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张    晗

责编丨戴    威

●      　●      　●

长久以来，科学家认为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是高度性别分化的——男人外出狩猎动物，而女人采集植物。因此，有大型动物狩猎工具陪葬的墓穴，其主人也往往被当作男性。

《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在11月4日刊发的一项研究 [1]，对 “男性狩猎” 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考古学家兰迪·哈斯（Randy Haas）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南美发掘出一具随葬有大型动物狩猎工具的早期人类女性遗骸，进一步对美洲同时期人类遗迹的荟萃分析则表明，大型动物狩猎中的女性猎人占比可能有一半之多。

让我们和哈斯一起，回到2018年秘鲁南部安第斯高原的一处名为 Wilamaya Patjxa 的考古遗址。随着泥土被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剥离，一具破碎的人类颅骨呈现在我们眼前，旁边还散落着十几颗牙齿。大约一米开外，大腿的股骨和小腿的腓骨、胫骨，虽然支离破碎，却还能依稀辨认出形状。

随着这位九千年前的人类一同重见天日的，还有墓主人大腿旁24件整齐叠放的各样石器：用来做矛头的尖头投掷器、石刀、石刮刀、光滑的鹅卵石、用来染色的红赭石—— 一套完整的大型动物狩猎和毛皮加工工具。“所有人都在说这是一个地位尊崇的男性首领。” 哈斯说，他也这么认为。 [2]

“你发现的猎人或许是女性。” 骨骼学家吉姆·沃森（Jim Watson）注意到墓主人的腿骨小而细长，于是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哈斯 [2]。沃森根据牙齿的发育情况，推断这位猎人的死亡时应该18岁左右。

不过仅凭一点难以对死者的性别下定论。哈斯他们想到了一种新方法，分析牙釉质蛋白。编码牙釉质蛋白的基因正好位于性染色体上，X染色体和Y染色体的版本略有不同。死者的牙釉质蛋白只有X染色体的版本，据此可以断定死者的基因型是女性。

这一出人意料的结论让研究人员有了新的疑问：她仅仅是规律之外特殊的个例，还是揭示了某种普遍的性别分工模式？换句话说，女猎人到底有多常见呢？

研究者回顾了 Wilamaya Patjxa 在内的107处美洲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约12.6~0.8万年前）的遗址，在有大型动物狩猎工具陪葬的墓主中，性别确定者有27人，其中11个为女性，16个为男性。按照二项分布计算，哈斯估计该时期参与大型动物狩猎的古人类中，女性的比例最可能在30~50%。

“早期人类的大型动物狩猎活动很可能基本上是性别平衡的。” 哈斯在论文里写道。[1]

路易斯维尔大学的考古学家阿什利·斯莫伍德（Ashley Smallwood）看到这项研究后说：“是时候停止把（远古）女性大型动物猎人视为异类了。[3]”

然而，“男性狩猎” 假说的支持者依然有两个理由坚持己见：第一，近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的劳动力是高度性别分化的，例如南非的科伊桑人和坦桑尼亚的哈扎人；第二，女性需要承担生育抚养后代的职责，这会限制她们参与生产劳动，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如此。

针对第一点，哈斯认为劳动力的性别分化是随着经济发展，处理植物和裁剪衣物的重要性逐渐提高而发生的。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变化的发展进程，需要比较分析其他时间和地区的类似遗址。

至于第二点，哈斯指出，异亲抚育（alloparent，亲生父母以外的人暂时履行抚育后代的职责，例如几个成人轮流照顾一群儿童）和集体狩猎的行为，在人类身上都有着深刻的进化基础。另外，投矛技巧不需要练很多年，女性在育龄前可能就达到高度熟练。考虑到投矛的低命中率和重新装载的高时间成本，一起打猎、一起分肉似乎是分摊风险的理性选择。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人类学副教授凯瑟琳·斯特林（Kathleen Sterling）同意哈斯的说法，她说：“例如，在把动物赶下悬崖或者赶入陷阱时，个人的技能和力量可能并不像参与者的数量那么重要。” [4]

谈及这项研究的意义，哈斯认为，“在当代关于劳动力的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讨论中，这些发现特别及时”。有些人根据 “男性狩猎” 的假设，“认为薪酬和地位的性别差异是 ‘自然的’ ”，他说，“但很明显在我们人类久远的狩猎采集时代，劳动力的性别分化完全不同于今天，很可能平等的多。” [5]

当然，依旧有人对此持保留态度。哈斯的研究中的样本是否反映了女性参与大型狩猎的频率，仍然是一个问题，犹他州立大学的考古学家帕特丽夏·兰伯特（Patricia Lambert）提醒。[3]

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y）是怀俄明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他也持相同的看法。他指出，随葬的工具并不一定就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例如该篇论文中提到，在两名女婴的墓穴中也找到了狩猎工具。女性墓穴中随葬的工具也可能是男性猎人表达悲痛的祭品，他说。

不愿意将女性当作狩猎工具的主人，哈斯认为，这正是当代性别偏见在考古研究中的投射。重要的是用实际的观察来挑战这些假设，因为 “这个过程，让我们离真相更近”，哈斯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