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1月25日下午，郗小星在哈佛物理系组织的一个线上研讨会上表示：陈刚在被定罪之前，都是无罪的；第二，政府起诉的内容不一定是真的。包括知名物理学家Richard Garwin在内的至少300人参加了该研讨会。图源：王鸿飞

撰文 | 王一苇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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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陈刚在美国遭逮捕和起诉，震动中美学术界 [1]，也再度引起华人科学家对中美关系阴影下自身命运的探讨。

“我想再强调两点，第一，在被定罪之前，陈刚都是无罪的；第二，以我自己的经验，政府起诉的内容不一定是真的。” 美国东部时间1月25日下午（北京时间1月26日早上），在哈佛大学物理学系组织的一个在线研讨会上，美籍华人物理学家郗小星就陈刚被起诉事件表态说。

郗小星在2015年曾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指控向中国输送敏感的超导技术，并被美国司法部门以两项罪名起诉：电信欺诈罪和协助、教唆欺诈美国政府罪。经过4个月的调查，事实证明美国司法部门搞错了，美国司法部在当年9月撤销起诉。

郗小星说，他的经验提供了三个教训：首先，当看到类似案件，指控某人为中国窃取机密时，不一定为真；其次，清白的华人科学家遭到了不公平的指控；其三，美国司法部将与中国的合作视为犯罪。

研讨会上，郗小星呼吁更多人关注华人学者陈刚、陶丰和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等人的案子。

“我们迫切需要大声疾呼，保护华人同事们免遭不公平对待，守护大学里的基础研究。如果我能说服你们加入这场行动，那么我和我的家人经历的一切煎熬就并非枉然。”

郗小星 图源：天普大学官网

哈佛大学物理系新学期的第一场研讨会，主题为 “科学间谍，开放交流和美国竞争力”，由该系教授珍妮·霍夫曼（Jenny Hoffman）主持，郗小星是主讲人。讲座参加者除了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还有不少身在美国的著名华人教授，包括颜宁、文小刚、付向东、王作跃、黄亚生等。

郗小星是二硼化镁超导薄膜技术领域的专家。他出生于北京，1987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德国工作两年后，1989年，他和妻子搬至美国，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工作，后加入美国籍。[2] 2009年，郗小星被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聘为教授，并于2014年被任命为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物理系系主任。[3]

2015年5月21日早上，尚在睡梦中的郗小星被门铃声惊醒，多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探员进入他家，当着他妻子和12岁女儿的面，将他拷走。

随后，美国司法部门指控郗小星向中国输送敏感的超导技术，证据是他给中国同事发送邮件中有一种精密仪器的设计图，并以 “电汇欺诈” 罪名起诉他，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高达80年的监禁和最高一百万美元的罚款。[4]

然而，多位专家签署书面证词，指出FBI指控中的关键证据有误，郗小星邮件中的设计图根本就不是检方所谓的精密仪器，而是一项德国科学家发明于1993年的，“公开的、非敏感的且商业价值不高” 的技术。

郗小星说，当时他已经研发出相对更先进的技术，完全不需要 “窃取” 该技术内容。针对他的四项指控基于他的天普大学邮箱发给中国同事的邮件，FBI探员认为他在邮件中分享了以上技术，但实际上他在信中所述的系统是无法用该技术实现的。“这些指控不仅是错误的，还非常可笑。” 他说。

当年9月11日，美国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指控。

“所以，第一个教训是，正如我演讲开始时所说的，当你看到类似指控某人为中国偷窃机密的新闻时，请记住，这不一定是真的。” 郗小星说。

他援引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弗朗西斯·科林斯（Francis Collins）在一次采访中的回应称，NIH资助的研究最后大部分都会发表，是公开信息，“不需要做黑客就能找到这些信息”。既然是公开信息，又何来 “偷窃” 和 “泄密” 的说法？郗小星说，“所谓的偷窃公开基础研究是完全无意义的。”

除了郗小星，还有不少华人科学家遭到莫须有的指控后被证明无罪。如原来供职于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水文学家陈霞芬，在遭举报之后面临诉讼，尽管最后诉讼撤销，她还是失去了工作。同样经历被诉和诉讼撤销的还有礼来公司的生物学家曹国庆（Guoqing Cao）和李丹（Dan Li/Shuyu Li），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机器人及智能控制领域专家席宁（Ning Xi），杜兰大学教授伊哈伯·梅塞尔（Ehab Meselhe）和胡克霖（Kelin Hu，音译），弗吉尼亚大学访问学者胡海舟（Haizhou Hu，音译）等。

郗小星说，美国政府起诉华裔，并非因为他们可能的犯罪活动，而是基于他们的血统。“无辜的华裔正在遭到不公正的针对。” 郗小星说，这是他根据自己和以往很多相关案例得出的第二个教训。

在郗小星被捕的半年前，华人水文专家陈霞芬在其工作的美国国家气象局办公室遭FBI逮捕，并被起诉窃取数据、作出虚假陈述等罪名。经过大约两年半的反复调查，对包括陈霞芬每一位同事在内的证人的面谈，查看陈霞芬来美国后二十年的银行帐目、私人和工作电子邮件记录，在机场搜查的记录等，美国政府最终撤销了对陈霞芬的所有指控，但陈霞芬因此丢掉了工作，并因聘请律师证明自己的清白花费了一大笔钱。[5]

近年来，此类案件更为频繁。一定程度上，这与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11月启动的 “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有关。该计划旨在全面应对中国带来的国防、科技与经济方面的 “国家安全威胁”，调查商业秘密盗窃、高校科研成果窃取等内容。

郗小星说，自该计划启动至2020年12月12日，9名大学教授面临起诉，其中7人为华人。这些案件中，“虚假陈述” 和 “电汇欺诈” 等是常见罪名。[6]

“中国行动计划”案件统计 来源：郗小星讲座PPT

2019年1月，到哈佛大学访问的博士研究生郑灶松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遭逮捕，以走私和作虚假陈述遭起诉，他于2020年12月3日承认虚报行李内的物品，被判监禁87天（被拘留时间），3年监视居住和离开美国本土 [7]；2019年8月，华人化学家、堪萨斯大学教授陶丰遭逮捕并被指控电信欺诈、项目欺诈等重罪，起因是政府怀疑他在堪萨斯大学担任终身副教授期间，未在学校要求填写的年度利益冲突表格中注明他为中国大学工作 [8]；2020年1月，知名化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遭逮捕，被指 “隐瞒” 与中国官方科研项目的关系以及从中获得的收入，并涉嫌作出虚假陈述 [9]。值得注意的是，主导郑灶松案和利伯案的马萨诸塞州检察官安德鲁·莱林（Andrew Lelling）也是 “中国行动计划” 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被起诉后又撤销诉讼的学者 来源：郗小星讲座

郗小星在演讲中反驳了目前美国当局和美国社会持有的几项关于华人学者、留学生和中美交流合作的观点。

这些观点包括，华人科学家和留学生是间谍，中国学生来留学是为了偷窃美国技术；而美国大学不应对此视若无睹，应该像工业产业保护它们的技术一样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中美合作伤害了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学者不披露与中国的联系是犯罪，美国的非机密文件可能牵涉机密文件，因此也需要保护等。

郗小星对此反驳道，大部分华人学者和学生并不代表中国政府，他们中很多人继续留在美国，为美国科研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的大学应该支持公开透明的基础研究，也正是这样做的，而开放的基础研究是美国科技领先的关键；中美间的学术合作实际上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如果打击自由开放的学术，将破坏美国的创新生态；对于未披露与中国联系的学者，不应采用刑事起诉方式，而应视为破坏了学术诚信，可采取类似学术不端的处理方法。

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曾宣称， “共产中国已经进了我们的国界线（Communist China is already within our borders）。”有观点认为，华人科学家、学者和学生为中国政府做间谍工作 [10]。

郗小星说，美国政府认为华人科学家和学生是情报收集者，这是非常大的误解，且有种族歧视的倾向，他将蓬佩奥的话与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演讲中说的 “一个大学里有一个共产党雇员都太多了（One communist on the faculty of one university is one communist too many）” 相比较，称类似的指控是 “新麦卡锡主义”。

“无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什么，无论两国是在冷战还是热战中，执法人员根据国籍来定性中国学生，科学家和教授，是错误的。” 郗小星说。他援引美国国防咨询小组（JASON）在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 [12]，无论是否为美国公民，华人学者一般都不是中国共产党或政府的代表，也不一定按他们的政策和规则行事。他们应该被当作联邦居民或公民，以他们自身的行为，而非中国政府机构的行为来定性。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华人同事辩护，这样他们才不会屈从于新麦卡锡主义。” 郗小星说。

美国有一些政客认为，中国送来留学生是为了从美国偷窃机密。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就在2020年4月的发言中称，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求学后会把知识产权偷回中国，或者与当地人竞争，使他们失去工作机会。因此中国学生 “可以来学莎士比亚，但不需要从美国这里学习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宣称，共产党每年送40万中国学生进入美国 “偷窃技术”。

郗小星认为，此类指控均站不住脚。首先，大部分进入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并非受政府资助。其次，研究生和博士是创新和发现的主力军，是在给美国的创新做贡献。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数据，85%-90%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美国，其中很多人成为了美国公民 [11]。2019年12月，JASON发布报告指出，外国留学生对美国的研究工作 “至关重要” [12]。

郗小星说，在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中，不少人都是中国留学生。哈佛的雇员中也有不少华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来自中国的学生帮助美国变得更加强大、繁荣和安全，”他说。 

来源：郗小星讲座

近年来，政府对学校的调查持续收紧。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2020年9月称，大学附近的FBI办公室数量在过去三四年迅速增加，而这意味着美国人“意识到我们的信息正在被窃取”。

纽约检察官理查德·唐纳修（Richard Donoghue）在2020年2月的“中国行动计划”发布会上宣称，学术是国家安全防护较弱的领域。[13]

郗小星认为，指责大学对 “中国间谍” 视而不见是不对的。“如果学术机构不为开放发声，那么自由发表和探讨学术的日子很可能将屈指可数，”他说，“大学将变得面目全非。”

他指出，华人学者从事的大部分基础研究并非机密，而大学有责任维护学术自由。大部分高校，包括卡耐基梅隆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在其校规中声明，不接受要求研究保密的资助，着力维护其发表和交流学术成果的自由。他举例说，举办此次讲座活动的哈佛大学，其研究政策规定，不进行机密研究，不接受出版限制，并且不会单独限制外国教职员工、学生和学者访问学校的教育和研究设施及活动。

有些人认为中美学术合作花了 “纳税人的钱”，不利于美国，郗小星对此予以反驳。“国际合作对维持美国在知识新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他指出，跨国界的科学交流，包括中美科技交流，利于美国的科技发展，提升了税收的效用。

一份2012年海洋与国际环境科学局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美间的科技合作加速了美国的科学发展，直接且显著提升了美国的技术水平 [1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曾经的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宋南希（Nancy Sung）曾表示，和中国合作，美国科学家能接触到世界级的科学设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各领域的专家。NSF在2005年启动的国际合作项目里就有中国科技部参与。

2014年，NIH主任科林斯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引用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称，科学没有国界，因为知识属于全人类。[15]

美国FBI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称，即使一些技术和应用目前并不涉密，它也有可能在未来是涉密的，“竞争国知道这点，并且想在这种技术还未被列入涉密、管理松弛、还容易获得的时候获取它。”[18]这意味着，即使和华人科学家们讨论基础科学，也可能陷入麻烦。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谈，或者和中国完全切断学术联系，” 郗小星称，研究的开放性会因此面临危机。

2019年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下设机构提交报告，建议在第189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189）中加入对美国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限制。NSDD是一项关于科学，技术和工程信息转让的美国国策，它清晰定义了基础研究和涉密研究的区别，保障了基础研究的公开性和自由度。而以上建议必然会改变这一点。[16]

郗小星呼吁保留NSDD-189的核心精神。“基础研究建立在思想和信息的公开交流上。这些科学价值观反映了美国的自由理想，它帮助我们的国家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带动了我们的经济，并反过来保护了我们的自由。” 他认为，科学的强大需要有利于创造力的研究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思想的自由交流至关重要。

他在演讲中还提到，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人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在2019年出版的《科技与国家安全：维持美国优势》一书中指出，美国在二战后形成的学术交流体系中，政府、产业和学术机构都承担着各自的功能，其中大学是进行自由、开放和基础研究的地方。如果限制大学的研究交流，其造成的损失将远大于技术流到中国的损失。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前负责人齐格飞·赫克（Siegfried Hecker）曾表示，应该像该国家实验室一样，对不同级别的研究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而非一刀切地把所有研究用 “长篱笆” 围起来。“如果停止开放基础研究，很快你就没什么秘密可被偷了，”他说，“我非常担忧，在压力下，我们的大学会接受一些官员的错误叙事。”

郗小星也认为，不应该像要求工业界那样要求学术机构保护自己的研究。“科研不是产业，不是政府公地。” 

面临起诉的学者大多被指控未向美国的研究机构或政府披露与中国的联系，包括项目合作和获得的资金。起诉书中常将此类情况归入“虚假陈述”和“电汇欺诈”罪名。例如，在利伯的例子中，针对他的核心指控是他在与中国的联系方面有撒谎。

郗小星提出质疑，尽管未披露与中国的联系有错，但是否应该被刑事起诉，仍待商榷。

2019年的JASON报告提出，有些时候未披露信息，是因为在利益冲突情况下应该披露哪些信息，并没有定论。

美国政府问责局（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在2020年12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资助机构缺少清晰的披露政策。其管理项目资助的政策并未明确定义利益冲突，也未规定需要披露国外业务，合作或活动。[17]

在陈刚的案例中，FBI指责他未披露与南方科技大学的合作和所获资金。而实际上，该项合作在中英文媒体上都有公开报道，MIT校长拉斐尔·赖夫（L. Rafael Reif）也澄清，陈刚是代表学校，而不是个人，与南方科技大学合作，而且合作涉及到的2500万美元用于双方的合作研究和教学活动以及MIT的建筑翻新和研究生奖学金。

此外，郗小星认为，未作信息披露的情况应该与学术不端等同处理，由大学和资助单位开展调查，采用降职、开除和禁令等方式。仅在主观故意提交虚假信息的情况下，才应该被视作犯罪。他引用美国司法部的公平手册规定，指出存在非刑事起诉替代的情况下，可以取消起诉。JASON报告则明确提出，是否披露与中国的关系，资助单位和大学开展调查是替代刑事起诉的可能选项。

郗小星说，在缺乏 “利益冲突” 政策和定义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很可能并不清楚他们需要披露什么，却要面临无心之过造成的刑事后果。而且根据规定，申请到的资金越多，可能面临的刑法就越重。“这太吓人了。我个人在申请联邦资助的时候非常紧张。”他说。

但他同时也指出，学者应该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及时披露信息。

郗小星说，呼吁开放并不意味着否认中国确实有通过情报施加影响，但发生频率如何还不清楚。他认为，可以在科研诚信的框架下解决这一问题。他赞同JASON报告提出的九项建议，包括对潜在利益和承诺冲突的四项披露，认为这是一个适当且平衡的解决方案，并呼吁大家支持这一方案。

JASON报告的九项提议，来源：郗小星报告

那么，对于华人科学家在美国的遭遇，普通人能做什么？对于在线观众的这一问题，郗小星建议至少可以告诉身边的朋友在这次讲座中了解到的内容。此外，类似MIT校长和教职员工为陈刚发声这样的行动也是重要的支持。“为不公平发声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

此次陈刚案，MIT宣布承担陈刚的诉讼费用，无疑是有力的支持。

郗小星认为，拜登上台后，对于华人的政策也许不会有太大改变。

“这不是政策问题，而是公平问题，” 他说，“无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 基于种族身份对待华人科学家是不对的。”

“中国有自己的问题，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郗小星在最后的问答环节说，“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我们都有作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