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9日，我搭乘从台北飞往纽约的航班。机舱里的沉默，跟在台北过春节的热闹气氛大不相同。“坐好！别一直摸你的口罩”，一位年轻妈妈一面央求5-6岁大的儿子，一面为幼小、生性活泼的他系好安全带。妈妈对儿子温柔、低沉的指令却穿刺了机舱的宁静，无意中把周围乘客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身上。男孩注意到左邻右舍的眼光，不敢再东张西望，但仍时不时拉扯着妈妈帮他戴好的医疗口罩。周围乘客瞄了瞄，装做视而不见，瞬间把眼光转移回他们原本在做的事情上。

那几秒钟的互动让我意识到周围许多乘客都戴着口罩。口罩紧贴着面颊， 塑胶带紧挂在双耳后面，感觉并不舒服。我们应该都能体谅小男孩的无奈。但从大人的角度看，口罩却也是对抗冠状病毒，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必要措施。机舱的宁静表面之下，却是众人不寻常的沉重心情。虽然大家应该都会认同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他人”这一观念，但心里或许更多时候怀着“他人可能是病毒携带者”的念头。有些人会因为害怕他人的谴责而戴上口罩。口罩浓缩了我们在疫情期间产生的各种心情、感触和念头：恐惧、眷恋、自护、责任感、公德心等等。

那时距武汉首次公开通报病毒性肺炎病例，已有大约一个月时间；武汉以及整个湖北的居民也都封锁一周了。虽然是过年的时候，人们，尤其是处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人，都因疫情暴发而感到不知所措。虽然自己是在飞往远离疫情中心的美国，我依然有一种紧迫感，担心周围有有害物。即使飞机离亚洲越来越远，我感受到的压力并没有减轻，病毒、病毒携带者似乎无处不在。飞机里的其他乘客似乎也抱着和我同样的心情。在空中的我们淹没在恐惧、不安的情绪之中，也对他人有着无意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口罩显然有了新的意义，成了疫情期必不可少的护身符。

航班晚上9点后不久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年轻妈妈和许多其他乘客一样，抓起她的手提包，拉着儿子的手，匆匆忙忙赶下飞机。我过了机场入境处，在行李托运处再次遇见他们。母亲拖着行李箱，拉着幼儿，匆忙走向外面。踏出航站楼的那一刻，大家各自摘掉脸上的口罩。我的第一感觉是欣慰；而首次看清同一班机、排在入境处队伍前头或后方的其他乘客的面孔，也带给我一种奇特的感觉。在我周围的还是那同一群人，飞机降落之前大家似乎互相怀疑对方具有危险性，但现在，因为环境的改变，人们的情绪已然不同，对自己的要求和看待他人的眼光也变得不一样。走在前方的母子在摘掉口罩的一瞬间，表情轻松起来。他们放慢脚步，毫无顾虑地踏入“自由之地”美国。我虽然压力减少，但依然忍不住怀疑：我们是不是太快放松警惕了？

因为纽约市疫情开始恶化，我在3月中旬离开了美国，回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最早于1月下旬向所有家庭分发一次性口罩，但也告知公众，除非生病，否则无需佩戴口罩。政府敦促公众留在家中，并尽量减少社交互动。3月中旬，由于境外输入和无症状病例人数激增，政府加强了防疫措施。我回国后，在家中自我隔离了两周，隔离结束后的3月下旬，我正准备恢复日常生活时，政府却在4月初实施了“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关闭所有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工作场所，禁止不同住户的人聚集，和要求公司让员工在家办公。政府也在这期间给民众派发了可多次使用的口罩，指令所有人外出必须戴上口罩，若不遵守，就依法处置。

居家隔离结束后的一天，我首次出门，到熟食中心时，注意到许多小贩摊位的前面都贴了线条，提醒民众保持1米距离。虽然那时政府还没下令，很多人已经开始戴口罩，并遵守已逐渐形成的社交距离规范。政府在4月初实行阻断措施时，大部分人应该已经习惯了戴口罩和保持安全距离。禁令开始实施后，我和其他人一样，只在购买食物、烹饪材料或日常用品时才会出门。在排队的人龙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从之前的1米逐渐增加到1.5米，甚至2米（见图1）。除了戴上口罩，在路上走动的人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拉大，有时在转角处近距离相遇的时候，人们也会表现得比往常更为一惊一乍。大家也对狭窄空间变得特别敏感，尤其是电梯；与其和其他户的居民一同乘搭电梯，更多人选择在电梯口等下一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