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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新加坡的公立教育国际公认地保持着很高的质量。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自2000年起主办了一项面对全世界70个国家15岁学生学习水平的测试计划 —— 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即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每三年进行一次。基于这项目前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能力评价计划，新加坡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测试中都长年位居榜首（OECD 2015）。

尽管教学质量一流，新加坡的公立教育的花费却极为低廉。对于新加坡本国公民，从小学到高中，从学费到杂费基本都是免费的（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9a）。虽然就近抽签入学的录取模式会使得一些传统名校附近的住房价格高升，但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他们多住在政府高额补贴的政府组屋中（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ousing），所以住房价格大体上并不会可怕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步。而且，为了保证各个学校间资源的公平分配，各公立学校的校长都会强制定期轮换，名校校长会经常被派到水平比较一般的学校对教学质量进行改善。因此，各公立学校资源和质量的流动性是很大的。

与此相对，新加坡国际学校的费用就格外高昂，无论小学还是中学，一年的学费一般要在15,000-50,000新元之间（约7.5万-25万人民币）。这样巨大的差别是由于国际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条件远好于公立学校吗？事实上并非如此。

新加坡的公立名校，甚至一些一般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硬件条件都不会输于国际学校，甚至还会更好。但由于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国人在申报公立学校过程中的优先权排名靠后，很多时候都会被分配到非常偏远的公立学校，所以国际学校有时往往是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国人不得不接受的一种高昂代价。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教育部是不建议本国公民入读国际学校的。因此，对于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想要入读国际学校的家庭来说，比如之前一直在国外居住，习惯了国际学校的教学氛围等等，他们需要向新加坡教育部提交正式的申请，并且要通过严格的审查后，才可以入读国际学校（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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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全球焦虑的育儿大军面前，新加坡的家长们的确高枕无忧了吗？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的家长们也都在经历着极大的育儿焦虑。

近些年来，新加坡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纷纷出台。比如说，在2017年和2018年，新加坡政府先后将父亲不享受陪产假上调为父亲可以独立拥有两周政府补贴的带薪陪产假，并把父亲可以从母亲16周的带薪陪产假中分担一周的共享产假上调至四周（Ministry of Manpower 2019）。此外，自2015年1月1日期，旨在鼓励新加坡公民多多生育的生育奖金也全面上调。具体而言，生育一到两个孩子的生育奖金由6000新元上调到8000新元，生育三到四个孩子由8000新元上调到10000新元，而生育五个及以上孩子也由之前的不受奖励调整到10000新元（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19）。

不过，尽管有着各种各种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新加坡近些年的生育水平仍旧不升反降。具体而言，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在1970年时为3.07，这一数字在1975年下降为2.08，而在1977年更是跌至1.82，低于更替生育率。而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4（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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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生育率的低迷，关键的阻力在“养”而不在“生”。在新加坡，一个由上而下全民推行的价值观就是“唯才是用”（meritocracy）。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行为体系包括独立（independence）、自立（self-sufficiency）、努力工作以及对于教育是实现向上流动和自我实现的最主要途径的坚定信念。

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新加坡的公立教育系统也身体力行地通过各种具体规则来激励小朋友们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力求上游的决心。直到去年年底，新加坡的公立学校，甚至公立小学，都还实行着每年大考，并在考试结果基础上进行重新排名、分班的惯例。

在小学三年级，新加坡全国上下的家长们更是全神贯注于全国范围进行的“高才教育计划”（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简称为GEP）选拔考试。基于这项考试，成绩前1%的学生可以进入设立于几所最好名校的高才班，就此由政府资助、进行全程重点培养（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9c）。即使没有进入前1%的学生，如果在这项考试中成绩优秀，也可以凭借此次成绩转入更好的学校或者进入更好的班级。

除了这项在小学就进行的全国选拔，小学升初中的考试（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简称为PSLE）也对小朋友们的命运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PSLE考试的成绩，学生将被分成快捷（express）和普通（normal）两个源流，两者各占50%。快捷源流的学生会享有更好的教学资源和质量，而普通源流又会被进一步分为学术（academic 40%）和技术（technical 10%）两种，技术源流的学生将较少进行文化教育，而更多地进行职业性的技术培训（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9d）。也就是说，基于这个系统，很多在学业上晚熟、在早期阶段落后的孩子，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转变自己的学业、甚至之后的职业前景。今年年初，新加坡教育部已经决心在2024年终止这种过早、过细分流（streaming）的政策，但是 PSLE 的成绩还是计划被用来进行分班。

在这样早早分流的巨大压力下，新加坡的家长们个个草木皆兵。在各个社区和商场里，生意最好的就是各种课外辅导班。从幼儿时期开始，新加坡的孩子们就开始加入各种课外班的大军。进入小学后，还有专门的辅导班针对 GEP 选拔考试进行辅导和准备。特别是，新加坡的公立学校时间设置也旨在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推给家庭和父母。新加坡的公立学校每天早晨7：30上学，下午1：30到1：45就放学了。很多公立学校的老师更是会直接略过一些内容，要求学生到课外辅导班去学习和巩固。

2018年，新加坡的课外辅导班产业大约有11亿新元的产值；而根据2015年的数据，70%的新加坡家长都会送孩子上至少一个课外辅导班；具体而言，2015年，新加坡的父母每月花费在课外辅导班上的平均费用在155-255新元，而更是有54%的父母每月在每个孩子身上会花费多于500新元用于课外辅导（Strait Times 2015）。这项花费还不包括家长们送孩子去进行各种特长，比如乐器、艺术和体育培训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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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全民焦虑的背景下，父母的经济情况极大地影响着各自缓解焦虑的能力。一些收入较低的家庭也会送孩子参加课外辅导班，但这种花费对于这些家庭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压力是更加显著和迫切的。而且，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除了参加与学业相关的课外辅导班，额外再送孩子进行乐器、艺术等方面的培训更是难以企及（Teo 2018）。再加上以上提到的公立教育系统过早地将孩子进行分流的现状，很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充分理解教育系统和调整自己的状态，就已经被划到了 “问题学生” 的行列。而过早地被贴上这些负面标签的他们，在之后一轮又一轮的分流和选拔中，很多更是陷入了“自我实现的预言”的陷阱，失去了迎头赶上、改变现状的勇气与机会。

另外，在新加坡唯才是用、自主自立的氛围下，对于孩子教育和养育的责任也被划入了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能力的一种考量。虽然政府会为职场妈妈提供孩子入幼儿园、托儿的补贴，但漫长而艰难的求学之路却只能由父母带领他们的孩子独立面对。新加坡没有正式的养老金系统，很多老人也要工作，因此无法为孙辈提供持续的照顾和教育上的帮助。

很多中产或更加富裕的家庭一般会通过雇佣保姆来缓解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从而得以留出更多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上，可这项花费对于低收入家庭无疑又是一项额外的经济负担。低收入父母们通常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同时，由于很多低收入工作耗时更长、时间更加死板无法协调，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自己完成课业后，还要负担起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Teo 2018）。下午一点半放学后那未能用金钱填满的时间，成为了一些孩子们问题行为出现的肥沃土壤，也给这些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带来了更多的隐患和焦虑。

因此，即使新加坡有着优越而近乎免费的公立教育系统，它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教育系统却将大部分的教育压力加诸家庭和父母们身上，使得他们不堪其重、饱尝忧虑。如果说，充足的经济资源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忧虑，低收入的父母和孩子更是面临着难以缓解的压力和过早被定型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