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Pixabay.com

撰文 | 刘爱生（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编 | 程    莉

 ●  ●  ●

国内关于中国大学师生交往的研究早已有之，但多是一些抽象的论述或仅限于传统课堂环境下师生的互动关系。在课堂之外，师生交往中哪些行为是不合适的，哪些是合适的，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清晰的阐述，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随着校园性骚扰议题的浮现和师德建设的重申，这个问题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014年10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其中划出的两条“红线”（不得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显然，教育部的着力点在于“师德建设”，但其对师生交往划出的“红线”，实质上涉及到师生交往的界限问题，准确的说是职业界限——指一种看不见的结构（invisible structures），是可为和不可为的分界，由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和行业规范所限定，其目的是让专业人员和被服务对象能够在一个安全范围内互动，以保护和尊重各自的权益。加伯德（Gabbard）等人指出：“界限意味着距离感、职业的尊严”。目前，国内外很多行业协会都制定了伦理守则，提出专业人员“有责任设立清晰的、合适的和有文化敏感性的工作界限”。

就教育部划出的“红线”而言，它发生的概率相比较小，也较为极端，且大部分是不符合职业伦理的，人们很容易在道德上作出判断。现实中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传统课堂之外的交往行为。例如，教师接受学生的请客这一行为，就不同于以上极端的情况。不同群体对这些交往行为的看法，实质上反映了各自眼中的师生交往界限。

那么，在大学生眼中，师生交往的界限在哪里？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又存在哪些差异？本研究将对此进行探讨。之所以选择学生的视角而非教师，是因为教师与学生存在权力差异，学生处于劣势地位。在师生交往中，哪些行为合适与否，学生作为受动者，更具发言权。

需要说明的是，本调查只选取了东部的某一所综合性大学，而没有涉及中西部的大学，且研究样本数量偏小。因此，结论的可推广性有待进一步探究。未来的研究如果能把教师和研究生纳入考察的范围，调查他们关于师生交往界限的认识，然后进行对比，无疑能得出一个更为全面、立体的结论。此外，本研究只局限于物理上的师生交往，而没有关注虚拟空间师生互动。鉴于师生越来越多地通过虚拟空间交往以及潜在的各种问题，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向此领域迈进。

本问卷的原型是美国学者霍梅丝（Holmes）等人编制的“师生关系调查”（Student/Faculty Relationship Survey）。该问卷包含109个假设的师生关系问题项，涉及到性/约会、友谊/社交、个人/咨询、商业/金钱专业/学术等五个维度。由于本研究主要探讨师生的非极端交往行为，因此删除了原问卷涉及到与性相关的问题项，以及一些不可能在中国高校发生的行为。同时，结合中国的文化语境，改编或增加了一小部分问题项。例如，中国师生常见的“请客吃饭”。

经过试测和修正（让学生了解问卷的长度、感知文化适应性等），最终确定了38个问题项，并把问卷命名为“中国高校师生交往行为问卷”。同时，本文运用了非结构型访谈法，对一部分大学生进行了访谈。

调查对象为浙江省某属综合性大学的大一至大四的本科生，调查时间为2015年6月1－15日。本次调查发放350份问卷，回收312份，有效问卷28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1.1%。在284 个调查对象当中，男生113人（39.8%），女生171人（60.2%）。其中，大一为64人（男生24人，女生40人），占22.5%；大二为79人（男生37人，女生42人），占27.8%；大三为77人（男生27人，女生50人），占27.1%；大四为64人（男生25人，女生39人），占22.5%。调查对象涉及到外语、中文、物理、数学、会计、光电、小教、思政、计算机等15个专业。

总的来看，大学生认为“教师接受学生贵重的礼物”、“教师送贵重的礼物给学生”、“教师与学生校外喝酒”这些行为最不合适，在道德层面更认同“教师与一群学生打球”、“教师参加学生的婚礼”这些师生交往行为。

帕特里克（Patrich）等人用同心圆形式形象地展示了职业界限。他将职业界限划分为“可渗透的界限”（Permeable Boundary）与“不可渗透的界限”（Impermeable Boundary）两类（见图1）。其中，黑色圆圈代表职业界限，灰色部分和最里面的白色部分代表可渗透界限，黑色之外的圆圈部分代表不可渗透的界限。不可渗透部分的行为如果被突破，会带来双重关系和潜在危害，应严厉禁止；而可渗透部分的行为处在模糊地带，是否会带来危害要视情况而定。其中，灰色部分比白色部分更为模糊，在操作时需更谨慎，应充分考虑到文化因素和具体的实务情境。

 ►图1 帕特里克的职业界限的同心圆图

根据帕特里克的职业界限的同心圆模式，我们可以大致知道中国大学生关于师生交往界限的认知：第一，共存在13种（32.7%）行为应严厉禁止，涉及到请客送礼、喝酒、师生恋以及较为私密的活动（例如师生一起度假、看电影等）。显然，2014年教育部划出的“红线”也属于不可渗透的行为。第二，共存在13种（32.7%）行为是师生交往界限的灰色部分，涉及到教师询问学生的个人生活问题、教师收受小礼物等。第三，共存在12种（34.6%）行为是师生交往界限的白色部分，主要包括师生的集体互动行为、教师与学生建立朋友关系等。

从中可见，中国大学生总体上对师生交往界限的认识较为清晰。显然，那些在学生看来不合适的行为，其界限一旦被突破，不仅可能会带来职业道德问题，而且可能会给学生带来潜在伤害。以“师生恋”为例，由于师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它对学习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高校基本上是予以禁止的，并成为一个“禁忌”。我国绝大部分大学在此问题上尚没有一个定论，结合这次所调查的学生观点，笔者认为中国大学应明确禁止“师生恋”。

那些在学生看来合适的交往行为（白色部分），无论是师生的群体活动，还是合适场合下课外的学业指导，总的来讲有利于师生增进感情与理解、打破隔阂，有助于学生成长。但有些互动行为值得进一步商榷。以“教师与学生发展成朋友关系”这个问题为例，在西方高校的大学生看来此举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许多行业的伦理准则禁止专业人员与被服务人员建立友谊关系，以防止不良后果。在西方高校，教师一旦与学生建立起友谊，学生会反问：教师如何保证对该生评价的客观性？如何保证学生不受到剥削和伤害？如何保证其他学生不产生忌妒心？但显然，中国大学生不这么认为。相反，“良师益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

笔者所访谈的大学生A（大二男生，物理学专业）说道：“我觉得老师与学生建立朋友关系是合适的。首先，建立了朋友关系，意味着我可以民主平等地与老师交流，更多地沟通思想，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其次，老师较我们年长，我可以通过走进老师的生活圈子，获取更多有益的人生成长经验。”

也就是说，西方大学生看到是背后的风险，中国大学生看到的是背后的收益。这对中国大学教师的启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我们不排除师生之间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但教师由于拥有评价权，在对待学生时需设定恰当的界限，以做到一视同仁、客观评价。

最后是灰色部分的交往行为。应该说，这些交往行为存在巨大的模糊性，一般人很难在道德上做出明确的判断。以“教师接受学生送的小礼物”这个问题项为例，如果学生是出于获得教师的好感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如期望教师评分时多加分），那么这显然是成问题的；如果学生毕业时，赠送一些小礼品给教师作为纪念或表达谢意，那么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道德上，应该不成问题。据此，教育部一刀切的禁止教师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就值得商榷。对于这些灰色部分的师生交往行动，更恰当的做法应是根据场合、情境及其性质来定夺。

性别的单变量分析发现，不同性别的学生在“教师接受学生贵重的礼物”、“教师邀请学生共同度假”等10个选题项上，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其中，在请客、送礼、喝酒等师生交往行为上，女生比男生认为更不合适；在群体活动、私人关系等师生交往行为上，女生比男生认为更合适。

为何在请客、送礼、喝酒、搞特殊等事项上，大学女生会比男生认为这些界限更不应突破，可以用性别角色理论来解释。所谓性别角色，是指一个人在社会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一套与自己性别相应的行为规范，反映了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行为的适当期待。即便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日益强调男女平等，但不少传统观念，例如“男主外女主内”，仍占有广泛的市场。

师生之间的请客送礼等行为，显然是一种外向性的社交活动。在中国语境下，由于男人被要求“主外”、“以事业为重”，他们不仅更有机会接触这些行为，而且更可能认可这种行为。相对而言，女人被要求“主内”，对这些行为接触相对较少，对这些行为的接受程度往往不像男人这么高了。

以“师生校外喝酒”这一行为为例，大学生B（大三男生，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说道：“严格意义上来说，师生校外喝酒不太合适，但我想问题也不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酒文化。老师与学生喝酒，既能增加师生感情，又能活跃气氛。”

大学生C（大四女生，公共事业管理）则说道：“我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我爸妈经常嘱咐我，作为女孩子，不要外出喝酒，因为喝完酒可能让人处在不理智状态。即便要喝酒，我也只会跟非常熟的朋友一起喝。男生则不一样，饭桌上很少会不喝酒的吧。有些家长甚至还会鼓励儿子喝酒。”

为何在集体行动、较私人化的交往行为上，女生会比男生更为合适，或许与男女生呈现出不同的心理特点相关。万美容、曾兰的调查发现：（1）相比男生，90后女大学生情感丰富热烈、心思细腻，情绪敏感；（2）90后女大学生更倾向于通过面对面或运用即可性、互动性强的媒介来表达其情感需求，而男生交流的指向性不明显，倾向于通过网络这种更为广阔的平台来分享个人想法、与他人打交道；（3）90后女大学生思想开放，独立意向明显，个性心理上逐渐表现出“中性化”倾向。结合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解释。例如，在群体活动中，尽管男生和女生都认为这些行为是合适的，但其中的差异在于：女生更倾向于把这种活动当作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一个增进师生感情的机会，而男生则倾向于就事论事，打球就是打球，旅行就是旅行。同样的道理，女生比男生之所以更赞成“教师与学生建立朋友关系”，是因为这些互动除了增加师生之间的沟通外，还在于增进师生的情感联系。通过与不同学生访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解释：几乎所有的女生都谈到增进“师生感情”，而男生更多地认为可以加强“师生沟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教师拥抱学生，祝贺他/她获得奖学金”这一选项，笔者原先的假设是：女生更保守，更谨慎，其均值会比男生低。但调查结果并非如此，颇让人诧异。不过，结合90后女生心理特点（情感丰富热烈，思想开放，个性心理逐渐“中性化”），也就不奇怪了。

大学生D（大三女生，教育技术学专业）说道：“我觉得教师拥抱学生，祝贺他或者她获得奖学金，完全是合适的。因为这是祝贺和鼓励的一种方式，表示老师的欣喜之情……而且这么现代的社会了，拥抱完全可以接受，而且一般都是在公共场合。”

大学生E（大一男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说道：“教师拥抱学生，祝贺其获得奖学金，这个行为没什么大问题。但就我个人而言，不需要拥抱，直接祝贺就行。拥抱感觉有点矫情。”

大学生对多数师生交往行为（31种）的认识，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并没有随着年级的变化而发生显著改变。然而，在7种行为上，例如“教师接受学生贵重的礼物”、“教师邀请学生共同度假”等，不同年级存在统计学显著性差异，而且每一种行为都与大四年级存在差异。从均值变化的情况来看，越到高年级，越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可以说，中国大学师生交往界限存在独特的“大四”现象。

“大四”对于大学生而言，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已有不少文章从不同方面总结出不同的“大四现象”。在本次调查中，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大学生对于许多师生交往行为的看法保持不变——这说明大部分学生进校时，已确立起基本的价值观，对于哪些恰当，哪些不恰当，已形成比较稳定的认识，但在一部分的行为上，高年级（尤其是四年级）学生对这些界限的认识变得模糊起来。从其内容上来看，包括送礼、吃饭、喝酒、看电影等，都是一些典型的社交行为。这不由得使人联系到大学生的社会化问题。所谓社会化，是指在理解和认同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个体习得适合于他们在某个群体或社会组织中的位置的技能、知识、价值、动机和角色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个人通过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习得社会规则、价值、思想、和观念；另一方面，个人在接受社会教育的同时，也会筛选和改造社会既有的文化和经验，以形成自己的态度、习惯、观念和气质。

在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由人情、人伦、人缘组成，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其中，人情处于核心地位，是中国人基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为了建立和培养各种“情”，中国社会又蕴育出一套复杂的“礼”系统。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把中国人编织在一个巨大的“情”和“礼”互动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本次调查是在毕业前夕进行，大四学生不仅经过大学前三年的洗礼，而且大多实习了半年或一年之久，对社会上的人情往来更是耳濡目染。因此，大四学生尽管在道德层面仍认为师生之间的请客送礼等行为是不恰当的，但呈现出越来越宽容的趋势，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大学生F（大四男生，小学教育专业）说道：“以前我对送礼之类的行为感觉很陌生。要是让我给老师送礼，我肯定会觉得非常难为情。现在明显变了，觉得这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毕竟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你说不定哪天会有求他人。”

显然，大学生对“人情”社会的适应，对其（潜）规则的谙熟，并非好现象，因为这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反而有助于歪风邪气，与我们要建立的法治社会、市场经济相左。“大四现象”的存在，既说明转型过程中社会的负面风气对大学的入侵，也说明中国大学道德教育欠缺。作为例证，中央编译局何增科教授的调查就发现，高校学生群体对腐败行为习以为常的比例要高于高校干部和学生家长（后者代表社会人士）。这一状态非常令人忧虑，因为“这对他们日后走上社会的行为方式必定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同时也将助长腐败行为的蔓延。”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可能只教会了学生“专业知识”，而没有教会学生“文化自觉”。难怪乎北大教授钱理群声称：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总之，“大四现象”足以引起我们大学的深思。

参考文献：

[1]周廷勇，周作宇.关于大学师生交往状况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5(3):79－84.

[2]金运成.审视与重构：文化立场中的大学师生关系[J].现代大学教育，2013（1）：28-34.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生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EB/OL]. http://zhengwu.beijing.gov.cn/gzdt/gggs/t1369590.htm.2014-10-02.

  [4] G.O. Gabbard, Carol Nadelson.医患关系的职业界限[J].医学与哲学,1999(7):26-29.

[5]李扬，钱铭怡.国外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双重关系及其利弊（综述）[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12)：858－861.

[6]Holmes D L, Rupert P A, Ross S A, et al.Student perceptions of d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culty and students[J].Ethics & Behavior, 1999, 9(2): 79-106.

[7]O'leary P, Tsui M S, Ruch G. The boundaries of the social work relationship revisited: Towards a connected, inclusive and dynamic conceptualisation[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2: bcr181.

[8]赵芳.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中双重关系的限制、困境及其选择——一项基于城乡社会工作者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3（8）：51-72.

[9]刘爱生.论美国高校的禁忌：师生恋[J].重庆高教研究，2016（2）：102-107.

[10]Owen P R, Zwahr-Castro J. Boundary issues in academia: Student perceptions of faculty-student boundary crossings[J]. Ethics &behavior, 2007, 17(2): 117-129.

[11]刘电芝等.当代大学生性别角色发展现状调查分析[J].教育研究,2009(12):41-46.

[12]万美容、曾兰. 90后女大学生心理特点的实证研究——基于与男大学生的比较[J].中国青年研究，2014(4):67-72.

[13]余辉.当代大学生社会化问题探析[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7.

[14]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9.

[15]何增科.高校腐败及其治理状况的调查与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5-16.

[16]钱理群.北大等在培养利己主义者[J/OL].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25/ 3/ a4cbe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