去执行。2020年是新的10年的起点，而昆明主办的COP15恰好站在了该重要节点上。

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后，今年7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了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的第一份正式草案，以指导到2030年全球如何为保育和保护自然而应采取的行动。这份框架经过在线谈判期间进一步完善后，将提交给CBD的196个缔约方，然后在昆明COP15会议上审议。

该框架提出了21项目标、10个里程碑。主要目标包括：至少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生物多样性及其对人类的贡献特别重要的区域得到保护；进一步将外来入侵物种的引入率降低50％，并控制或根除这些物种以消除或减少其影响；将流放到环境中的富营养物质至少减少一半，将杀虫剂减少至少三分之二，并消除塑料废物的排放；通过基于自然的方法，每年至少为全球气候变化减缓工作作出相当于减排100亿吨二氧化碳的贡献等等。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工作组联合主席、文件主要起草人之一巴西尔·范·阿弗尔认为，昆明大会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其是对人类保护自然的路线进行一次 “总修正”。他说，这些目标是基于最新的科学结论，比如其中一些目标一旦采用，会对全球农业生产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前述IPBES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项目的负责人之一、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的生态学家桑德拉·迪亚斯在回复我们的邮件中写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驱动因素包括土地利用和海洋利用的变化，其次是对生物的直接捕杀（包括狩猎、捕鱼等）、气候变化以及污染。“我认为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清楚地指出了这些因素。但是，如果所有涉及的有关部门不能拿出足够强有力的决心，去应对这些根本驱动因素，我们将再次失败。”

IPBES主席罗伯特·沃森也对这些目标表示支持，但他警告，其中一些目标不切实际、难以衡量。“总的来说，新的草案认识到了所有关键问题。问题是，各国政府能否制定相应的本国目标以及监管和立法体系，使参与者、特别是公司和金融机构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些担心，与该公约上一个十年的失败经历有关。

李硕在接受我们采访中表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健全性、有效性，各个国家参与的兴趣、政治意愿，都与气候公约存在天壤之别。 

如今，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和企业议程的一部分，是全球环保问题上最受关注的议题，但生物多样性得到的关注远远不及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会跨境、影响全球和每个人，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有时候多局限于某个具体国家。就像有生态学家指出的，凭什么中国要对保护印度的皇家孟加拉虎感兴趣，而印度又为何要对保护中国大熊猫感兴趣呢？

李硕进一步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尼、巴西、中国等，因为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因此有强烈的意愿签署CBD，而资金实力雄厚的国家，却并不是很重视，比如，美国至今没有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同时，在资金、人力投入方面，二者相差一个数量级。CBD秘书处的统计显示，全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为1030亿~8950亿美元，以现有资金投入来看，缺口平均达7110亿美元。

而在其诞生之后的30年间，CBD的执行也不尽如人意。实际上，各国政府连续几十年未能完全实现遏制自然破坏的目标，包括生物多样性领域众所周知的 “爱知目标”。

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在日本爱知县举办，会上提出20项 “爱知目标”，目的是解决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包括森林破坏、污染、过度开发、气候变化等，并同时提升公众意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性别平等，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各国政策制订计划中。

然而，2020年9月，距离爱知会议恰好10年之际，联合国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却指出，当初定下的20个“爱知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只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所谓部分实现，是指目标至少实现了一个要素。

李硕说，《巴黎气候协定》既制定了目标，同时也把这些目标落实到各个国家未来10年、15年的具体承诺中，还有一些明确配套规则和资金计划。而CBD则花费更多精力在目标的敲定、谈判上。

《自然》杂志去年发表的《联合国必须正确制定新的生物多样性目标》一文中指出，除了少数目标，多数 “爱知目标” 存在着指标难以量化、实施的问题，比如第一条是，人们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在新的框架中，制定者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给出更多的量化指标，但其并未彻底解决。比如，在最新版的公约框架草案中，一个行动目标是：确保采取积极的管理行动，从而能够恢复和保护野生和驯化物种的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有效管理人与野生物之间的互动，从而避免或减少人与野生物之间的冲突。这些同样难以量化。

除了目标本身，桑德拉·迪亚斯还指出，“爱知目标” 一个主要的缺陷是，其中几个目标的可追溯性很差，在制定和实施跟踪这些目标的指标上，又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有些指标从未真正实施过。

因此，最新制定的目标有了一些可以量化、操作的条款，包括30×30目标，即2030年之前至少要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在2021年1月法国主办的 “一个星球” 峰会上，“为了人类和自然的高雄心联盟（HAC）” 正式宣布成立 ，有52个国家加入，英国、法国和哥斯达黎加担任联合主席国，该联盟的主要目标，就是支持30×30目标的实现。

该目标也因为牵扯到缔约国的政治考量，在协商中比较敏感。因为全球海洋有61％是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的公海，设定具有雄心的全球海洋保护目标势必触及公海海域管制这一棘手问题。

新的十年，有值得乐观的理由。其中一点，桑德拉·迪亚斯说，她认为现在政府和公众越来越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五年前，人们上街游行、要求解决气候和自然问题是不可想象的。2020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应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斗争称为 “世纪之战”。

9月22日，在纽约召开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边会的一次高级别活动上，多位慈善家和机构、商界领袖等承诺，未来10年将认捐50亿美元，其重点是与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公民社会和政府合作，支持建立、扩大、管理和监测土地、内陆水和海洋的保护地和养护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私人基金。

作为惯例，COP主办国往往会出资设立一个东道国基金，来促成COP目标的达成。比如，德国在COP9之后投入8亿欧元支持了30多个子项目的实施；日本在COP10《名古屋议定书》谈判陷入僵局的最后时刻，拿出主席国提案，承诺出资10亿日元建立 “日本生物多样性基金”，还另外增资10亿日元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建设。有媒体报道，目前中国正在酝酿东道国资金方案，并已就其开始征求意见。 

“在制定框架的过程中，CBD已经考虑到了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落实目标。10年前却不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学到的主要教训之一。” CBD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玛鲁玛·穆雷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协议主体外，这次公约还单独制定了配套的机制，包括：报告和问责制度、如何为落实目标提供资金、能力建设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等。据桑德拉·迪亚斯所知，新的框架花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商定目标被采用时的一些相应指标，以便目标可以量化和统一报告与追踪。一旦这些协商达成，无疑会为新的协议实施节省宝贵的时间。

《自然》杂志也指出，过去CBD的缔约国须公布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但这些计划往往只是一个雄心的展示。幸运的是，新的十年，关于目标完成进度的追踪，似乎已经有所眉目了。比如说，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系统SEEA，就有望成为环境报告的全球标准，目前，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向联合国呈报了大量环境指标的动态。

在生物多样性何去何从的关键路口，于中国昆明举办这一国际会议也被赋予更高的期待。“我认为中国在外交上处在一个独特位置。”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工作组共同主席之一巴西尔·范·阿弗尔表示，中国的一个明显优势是能更容易说服一些仍持保留态度的发展中国家。

专家认为，作为主办国的中国还可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程贡献独特创新。比如，IPBES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坡地改造计划（也称 “退耕还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造林活动。该计划通过向农民支付一定费用，鼓励他们在自己土地和退化的土地上植树。该计划目前已经让1500多万公顷的退化农田和1700万公顷贫瘠山地覆盖上了自然植被。 

今年7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UNSDSN）执行主管吉多·施密特-特劳布（Guido Schmidt-Traub）与生态环境部下属科研院所、中科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国家科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指出，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其中的生态红线制度，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其中，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可以同时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和荒漠化治理目标的一个融合工具。

中国作为主席国，面对这样一个积弱已久的公约，最终如何评估其表现？李硕认为，这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在这次会议上能够给该公约带来怎样更深刻的变化。他建议，在 “昆明目标” 达成后，各国应在最短时间内制定国内战略，逐一回应、兑现昆明目标的计划。

对此，李硕有一种谨慎的乐观。而穆雷玛坚信，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协议将会有所不同。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知识分子》获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