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在中国古动物馆观察霸王龙。这具骨架只是一具霸王龙的模型，原型取自1905年在加拿大发现的霸王龙骨骼标本。摄影/Calum MacLeod, USA TODAY。图片来源：usatoday30.usatoday.com

撰文 | 徐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 | 李晓明

●　●　●

中国科研人员的神经又开始紧绷了，因为中国科技体制正在进行一场变革，而改革的方向关乎每个科研人员的未来。这场改革涉及到科研的方方面面，涉及不同层次上的问题，大到科研组织和实施的形式，基础和应用科学的相对地位，小到每个科研人员业绩考核和工作待遇。这里，我想先谈谈对科学研究组织形式的一些看法。

从二战开始，科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根本性变化：科学研究主体从个体方式转向群体形式。这个变化影响到科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科学研究的构成要素和科学家的荣誉归属。个体方式类似小作坊，群体方式则像工业化流水线。

我是一个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常常惭愧本学科研究方式的原始性。古生物学研究一般采用作坊式的工作模式，大多数学者都是“自说自话”，带学生也是手口相传。其实，除了古生物学，还有一些研究领域，比如数学和理论物理的某些方向，也保留着小作坊式的工作模式。

相比而言，大多数科学分支现在采用的是工业化模式，规模有大有小，可以粗分为小工业化和大工业化两种模式。前者像现在流行的PI制，一个研究课题组常常由几类人组成：负责人（也就是所谓的“老板”）、骨干成员（常常是副教授）以及博士后和研究生。他们有明确分工：负责人主要任务是确定研究方向，寻找基金支持，骨干成员则负责项目具体实施，而博士后和研究生就是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大工业化模式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以大型课题组、研究中心、实验室或者大型研究计划为代表，比如美国二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

相对作坊式的科研，工业化模式更符合现代科学分工更细，问题更复杂，技术手段更专业，学科交叉性更强的特点。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科研已经从“智力核心型”转向“资本核心型”，科研产出和资金投入的相关性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作坊式科研，也就是依赖个人好奇心驱动和科学家个人能力进行探索，已经很难在现代科研体系中生存，集体的力量于是乎显示出其巨大优越性。

那么，我们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强工业化模式呢？

其实，新中国科学组织形式很早就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以至于作坊式的工作模式在中国一直没有市场，新中国的主要科研成果都是工业化模式的产物，尤其是大工业化模式的产物，像两弹一星和人工胰岛素合成。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研究计划的一员。在改革开放时期，大工业化模式一度让位于小工业化模式。在这一时期，中国科研总体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有许多人认为，我们产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成果不多，离领先世界差距很大，于是，呼吁更加倚重大工业化模式的声音越来越大。

实现领先世界的科技需要许多条件，最重要的是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氛围。姑且不谈这些，先来看看科研组织模式，讨论一下大工业化模式是否更好？

大工业化模式当然有其优点，尤其是在国家急需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方面，能够集中资源，快速取得进展，这已经为新中国早期科研历史所证实。甚至美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头羊，也在大工业化模式方向有一定发展，像美国的国家实验室体制。但总体而言，在这种模式在整个美国的科研体系中占比小；而且也被证明，从投入产出上看，是效率不高的一种形式。

熟悉美国的人都知道，这里的科研体系主要以PI制为主要形式，甚至更加分散化，非常强调个人探索。其实原因很简单，科学发展的方向是无法预知的，科学研究需要最大程度地发挥科学家的自由思维。重温科学发展史，人们几度以为科学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最终却发现，我们离完全认知这个世界还距离甚远。科学的这些特点注定，强调个人探索的机制将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只有这种机制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让人类的思维最大程度地在未知领域遨游。

其实，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中国科研体制的集中度其实已经很高了，包括国家扶植重点的设计、整体的项目评审以及全国性的奖励荣誉等许多方面，已经非常倾向于集体，尤其是倾向于大型机构和重要团体了。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个体的作用非常微弱了，资源和荣誉的分配与科学家本身关系并不密切，而是与组织和机构的关系更紧密，这很难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这样集中式的管理，往往会带来外行领导内行，小群体绑架整个科学界，以及相对于科学本身，科学家更看重利益和荣誉的现象。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未来的科研改革更加倾向于大工业化模式，那么在中国未来的科学发展中，科学本身，科学家的原创贡献，将占比越来越小。

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文化的原因），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本来就相对缺乏，加之体制的束缚，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潜力其实一直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解放了农民的巨大生产力，从而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体制上全面鼓励中国科研工作者进行个体探索，也许能够真正启动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

一个健康的生态体系，一定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和鼓励各种形式。大工业化模式当然要发挥其重要作用，但一定不能是整个体系的主角；只有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体的作用，才能真正激发整个体系的活力，才能让中国的科研体系以最大效率进行运转，能够给中国的科研带来一个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