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刘海坤

责编 | 李珊珊

2019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海外华人经历了非常别致的心路历程。先是国内疫情告急，大家群策群力从世界各地筹措医疗资源运回国内，国外华人学者也纷纷献计抗疫。中国这一场被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世界卫生组织考察团团长布鲁斯·艾尔沃德称为“职业生涯仅见”的伟大抗疫行动效果明显，目前，中国也几乎进入抗疫最后阶段——恢复。没想到的是，在目睹了中国，特别是武汉初期经历的惨状，又有足够时间来准备的欧美各国，却踏入了同样的陷阱。

中国疫情爆发后，1月31日，意大利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中断了与大中华区航班, 美国1月27日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限制入境。这些都是形式上做得很足的国家。而欧洲第一个发现传染案例（1月27日）的德国基本没有发出类似的命令，只是后来欧盟出了一个类似禁令。

疫情发展到如今，欧洲已经是疫情中心之一，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疫情已经比中国还重，死亡率也高过武汉。而德国的病人数量也在快速上升，也超过了中国报告的案例数量。虽然病人的数量让人担忧，死亡率也在逐渐上升，但德国医院的状况总体是稳定的。相对于武汉、意大利北部、西班牙和美国的某些地方，好像德国是几个欧美大国里总体表现相对较好的。中国专家张文宏日前也称德国是欧洲抗疫的“优等生”。

德国的抗疫策略到底有没有特殊之处呢？ 

笔者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关注国内疫情进展和COVID-19的科学研究进展。本文就是记录一下我个人在德国的所看所想。我非疾控专家，也非病毒学家。只是以一个普通科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疫情的发展以及德国应对的科学措施之优劣。

这一次德国防疫，德国媒体和各个机关单位最常引用的句子就是“根据科赫研究所的推荐……”

科赫研究所创建于1891年，是德国国家公共卫生机构，按照联邦政府对其定位就是德国卫生健康的“天线”，其职责是监控德国人健康，传染病当然是其重点工作领域。其创始人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 1843-1910)和同时代的法国最杰出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被并称为微生物学创始人，而科赫更是以鉴定了第一个病原微生物结核杆菌而获1905年诺贝尔奖，而科赫证明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致病微生物的过程非常复杂，他也因此总结出了被后人称为“科赫法则”的鉴定致病微生物的黄金法则。

科赫研究所二战以后被定位为德国联邦政府公共卫生机构，2007年成为德国官方人口健康监控机构。目前员工一千多人，其中450多位科学家，年度经费大概8000万欧元左右。2002年起，科赫研究所还开始负责审批德国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当然，科赫研究所虽是官方公共卫生机构，却不是政府行政部门一部分，而是相对独立的科学机构，研究所会把自己的研究、监控结果和建议提供给联邦政府，具体后继措施由政府实施。

与其他国家类似机构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科赫研究所规模不大，经费也不算优越——著名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雇员15000人，年度预算88亿美元。还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历史原因，德国联邦体制下各联邦州有很大的自主权，联邦政府并非一个有很大权力的政府，很多时候只能提建议，却不能下达强制命令。为了能更有力地介入抗疫，德国还在3月28日紧急通过了一项法案，给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而这次抗疫的具体负责部门是各州政府的卫生部门。

另一方面，德国并非欧洲公共卫生最先进的国家，2015年，德国科学院发布的一篇调研报告曾强烈建议德国提高公共卫生研究水平， 其中的一条建议就是以科赫研究所为基础筹建国家公共卫生研究中心[1]。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资源配置下，科赫研究所是如何应对这一场新冠疫情的呢？

从某种角度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对抗传染病的历史，也是一部被传染病深刻塑造的历史，我们基因组里也记录者人类和病毒一次次交锋。科学发展促进了我们对传染病原的客观认知，与时俱进的传染病防控专家逐渐总结出了一套对抗传染病的策略。这个策略各国大同小异，基本可以用以下这个示意图表示：

传染性疾病防控示意图

防控目标是把疫情最高峰压到医疗系统承受力以下。手段为：

1，通过检测，追踪隔离以及限制人的流动等手段把病人上升曲线压平；

2，努力提高医疗系统最大承受力。这是在没有特效药物和疫苗情况下对待高风险传染病的有效手段，一方面降低传播，另一方面提高收治能力。

用这个模型去看中国防疫，湖北的情况就是病人数量远超医院承受能力，全国包括全球支援湖北都是为了大幅提高湖北的诊治能力，把红色虚线（医疗系统承受最大值）拔高，而史无前例的封城和居家隔离是把全国各地的病例数压低。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出现的情况也类似。

而德国疫情开始阶段，科赫研究所公布了其防疫策略，并随后在其德语期刊《流行病通报》上仔细解释。

如下图所示，德国的防疫分为4个层次，依据疫情情况逐渐施加干预，而且前期所采取过的措施会持续进行，后期施加的措施并非取代而是加强。

德国的新冠防疫策略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遏制”（containment）德国开始做得相对较好。中国疫情爆发以后科赫研究所网站就开通了新冠病毒专页，即时关注中国疫情。1月27日，发现慕尼黑传染案例并将其彻底隔离。

只有尽快发现全部感染病例才能打断传染途径，从一开始，德国的测试量就远远超过欧洲诸国。目前，德国已经做了130万测试，意大利85万，西班牙和法国都是35万左右，英国不到30万，这是遏制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

欧洲爆发疫情之前，德国一直在监控中国疫进展，并及时对如何对待中国来德的旅客提出官方建议，比如早期的湖北，后来的温州都是德国所划定的风险区域，从这些地区来的旅客来德后就要居家隔离14天。

科赫研究所还及时列出了新冠病毒常见问题的解答，医院如何接诊新冠病人等非常详细的指导意见，更新也非常及时。因为其科学上的权威性，这些政策建议也会被德国各界及地方卫生部门采纳成为官方指导方针，而且各州卫生部门也会配合科赫研究所上报各地疫情数据以供其统计德国情况，调整应对策略。我所在研究所，孩子的幼儿园和学校在给我们信里解说采取新冠应对方案的科学依据时都会直接引用科赫研究所建议。

科赫研究所因为其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运作自主性强，疫情开始时采取的政策都是比较灵活的。科赫研究所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考察中国疫情时的组织成员之一，之后世界卫生组织考察团的报告也是科赫研究所更新其德国疫情防控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那份报告刚刚出来就被科赫研究所放在其新冠病毒专页的置顶位置。可以说，科赫研究所在制定其抗疫策略时最大化的利用了来自中国战场的科学数据。

然而，德国的检测、追踪做得如此出色而科学，感染病例数量又为什么如此之高，且未能阻止疫情在德国的大规模扩散呢？

4月9日晚霍普金斯大学网站即时数据

德国的抗疫转折点在意大利爆发以后。

意大利疫情开始失控大约是在2月下旬，3月8日，意大利政府封锁北部，3月10日，封锁范围扩大至全国。科赫研究所根据意大利报告的疫情把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等划为风险区域，从这些区域回来的人要执行两周自我隔离，并报告是否有相关症状。但现在回头看，意大利在当时的检测应该非常不够，而德国学校2月下旬有假期，还有著名的狂欢节，非常多的德国家庭传统习惯是去滑雪，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德国非常接近，这一区域是滑雪胜地。这些背景应该加速了病毒向德国的传播。

德国检测到的感染案例从3月8日左右开始快速上升。而科赫研究所后来在3月27日发布的疫情统计显示，从奥地利和意大利输入的感染案例接近8000人，仅从奥地利滑雪胜地，奥意交界的蒂罗尔（Tirol)感染的例子就有2737个，蒂罗尔也成为病毒进击欧洲各国的主要据点。冰岛在3月5号就宣布蒂罗尔为疫区，奥地利地方官员还愤怒的反击说本地没有感染案例（估计是没有检测）。

另外一个德国本地爆发的例子发生在北威州一个小镇狂欢节期间，爆发的原因是局部控制措施失效，3月2日，该地学校关闭。

从这里可以看出，身处可以自由迁徙的欧洲申根区，德国即使防控水平相对较高，病毒永远能够从最弱的地方攻入。开始防控时，申根区各国没有协调，水平参差不齐，从而导致疫情在意大利爆发后迅速失控。

3月2日，科赫研究所将德国民众的感染风险从“低”调为“中”，德国各地也逐步加大病毒检测力度。

科赫研究所开始不断呼吁注意保护老年人。第二个阶段措施“保护”（protection）介入。但由于德国开始感染的人绝大多数不是老年人，死亡率非常低，可能迷惑了一部分民众，让他们以为德国医疗条件好，忘记了新冠无特效药的事实，从而导致了后来老年人感染比例逐渐上升。

3月17日，德国感染病例近万，科赫研究所宣布德国民众感染风险为“高”。默克尔面对德国公众电视讲话提及此次疫情的严重性，明确指出疫情对德国的挑战是二战以来最严重。全国各地开始采取措施，学校宣布停课，各个单位开始提倡居家办公，各种社交隔离的措施开始实施。德国抗疫正式进入“缓疫”（mitigation）阶段。此时，科赫研究所的主要职责是收集各地数据，分析德国缓疫策略的有效性。

在这个阶段，科赫研究所的缺点开始暴露，因为其数据上报系统落后，导致其数据有延后，被媒体批判可能因此而误判德国疫情。不过科赫研究所需要的数据不只是感染数量，还有病人的具体信息，而其判断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趋势，而不是绝对数量。这一缺点与德国整体互联网基本设施落后有关，也是2015年德国科学院报告里的建议之一：德国疫情监控系统需要数字化。

从近期德国数据走向来看，德国缓疫的策略也开始奏效，虽然其效果不如中国明显，也因为其措施不如中国严格。德国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也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从经济上帮助因疫情影响收入的在德居民。

整体来说，科赫研究所在疫情监控及策略应对表现进退有据，也没有大的失误，德国基本没有出现惊慌失措的情况。每个阶段的过渡也基本是以德国的实时数据为基础做出的最优化判断，风险都处于可控范围。虽然科赫研究所规模相对较小，权力也不大，联邦政府卫生部和各州基本还比较尊重其判断，也非常配合其防控措施，这一点和美国在开始的应对形成鲜明的对比。

德国在第一阶段基本实现了其防控的总体目标——疫情高峰要低于医院的接诊能力。有趣的一点是，科赫研究所在疫情开始时最担心新冠疫情高峰和流感高峰重叠，这样可能会对医院的承受能力造成巨大冲击。但科赫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因为所有社交疏离的措施都有益于切断流感的传播，德国在4月初就提前结束了“预期还应该持续几周”的流感季节，这也在另一方面缓解了德国医院的压力。

德国今年流感统计，深蓝线显示德国今年的流感季相对往年提早结束（https://www.rki.de/DE/Content/Infekt/EpidBull/A-rchiv/2020/Ausgaben/16_20.pdf?__blob=publicationFile）

德国疫情开始时，其超低的死亡率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当然，时至今日，德国的死亡率在几个感染大户中还是非常低的（4月9日科赫官方公布的死亡率为1.9%），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其感染人群中死亡率最高的老年人比例相对很低。

截至4月9日，德国死亡人数里86%是年龄大于70岁的老人（中国3月20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是死亡人数里70岁以上的人占比50%），而这个年龄组的病人在德国总感染人数比例是15%，意大利是30%左右。很多德国科学家表示德国死亡率和其检测率高（分母大）以及医院准备充足有关，还有人说与德国医疗保险和先进医疗技术有关。

检测率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德国的确检测数量非常高。那么德国的医疗系统真得准备充足吗？

德国的现有医疗体系由1871年统一德意志的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于1883年打造。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定全民健康保险体系，之后这个模式也被称之为俾斯麦模式[2]。这个模式注重强制性全民医保，医疗服务由各个地方私人诊所和医院提供，法定保险由超过百家非营利的自营保险公司（又被称为疾病基金）提供。日本、法国、荷兰、瑞士等国家都是采取类似的模式。

俾斯麦模式注重强调对疾病和个体的治疗，但相对碎片化，各个系统各司其职。很多公共卫生专家批评德国系统不太注重公共卫生及群体健康。

德国公共卫生主要有联邦卫生部门和科赫研究所这样的机构负责。不过德国的系统有一个优势，因为病人可以自由选择保险和医疗提供方，这样会促进保险公司和医院提供更快更优秀的医疗服务，从而能够保证医疗资源的充足供应甚至一定程度的冗余。

另外一个流行的模型时英国威廉·贝弗利奇二战期间设计的国家健康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这个模型里医疗服务类似于警察，公共图书馆，均由国家通过纳税人的钱来提供。很多北欧国家采用的这个模式。

简单的说就是国家统一负责提供医疗服务，这个模型被英国人视为国宝，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还特意致敬了NHS。按理说这个由国家统一运作的系统更应该能较好的对公共卫生做出筹划，特别对于促进全民健康、疾病预防、康复等方面。西班牙就是看中了这个优势在1986年从俾斯麦模型转为NHS模型。

当然这种国家垄断式的服务一定会出现机构臃肿，不够灵活和以及不能及时更新等弊病。英国 NHS更是长期在预算不足的状况下运营，导致流感高峰床位都有不足现象。

德国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医疗体系里对公共卫生等忽视，也一直在尝试增强公共卫生领域等投入。2015年， 德国科学院通过调研还出具了一份对德国公共卫生改革的意见，对优化德国闲置的医疗资源、数字化缺失、公共卫生教育、科研的提高等方面提出了建议[1]。

以上说的是医疗保险体系不同，如果只是分析医疗质量，2015年《柳叶刀》发表了一篇分析各国医疗质量的报告[3]，就1990-2015年间病人获得医疗资源机会和被提供等医疗质量为量化标准来分析，德国得分86分，英国85分，而瑞士，冰岛，西班牙等国得分都在90分以上，意大利89分，都高于德国。与新冠重症非常相关的下呼吸道疾病单项，意大利得分90，远远高于德国73分，美国得分81，下呼吸道单项得分60，刚刚及格。

我们很难验证这些得分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反应国家医疗资源的质量。但在疫情爆发之前，仅仅从科学角度分析，很难得出德国医疗系统会表现较好的预测。 

欧洲各国每10万人ICU床位数，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4]

前面说过，各国防疫的策略基本都是把疫情高峰压倒医院承受能力以下。如果能实现，就不会出现医院失控，病人等病床等现象。反过来说，医院的承受能力也决定了国家能够抵挡的疫情高峰的峰值。

本次新冠疫情对医院最重要的挑战就是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量。

过去几年，欧盟诸国的重症监护床位数没有大的变化，2012年《重症监护医学》发表了一篇对欧洲诸国重症监护床位数的统计[4]，德国以每10万人29.2个床位数名列欧洲第一——意大利是12.5，法国11.6,英国6.6——而且德国卫生部表示在疫情期间可以让这个数量翻倍。重症病人急需的呼吸机数量德国已经接近4万台。所以，德国在疫情高峰期还可以接受意大利和法国的重症病人。

截至4月10日，德国还有9100多个空着的重症监护床位可以在24小时之内立即使用。医院系统运作正常，虽然德国的医疗没有什么秘诀，但保证了德国的病人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也是德国死亡率相对较低的原因。

从这个简单粗略的分析可见，虽然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全民覆盖健康保险，但大体分为俾斯麦模型和NHS模型。德国的俾斯麦模型因为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疗提供者，引入了竞争，导致其相对有活力，更灵活，医疗资源相对充足，但体系相对碎片化，对于群体健康传统上无法纳入，这个劣势目前由其相对稳健的经济，政府的投入和以及优秀的科赫研究所弥补。

如果看欧洲诸国医疗健康投入占GDP 比值，法德占比差不多，都在11%左右，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在9%左右。当然，德国因为经济强，绝对值投入还是排名第一。

我预料德国疫情之后会依据德国科学院报告加强科赫研究所的投入和升级，成立国家公共卫生中心。而NHS代表的国家保险体系则由政府全面统筹，按理说更可能国家层面注重预防大型传染病机制。但很明显，很多国家应该忙于控制医疗成本，精打细算，又加上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经济也不如德国，不可能容忍有相对冗余的医疗资源，所以，很多国家的医疗能力不能抵御新冠这样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意大利医生最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撰文反思当前以病人为主的医疗体系，根本不能抵御这种危害群体健康的大流行疾病[5]。疫情过后，各国恐怕都要仔细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公共卫生体系纳入防大疫的策略。

德国传染病研究是世界一流，科赫当然是当之无愧的病原微生物研究的开创者，微生物学在德国得到很好的继承发扬，海德堡毕业的学生Adolf Mayer（1843-1942）是病毒学奠基人之一；在科赫研究所工作的贝林（Adolf Behring）是血清疗法创始人。现在德国的病毒学研究也是世界顶尖的，著名的例子有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人是在柏林的夏洛蒂医院，被称为“柏林病人”。德国癌症中心教授楚豪森(Harald zur Hausen)发现人乳头瘤病毒致癌获得2008年诺奖，海德堡另外一位教授巴腾斯拉格（Ralf Bartenschlager）因其丙肝病毒研究获得2016年拉斯卡奖。

此次新冠病毒序列被中国科学家公布以后，SARS病毒共同发现者之一，柏林病毒学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就开发出了高质量的检测方法，并在全德迅速推广。笔者所在的海德堡也形成了以巴腾斯拉格为首的新冠病毒攻关团队，立即协调全海德堡的相关资源，互通信息，共享资源。而且大家也进一步自发组织形成了全德的合作网络。德国科学院也高度关注新冠疫情，及时组织科学家商讨对策。并呼吁抗击新冠要注重全球合作和关注贫穷地区的抗疫。这些组织大部分是在没有政府号召下的科学家群体自发行为，高效且灵活。

疫情来临，也就意味着“信息疫情”的来临。德国也出现了被华人称为“德国钟南山”，“德国张文宏”的科学家。他们的在疫情初期频繁在公共媒体和公众沟通，让大家了解新冠相关的科学背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开发检测方法的德罗斯滕教授的每日访谈吸引了重多的粉丝……

科学家多向公众沟通是值得鼓励的，但同时也会遇到令人烦恼的问题。科学家的思维是相对冷静和有逻辑性的，但同时，在科学家的工作风格中，脑子里还会不断蹦出各种假说，相当多的假说是后来不能验证的或是错误的。这是实验室的常态，但用这样的状态与公众进行交流，就会遇到问题。一般科学家谈论不确定的问题是会加上特定的条件或语境，然后再说预测。

比如说德国科赫研究所所长维勒(Lothar Wieler)，之前，他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这次疫情要时常出来开新闻发布会，一次在回答记者问题有关疫情要多久时，维勒说的语境是：如果没有疫苗，没有有效药物，可能会延续两年左右，可是传到大众耳朵里就成了德国准备的了两年抗疫计划。德罗斯滕最初因为说德国有可能60-70%民众感染还被批主张群体免疫，甚至被威胁说要为黑森州一个财务部长自杀负责。

另外，科学家之间常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互相批评，这在科学界内部是常态，但在疫情期间，这些意见不同也成了媒体炒作的焦点，给科学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也给民众带来疑虑。

大流行病期间，民众情绪比较焦虑，科学家如何和民众沟通才能有效而准确地传达基于事实的科学信息，也是科学家群体要考虑的。

经验之外，此次疫情期间，德国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

因为联邦体制下联邦政府不容易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卫生部长施潘只能建议各地方州卫生部采取措施，导致疫情初期各地对大型聚会活动的禁止各有不同意见，没有尽快形成统一协调的全国性的策略。好在后来一向做事节奏缓慢的德国紧急通过了一项法案，给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估计疫情会促进德国政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

另外，德国在疫情中对养老院的保护也并不出色。目前，德国已有大约330家养老院有感染事件，德国的死亡率逐步上升到发文时的1.9%正是与其养老院被感染的例子逐步增加有关。截至4月9日，科赫研究所统计的全部死亡人数2107，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1819位，占比86%。虽然目前全德都发布了养老院探访禁令，但这种不幸的事件是完全可以在疫情开始时就采取预防措施的。

疫情中，德国对医护人员的保护也并不出色，截至4月9日，已有4700名医护人员感染。另外，德国的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落后也在疫情时凸显出来，尤其是科赫研究所如何加深和各州卫生部门合作，提高疫情信息收集的及时及准确性。疫情讯息瞬息可变，全面及时准确的收集全德都疫情信息对正确的决策至关重要。德国错过了移动网络的技术革命，希望不会再错过下一波的5G革命。

当然，此次疫情在欧洲爆发，意大利的疫情爆发是主要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欧盟层面的防控缺失是此次欧洲疫情蔓延的最致命缺点。

二战以后的欧洲各国深刻体会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危害，1993开始运作的欧盟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发明，战争仇恨很深的欧洲各国能够放下历史，形成政治联盟，对欧洲和平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欧盟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实至名归。1995年开始运行的《申根协议》更让在协议覆盖的国家自由迁徙成为可能。笔者完全可以周末从海德堡坐火车，3个小时后就会抵达巴黎市中心。这就如同在中国可以来一场在东亚各国想走就走的旅行，非常诱人，申根区自由迁徙是欧洲一大创举。但在疫情来临时，一旦病毒进入欧洲，病毒也会随着人员的自由迁移而蔓延。

意大利疫情开始就断了和大中华区的直航，但这基本是掩耳盗铃，因为旅客还完全可以通过欧洲其他国家转机进入意大利。欧洲如果想要防止疫情蔓延进来，需要步调一致的防控措施。如前文所述，德国的很多传染源自奥地利和意大利，瑞士更是身处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联合夹击，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即使到现在，欧洲各国的防控措施还是各自为政，基本是一盘散沙。

讽刺的是，欧盟新上任的主席是德国人冯德莱恩，她本身是医学出身，做过德国国防部长，还是公共卫生的硕士，有如此专业的背景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欧盟层面统一防控的重要性，不知道批评科赫研究所掌舵人维勒是兽医出身的德国媒体该怎么想。

最近，冯徳莱恩代表欧盟致信了意大利民众，为欧盟在疫情初期的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而道歉。在这一点上，欧盟值得好好看一下中国统一协调的防控，武汉主战场，全国配合，效果显著。即使时抗疫后期，欧洲同样需要协调，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欧盟需要大家一起配合，不然一个国家即使抗疫效果显著，也不能解封边界，只能等到大家疫情都过去后，经济社会活动才能再度活跃。而德国即使在欧洲表现算是比较好的国家，也在努力接受法国和意大利的重症病人，还是会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批评自私，最近欧盟商讨发行统一债券时，各国又吵作一团便是明证。如果政治家能学会向科学家学习如何合作共享，将是欧盟一大幸事，不然，疫情后欧盟可能前路忐忑。

抗疫的最后阶段是恢复，德国社会一直讨论何时解除社交疏离的防控措施。

虽然最近德国疫情趋稳，科赫研究所分析最近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一直在1上下浮动，说明了防控措施是有效的，但仍然随时有失控爆发的可能。默克尔最近也传达了不会进一步收紧的信号，所以，下阶段的德国应该不会进一步加强措施，但也不会短期出现大幅缓解现象。在没有如很多欧洲国家一样发出“禁足令”的情况之下，德国能把疫情控制在这个范围是难能可贵的。

科赫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德国的防控策略把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降到1左右

（数据来源：https://www.rki.de/DE/Content/Infekt/EpidBull/Archiv/2020/Ausgaben/17_20_SARS-CoV2_vorab.pdf?__blob=publicationFile）

最近，德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包括德罗斯滕在内的科学家（包括病毒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和社会学家）讨论如何才能抑制疫情并迅速恢复社会运作，从他们发布的报告来看，他们更欣赏韩国的防控模式，德国也一直在讨论如何能向韩国一样利用手机移动信息来迅速摸清传播链并采取隔离。当然这与欧洲比较严格的隐私保护有冲突，从法律上需要解决方案或获得临时许可。

德国科学院给出的解决方案我个人也非常赞同，该方案主要有3条：

1. 呼吁公共场所带口罩，这样可以降低不知道自己患病的感染者感染他人的机会。当然这需要提高口罩的供给量，德国已经开始全社会动员大家自己做口罩，我们研究中心也正在做口罩以备恢复全面运作时需要。

2.利用手机移动数据收集感染及接触者信息，这有利于及时采取隔离措施。

3.继续提高检测能力，大规模迅速的检测能够帮助筛出感染者及时隔离，而高质量的血清测试是摸清感染及恢复者状况的必需。

德国科学院给出的模型显示，如果德国能做到这3条，基本能够在5月中旬控制到韩国水平，而保持这3条就能恢复社会运作。该报告已得到了默克尔的高度重视，成为德国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上图是德国科学院报告3种措施施加以后德国疫情走向的预测，

下图是韩国疫情的实际走向。

科赫研究所也决定要全面摸清德国感染人群的数量，为此，接下来德国会做以下3件事：

1.在全国范围调查志愿献血者的抗体以推测全国的感染状况，从下周开始，每两周检测5000个样品，5月20公布结果。

2.在德国疫情高发区做血清抽查，大概涵盖2000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会被跟踪分析。从刚刚公布的德国对最早疫区海因斯堡（Heinsberg）的500多家庭的初步调查来看，该地感染比例15%左右，一方面说明防控措施的确抑制了病毒的大规模蔓延，但也说明一旦放松抑制，病毒感染还是会迅速上升。全面的数据会提供更可靠的判定基础。

3. 在德国各地类似抽样调查，人群规模15000人左右。估计5月份德国感染具体情况会被摸清。特别是无症状感染的危害如何，新冠在德国的真正死亡率，都被调查清楚。

不过，即使是能把疫情抑制在较低水平，社会活动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也还需要逐步摸索，恢复的优先级别，跨国旅行如何恢复……当然，大型的活动和会议基本会是最后阶段的考虑。德国社会普遍尊重科学，德国政府的决定会高度依赖于科学界的意见，其中应该以科赫研究所和德国科学院的意见为主。可以预期的是，在有效的疫苗得到大面积普及之前，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处在一种新冠模式之下。而这还只是经济相对较好的国家的烦恼，疫情一旦蔓延到穷困地区，其发展趋势就更难想象了，这不在本文讨论之范围。

疫情进展迅速，本文发表时很多数据都已经改变，但应该不会改变大体趋势和结论。且本文只是尝试分析科学层面的德国反应，经济、政治、社会和法律层面的措施基本没有仔细分析。抗疫非常复杂，涉及社会运转各个层面。德国抗疫相对应对得体，基本做到了以科学为依据，但也有明显错误和漏洞。希望本文能对希望了解德国抗疫的读者提供一丝可借鉴的信息 。

（作者刘海坤为德国肿瘤研究中心终身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