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警官德里克·肖万用膝盖压在弗洛伊德的脖颈上，图源：wikipedia，Darnella Frazier 摄
撰文 | 卢 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
责编 | 李晓明
最近，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席卷美国多地。弗洛伊德的人生故事已经被媒体讲出了几个版本，但我认为他究竟是对未来抱有某种美好理想的英雄，还是辍学、吸毒的罪犯都并不重要。弗洛伊德是一个标志。他的遭遇是对非裔美国人生活境况的一种诠释。弗洛伊德的经历告诉世人，如果你是生活在美国的黑人，你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困难，即便你有美好的愿望，也依旧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即使出狱后希望重新开启一段人生，社会也可能并不给你这样的机会。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披露，新冠疫情之下，美国黑人的死亡率高于其他的种族，无论弗洛伊德去世时是否患有基础性疾病，但非裔美国人慢性病患病率更高，更容易在疫情来临时死亡是一个事实。这无疑是加剧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和冲突的一个潜在因素。在新冠疫情还很严重的时候，在美国暴发这一系列大规模抗议活动乍看之下有点出人意料，但是如果将它放在大选年两党竞争的背景下看，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抗议民众的诉求是反对警察暴力执法，要求平等权利，而民主党正充分利用弗洛伊德事件造势，揭露特朗普总统的种族主义言论和行为。但是，美国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自克林顿总统起美国政府增设监狱、增聘警察都没解决问题——恶性犯罪与暴力执法互为因果，这些深层的社会问题不是解雇几个警察就可以解决的。当代美国并未完全消除奴隶制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赴美国参加课题研讨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观时，正好观看了大厅里一场各国孩子们的表演。最先出场的是苏联的孩子，他们清一色浅发色、白皮肤，穿着统一的服装，合唱水平非常高。然后就轮到美国孩子们上台，这一组孩子中有黑人、白人，还有黄种人，他们高矮胖瘦不一，没有特别整齐的队形，但是唱的水平也非常高。美国孩子们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确实是一个多民族的熔炉，不同人种在这个国家生活并有着共同的追求，大家都有在国际舞台上表演和表现的机会。后来，我在90年代赴哈佛大学留学，得以在较长时间里近距离观察美国社会。我发现，美国的实际情况与那场表演给我的印象并不完全一致。那个时候，美国已在形式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南方的黑人奴隶早已获得解放，坐校车的时候黑人和白人要分开的荒谬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奴役黑人的历史已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上深深的烙印。当时美国热映了一部电影，叫《为黛西小姐开车》（Driving Miss Daisy，1989），电影里人们对黑人的成见依然存在，白人雇主认为黑人很可能会偷窃，黑人不应该随便发表意见。《为黛西小姐开车》电影海报 图源：wikipedia
《为黛西小姐开车》的结局还是很正能量的，黛西小姐后来和帮她开车的黑人互相理解，并成为朋友。最近我看了另一部题材非常相似的电影，那就是《绿皮书》（Green Book，2018），只不过主角从白人老太太和黑人司机变成了白人司机和黑人钢琴家，雇佣角色的互换反映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但从时隔近30年的这两部电影就可以看出，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根深蒂固。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收入差距巨大，社会阶层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的社会。如果仅从收入角度或者按受教育程度看，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都处于下层。但是在历史上，黑人实质上为美国原始资本积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乘着五月花号、带着宗教与制度追求的早期欧洲移民不同，许多非洲黑人都是以奴隶身份被强行贩卖到美洲大陆的。他们所带来的的劳动力对美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庄园经济和棉花种植做出很大的贡献，构筑了强大的美国纺织工业的基础。但同时，奴隶制也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个社会不可能长期建立在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歧视和压迫的基础上。于是，后来有了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有了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有了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抗议。马丁·路德·金 图源：pixabay.com
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确实有效，非裔美国人的社会地位是在不断进步，我们看到美国有了非裔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甚至是总统，在企业家当中看到了黑人的身影，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应该说非裔美国人中的一部分精英已经跻身美国社会上层。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非裔美国人仍处在社会底层，并被长期奴隶制打上深刻的烙印。早期非洲人到美国以后处于被奴役的身份之下，对储蓄几乎没有概念，至于很多黑人家庭现在也不习惯自己购买蔬菜、做饭、健康饮食，这使他们更容易患上疾病并身陷贫困，而且他们没有购买健康保险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两倍，所有年龄段的黑人均更有可能因为费用问题而无法看医生。由于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污名化和系统性的不平等，非裔美国青年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认识一对美国夫妇，白人丈夫和黑人妻子都是社会名人，但他们还是担心受过良好教育的儿子的就业，就因为他是黑人的面孔。理想与现实：美国人的收入和社会不平等
2018年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6万美元，但是物质的富足不能掩盖其社会层面的贫瘠。表面上看，美国社会非常公平，所有人地位平等。2003年我参加考察美国纽约中央火车站改造工程，项目副总经理带着我们参观，来到车站外，他先过去和一位黑人保安握手、打招呼，并介绍我们是中国客人。这种平等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后来美国人告诉我，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亲热，他们俩都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黑人居住的社区和白人副总经理住的社区是不一样的，白人副总经理的社交生活，他孩子上的学校和黑人也完全不一样。他可以在中央火车站的马路边和黑人保安拍肩膀，但他和他的邻居不会让黑人家庭搬到自己的社区，因为那样会把整个社区的房地价拉下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很大，由此造成经济社会地位差别，体现到健康、教育、种族间的地位差距等方方面面。所以即便这次民众抗议，导致涉事警察受到惩罚，要想解决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引起的种族矛盾也是很难的。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收入差别最大的国家，比北欧、英国、意大利这些国家都要高得多。华尔街精英的收入和一般社会底层人们收入差距巨大，获得最高收入的20%人群与最低收入的20%人群的收入差距在9倍以上。所以美国人的整体预期寿命在发达国家中并不高，全民健康状况也不好，社会信任感也很低，因为底层人群在不断拉低平均值，这是美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差距。这种社会经济地位差别是怎么形成的？我认为这和社会制度有关。富人们的收入到底是不是合理所得？为什么华尔街的人凭借他们的手段，就可以得到数百倍数千倍于其他人的收入？他们到底创造了多大的社会价值？归根结底，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都只是向着富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还有其他一些学者都曾尖锐批判美国这种1%人口占据绝对财富的现象。里根政府以后，美国的税收政策都是保护大企业和大公司的，它的认知前提是假定这些公司赚了钱之后通过投资会让大家都获益。但事实上，赚了钱的人不断变得更加富有，底层劳动者多年来仍然拿着同样的工资，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在弗洛伊德事件中，要看到弗洛伊德背后站着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20%的人群。他们之所以陷入贫困，与美国制度中长期的对低收入群体包括黑人群体的不利的安排连在一起。那么，应该如何解决社会层面的不平等呢？治标与治本：美国缩小社会差距的努力
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采取了许多措施，希望弥合社会鸿沟。比如，专门为黑人办的大学，很多大学在招生时对非裔美国人有名额的优待，非裔美国人中优秀的青年在上大学时能得到各种资助，这些安排都有助于奥巴马、赖斯等人实现向上流动。为了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美国做了好几项针对社会底层孩子早期发展的社会试验。如芝加哥市的 “佩里试验”，针对儿童学前教育的 “开端计划”（Head Start）投入不少，也起到了作用，一个例子就是福特基金会的会长吕德伦（Darren Walker），他是最早一批开端计划的非洲裔受益儿童，通过项目他上了幼儿园，获得了很好的早期发展基础，后来又逐步上升，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纽约上曼哈顿哈勒姆（Harlem）儿童区项目。哈勒姆区是美国犯罪率最高、有色人种最多的区域之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这个区域，希望借此改变这里低房价、高犯罪率的状态。项目由企业和个人捐赠筹集资金，在哈勒姆办了一所只招收黑人，学费全免且提供免费三餐的儿童学校。学校建成后，越来越多黑人孩子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非营利组织还鼓励这个区域设立生鲜食品店，渐渐改变了黑人家庭不做饭、只吃快餐的习惯，当地民众的健康状况也有所改善。在上面这些例子中，一批黑人孩子通过社会干预项目，获得了受教育机会和 “出人头地” 的可能性。但是这些项目可能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整体情况，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成本极高。黑人孩子在哈勒姆儿童学校一年花费用是2万美元，由社会筹款支持。支持哈勒姆一个地方并不难，但是把这种模式普及到全美成千上万个黑人孩子身上，这是很难做到的。
二是美国的基层治理体系不足以支持社会服务进入家庭。比如，如果要在某个社区进行入户养育指导的干预，要做家访的话，该怎么找到需要帮助的家庭？在中国，基本上每个孩子都有出生和疫苗接种记录，很容易通过这个记录定位到孩子所在的村组。但美国并没有这套组织系统，家访员需要去美发店找这些年轻的妈妈，在她们做指甲的时候，说服她们参加这个项目。成本高、缺乏组织系统，在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国即便有很好的项目设计，也难以大规模落实到各地，不能产生改变社会的实际效果。最近这些年美国社会问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1941年出生的哈佛大学罗伯特·帕特南教授在著作《我们的孩子》中讲到，在他的童年时代，黑人孩子们更容易拥有向上流动的空间，因为白人与黑人住在一个社区，邻里之间没有太大区别。但现在，美国那些沿湖而建的高档社区，黑人根本进不去。社区的区隔、学校的区隔，再加上家庭越穷，使离婚、吸毒在黑人社区和黑人家庭里变得很平常。可以预见，这些家庭下一代的黑人子女中的大多数人很难向上流动。黑人整体绝对水平没有得到很快提高，相对社会地位也很难改善，有限的干预项目并没有解决美国面临的这些问题。
马太效应加剧：普通人距离美国梦越来越远
社会收入差距、财产占有差距长期不断拉大，这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可行，在一些国家，这会引发抗议，需要其他形式不断校正它。社会本身可以容忍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但不可能容忍长时间、巨大的差别。事实上，和欧洲等其他地区国家比较起来，美国对于不公平的容忍度更高。因为它假设了一个前提：美国梦。美国梦旨在告诉人们，只要是美国人都有机会成功，都有可能从一无所有的人变成亿万富翁。虽然这样的比例很低，但是它能给美国人一种信念，那就是在这样遍地都是机会的自由国度，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向上发展。不过，在当代美国普通人距离美国梦已越来越远。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教授曾说，美国人子辈与父辈收入的一致性达到0.40，也就是说如果父辈收入高，有40%下一代收入也会高，如果父辈收入低，40%下一代收入会也会低。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美国采取了很多社会干预措施，比如加强儿童早期教育、推动社会救济、发放食品券、提高最低工资等，但这些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差距拉大的情况。美国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向着富人的，微观组织结构——包括他们的社区环境，教育、医疗条件等，也都是有利于富人之间的沟通和他们孩子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出现弗洛伊德不是一个偶然，去世的如果不是弗洛伊德，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别的黑人，过去发生的种族事件也都可能再次发生。美国的现状对世界许多国家来说也是很大的警示，提醒人们应该关注到社会差距问题，并尽可能避免差距不断扩大。这里我并不准备讨论自由主义经济的是与非，而是提醒要在发展的同时注意到公平，要从整个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上做出改变。不过，美国社会还是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每次美国出现一个重大事件，在事后都会有相关评估。2005年，美国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救灾中的应对很糟糕，灾后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美国政府的应对进行评估。下一次再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就会吸取教训。社会出了问题，美国会做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反应，这种纠错的机制和能力在美国一直存在。
多极世界：警惕美国寻找 “假想敌”
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国独霸，世界上没有国家能与它抗衡。我认为，时代曾让美国风光十年甚至二十年，但这种风光不会永久持续。现在，多元世界的多极体制正在形成。美国一家垄断国际事务、称霸世界格局将一去不复返。2001年 “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前总统布什曾说 “不是我们的朋友，那就是我们的敌人”，并号召盟国一起支援，得到世界各国的同情和支持，那大概是美国霸权的巅峰时期。但后来事态的演变证明美国在中东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发动伊拉克战争，花费万亿美元，不用于国内福利和经济建设，而是用在对别国的干预上。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就走上了下坡路了，一国的霸权就开始支撑不下去了。世界要进入多极的时代，美国之外，中国、欧盟、俄罗斯、新兴市场国家、其它发展中国家所形成的多极化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就会衰败甚至垮台。正如前面说的，美国还有在科技、金融和军事方面的优势，还会做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调整。所以我们必须和它的遏制政策做斗争，同时争取斗而不破，不放弃合作的可能。美国是多民族的熔炉，但却一直能保持很强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既来自美国梦这种美国人共同的追求，同时也是美国人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反应。美国人时时刻刻都有危机感，都在找寻着自己的敌人，并以此凝聚国内各种族。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之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专门发表了一个演讲，其中提到他的做法 “显然不同于那些认为美国必须永远有一个强大的对手的人。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敌人，怎么能成为世界上的伟大力量，并合理解释你所做的一切？” 克林顿的发言，承认了美国有一种很强的势力，并且一直存在 “需要敌人” 这样的政治意图。30多年过去了，美国各政治派别在 “中国是美国强大对手，进而是强大敌人” 的认定方面取得了共识。当前在美国国内矛盾继续发展的背景下，“甩锅” 是必然的，美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以中国为 “假想敌”，以弥合社会内部的巨大分裂，也为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各种损失寻找借口。
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将进一步激化跟中国的矛盾。我们应该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不用一味高声叫喊来刺激美国，相反，要把自己的事做好。中国的社会收入差别事实上也很大，最高收入的20%人群和最低收入的20%之间的差别超过10倍，比美国还大。当然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发展不平衡，所以才会出现城市和农村、东部沿海大城市和西部中西部的贫困农村巨大的差别。但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当中国人均的GDP达到了1万美元以上的时候，我们要更多注意社会公平，注意缩小社会差距、增强凝聚力。有了社会凝聚力，任何压力来了我们都不用怕。中央已经在采取措施，应对社会差距。农村脱贫攻坚即将获得成功，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进城是否能够享有包括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在下一步的城市化政策中已经有了安排。目前已经有1亿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其余1-2亿农民工的问题也在解决。在就业上，要保证一个合理的最低工资，不能只考虑资方利益。社会本身想要实现和谐发展，光有政府不够，企业家也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最后，还要呼吁中国也实施美国一直在进行的儿童早期发展社会试验和政策推广。美国没有广泛铺开、改善社会的条件，但中国有。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偏远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试点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应该让所有孩子都能在六岁之前接受到早期发展服务——学前教育进村、早期养育入户，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对政府而言，为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花几十亿、上百亿都是值得的，为了避免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发展水平不够、身体健康不好，对社会心存不满甚至犯罪，或只能在底层从事简单劳动，不足以取得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必须加大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现在努力实行这一计划，2035年以后这一代孩子成长起来，就能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如果现在忽视他们，那2035年以后，我们将会承受这样做的代价，但是，那会是我们付不起的代价。面对美国现存危机，中国绝不是一个搬着小板凳看热闹的看客。看到美国受到的新冠疫情影响的人，我们会感同身受。看到美国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反观自己，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同时，美国那边起 “火” 了，那些本该对此负责的政客会尽己所能将 “火” 引向我们，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没错，如果这样的社会矛盾存在，中国也不一定会做得比美国好。 弗洛伊德事件的根本在于阶级的不同，说白了就是谁也不愿意在一个吃不饱饿不死的位置上待一辈子，即使不为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妻儿家人所努力。 同时也要警示下一代年轻人，要努力在政府提供的设施下努力发挥自己，这样才能不负众望完成复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