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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爱生（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科院副研究员）

责编 | 张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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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时代：

知识与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

随着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交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网上创作、发布、讨论和分享内容，并允许任何用户免费阅读、下载、复制、转发、链接和打印。这股潮流的兴盛，有其两方面原因：（1）网络社交媒体的技术门槛与传播成本低、互动性与时效性强。学者只需一台电脑，就可在线发表个人的研究成果，并及时与学术圈内外的人士进行交流和互动。而在电子媒体出现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能需等待数月乃至数年才能在传统学术杂志上发表，相互交流更是困难重重。（2）响应开放知识运动（open knowledge movement）。当下，绝大部分由公共财政资助的科研成果成了学术出版巨头私有的版权资产和获取暴利的工具。在数字时代，由于复制传播成本下降，人们要求版权立法不得维系出版商的暴利，而应保障公众获取知识的权利。然而，面对开放知识运动的冲击，很多传统学术出版商选择了防御性、敌对性的策略。例如，2016年爱思唯尔极具争议地将在线同行评议的专利据为己有，试图将开放封闭之争拖入专利战场。面对出版商的垄断和蛮横，一些学者选择绕过传统学术杂志，转而在网络上发表个人的原创成果。

网络社交媒体的兴盛和开放知识运动的蔓延，无形中影响到大学教师的晋升和评聘标准。对此，加拿大学者阿纳托利·格鲁泽（Anatoliy Gruzd）等人指出，网络社交媒体正快速变成学术生活和专业发展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趋势的变化，不仅意味着学术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方式会发生变革，而且大学的评聘和晋升政策将会随之变革。同样，美国梅约医学研究中心（Mayo Clinic）丹尼尔·卡布雷拉（Daniel Cabrera）博士等人指出，开放知识运动——使用全新的自出版平台（例如博客）——促进了科学信息低廉、快速、集中和大量的传播。社交网络这些新的能力推动了免费开放存取资源运动，其特征是：基于网络平台，其组织是松散的；致力于免费创作、分享和传播知识，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扁平的网络中来。网络社交媒体的民主化，以及学者无需借助传统学术杂志就能够发布和分享知识，对那些负责评定学术成果价值的人构成了全新的挑战。

（二）替代计量：学术影响力评价的改变

长久以来，对学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主要基于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论文被他引的次数。一般而言，一个学者发文的刊物级别越高，发表的论文越多，被引的次数越多，他/她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就越大。但是，这种科研评价的传统文献计量方法存在诸多局限：（1）时滞过长。论文从投稿、同行评议到正式发表，其周期一般在3个月到3年之间，而基于引文的文献计量指标的评价，则又要再滞后一段时间，难以及时反映研究者科研成果的价值。（2）引用次数容易受到操作。现实中不乏一些学者和期刊为了提高被引次数，采取弄虚作假的行为。（3）影响力片面。这种文献计量方法只强调正式发表的论文，忽视了科学研究成果的其他形式，如开发的软件、分享的代码、研讨的视频、会议的PPT、发表的学术意见、撰写的学术博客、在社交媒体发表的科普文章或评论文章，等等。

在洞悉传统文献计量学的缺陷后，再加上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美国学者杰森·普里姆（Jason Priem）在2010年提出了替代计量学（alternative metrics）这一概念，其核心思想是：用面向学术成果全面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尤其是基于社交网络数据的计量指标，替代传统的单纯依靠引文指标的定量科研评价体系。那么，什么是“学术成果全面影响力”？一是学术成果的学术影响力。在替代计量学看来，学术成果不仅包括论文，而且包括数据集、图片、媒体、墙报、源码、视频和网页等；引文反映的只是学术影响力一部分，各种形式的“网文”被阅读、讨论、分享、下载或链接的次数，同样构成了学术影响力的内容。二是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其科研成果理应能够被感兴趣的公民获取和利用，这要求人们在评价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时，需要考虑学者的社会影响力。“替代计量学可以通过采集、捕获不同平台上非学术界人士对学术成果的利用，来衡量学者的社会影响力。” [6] 这一概念提出后，迅速得到大学、科研资助机构以及出版商的高度重视，并促使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反思和改革现有的学术评价系统。

（三）公众呼声：学者应深入参与公共事务

当下，学者普遍离公众较远，发表的绝大部分论文并没有对当下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在学术圈内，一些论文经发表后，也鲜有人阅读和引用。据统计，全球每年发表的同行评议论文高达150万篇，但人文科学有82%的论文连一次也没有引用，社会科学为32%，自然科学为27%。为何学术论文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普通公众、公共事务决策者和一线从业者很难接触到那些被出版商垄断的学术期刊，即便他们能获取，论文中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和动辙十几页的长度，足以打消他们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在“出版或出局”的压力下，多数学者只顾埋头专注于个人研究领域，对社会事件缺乏足够的兴趣和敏感。即便一些学者关注社会热点议题，且提出了真知灼见的专业解读，但由于这些解读多强调“方法论和理论”的贡献，因而很难完全被公众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日益要求科研人员走出象牙塔，利用社交媒体发出公众听得懂的声音，并同公共政策制定者和一线从业者进行合作，以影响社会变革。更何况很多研究由公共财政资助，学者有义务把其研究成果介绍给公众。然而，即便学者意识到在社交媒体发声、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性，但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却不支持这一点。因为在主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仍是考核教师的核心指标，至于有没有人阅读、有没有对社会产生影响则是其次。有鉴于此，人们开始呼吁高校和科研机构将学术人员发表的“网文”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以鼓励更多的学者走出象牙塔。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艾米·斯嘉丽（Amy Schalet）就指出，大学教师在社交媒体和大众传播中付出的时间与努力，往往能让整个社会受益，这是一般的学术期刊难比拟的。但是，按照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这些贡献却并不算数。这显然不合时宜，大学行政人员和教师应坐下来，共同商讨教师参与大众传播在评聘与晋升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学术协会的倡议

世界有各种学术协会，但在推动“网文”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的行动中，医学协会和社会学协会影响最大。个中原因很明显，前者关乎人的身心健康，如何让医学创新、发现被更多的公众理解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关乎社会稳定和发展，如何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社会事件、政府部门制定更周全的公共政策同样意义重大。

1. 国际医师协会

在2014年召开的“国际住院医师教育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idency Education）年会上，发布了由多名学者撰写的大会论文《健康专业教育中基于社交媒体学术的评判标准》（Criteria for social media-based scholarship in 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文章指出，当下越来越多医学工作者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研究、教育、临床护理和卫生保健科学的传播。如果按照传统学术观念和评价机制，医学工作者的这些努力都称不上学术。不过，替代计量学的出现，使我们能够跳出传统的学术理解。那么，在健康专业教育中，如何界定和评判基于社交媒体的学术？作者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框架（请见表1）：

表1 界定和评判基于社交媒体的学术的共识声明

2. 美国社会学协会

在2016年召开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上，发布了大会报告：《什么算数？评价终身教职与晋升中的大众传播》。报告指出，社会学家被日益要求利用多种形式的传播方式，尤其是社交媒体，把其研究成果介绍给公众，并为解决当下紧迫的社会问题作出贡献。因而，研究者的工作不能再局限于学术期刊和图书馆，而需把部分精力转向公共领域。鉴于社交媒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以及把研究成果用于大众传播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应重新认识“网文”在教师评价和绩效考核中的作用。那么，在教师的评聘与晋升中，如何界定和评判“网文”？

第一个标准是“网文”的内容。报告列出了五种类型的“网文”可以作为教师评聘和晋升的材料：（1）在社交媒体传播的个人原创性研究；（2）对某一特定知识领域所作的综述或评论；（3）深度的、解释性的报刊文章；（4）对某一社会现象所作的思考或理论解读；（5）社会学研究在实践、法律以及政策制定等的运用。

第二个标准是“网文”的质量。首先，“网文”的严密性（rigor），它有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或者类似于同行评议的过程。例如，《纽约时报》、《国家》杂志》（The Nation）这样的出版物，在发文之前都需要经过一位或好几位编辑审核。当然，一些新媒体出版物并没有严格的审核机制，但不能排除在上面发表的一些好文章。其次，“网文”的用语、时效性和指向性。由于“网文”的阅读对象是公众、一线从业者以及政策制定者等，因此作者在发文时必须注意表达方式、格式与对方需求等。最后，“网文”有无实践或政策启示意义。有效的大众传播通常要求作者把文章的实践或政策意义放在首位，因此文章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促进实践/政策制定，是衡量“网文”质量的一个标准。

第三个标准是“网文”的公共影响力。首先，阅读量，包括在社交媒体（微博、脸书等）的阅读量和分享量，是评价“网文”影响力的一个指标。这种评价方式通常对发表在知名度高的出版物上的文章有利，但同样不能排除一些发表在地方报纸或非主流出版物上的文章。在影响公共话语中，这些文章可能具有同样甚至更重要的作用。其次，来自某一相关方的“证词”是衡量“网文”影响力的一个指标。教师在评聘和晋升中，可以把某一相关方的来信作为支撑材料。这些来信者包括政策制定者、非营利政策分析人员、工会领袖、社区群体或普通公众，他们要在信中写明文章是如何影响到其专业工作、政策改变或生活质量。最后，举证“网文”对哪些政策变革、实践变革和公共讨论的唤起产生影响，也是衡量影响力的一个办法。一般来说，社会变革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很难单独评判一个学者在其中的贡献。但是，某一特殊的国会证词、出版物、学术圈外的争论等，会透露出学者的贡献。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前文所提到的相关方的“证词”，但必要时学者需亲自解释他们的研究是如何影响到政策和实践的。

（二）个别高校的实践

限于篇幅，这里将从北美、欧洲和澳洲各选取一个高校作简单介绍。它们并一定具有代表性，而只是先行实践者。

1. 北美：明尼苏达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201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列第34位。该校有着优秀的服务社会的传统，早在2006年就专门成立了公共参与办公室（Office for Public Engagement）。为了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公众传播，学校“教师终身教职与晋升的政策”（简称“政策”）的“研究”和“服务”中的一些条款都涉及到“网文”。

 例如：“政策”指出，“研究”指学术研究（scholarly research）或其他创造性工作（creative work）。“学术研究”即传统意义上的论文发表、重大发现等；“其他创造性工作”指所有形式的创造性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视觉或表演艺术、设计、写作（writing）、媒体（media）以及其他形式的表达。显然，“其他创造性工作”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划归为“网文”。

而对于“网文”的评定标准，“政策”并没有明确说明。例如，对于研究成果的评价，主要从“严密性”（rigor）、“相关性”（relevance）、“效用性”（effect）以及“原创性”（originality）等方面来衡量；对于服务的评价，主要从“数量”、“质量”和“影响力”等方面来衡量。[11] 换言之，对于“网文”的评价，也要遵守传统的评价标准。需要补充的是，“政策”指出，在教师晋升和终身制的评定中，评估的重心放在已出版或待版的学术成果，包括同行评议的论文、专著等，而与公共参与（publicly-engaged）相关的研究与学术工作只是“被鼓励”（encouraged）。

2. 欧洲：哥本哈根大学

哥本哈根大学是丹麦历史最悠久、声誉最高、规模第二大的综合研究型大学，201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列第30位。同明尼苏达大学一样，哥本哈根大学十分强调社会服务的职责，鼓励教师参与公共辩论和公共传播。这种精神也反映到该校“教师聘用与晋升的标准”（简称“标准”）之中。“标准”设立了“标准A”（必须完成的）和“标准B”（受欢迎的）。从其内容来看：“研究影响”、“科研基金纪录”、“教学和指导学生履历”等属于必须完成的“标准A”，且属于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的范畴，没有多少内容涉及“网文”。

“标准”中与“网文”紧密相关的是“研究传播和认可”这一块内容。“研究传播和认可”大量涉及到“通俗讲座”、“在媒体上的推广宣传活动”、“国内外媒体发声”、“发表评论性文章或科普文章”，显然，这些内容都可囊括到“网文”的范畴之中。不过，这些活动在教师的聘用与晋升中，只属于“受欢迎的”（desirable）选项，而不是“强制性”（mandatory）选择。为了便于说明，这里摘录了哥本哈根大学生物系教师聘用与晋升标准中“研究传播和认可”的部分内容：[12]

表2 哥本哈根大学生物系教师聘用与晋升标准的中“研究传播和认可”

3. 澳洲：悉尼大学

悉尼大学是南半球成立的第一所大学，是一所享有世界声誉的研究型大学，201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列第83位。随着澳大利亚的大学日益关注作为“参与”机构（engaged institutions）的声誉，悉尼大学开始鼓励本校教师利用专业知识教导普通公众，或参与社会核心议题的公共争辩。作为体现，“公共参与”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被纳入悉尼大学“学术晋升政策”（简称“政策”）之中。这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到“网文”。

“政策”把教师晋升的考核内容分为“教学”、“研究”和“治理、领导和参与”。“教学”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教学”并无差异，而“研究”的外延则大大得到了扩展。根据“政策”，“研究”涵盖了科研/学术/创造性/专业性的工作（research/scholarship/creative/professional work），指“知识的创造、扩展、综合、巩固、应用和批判性评价。它也包括一些应用型学科的创造性和艺术性工作。”其中，对教师的评价，除了传统的期刊论文发表、专著、科研基金等外，一个重要的指标为“研究成果的传播”。与“网文”相关的包括：在电子杂志发表的文章；在商业出版社或学校认可的机构出版和发行的书籍、电子作品（与学科相关，但不限于学术专著）；与学科相关的研究成果通过公共媒体的进一步传播（例如：在广播和电视上的现身，接受媒体的采访，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等）。

而对教师在“治理、领导和参与”领导的考核，主要评价候选人对“学科”、“大学”和“社区”所作的贡献。就“社区”这一指标，“政策”笼统地提出“用学科或专业知识为外部社区作贡献，以提升悉尼大学的声誉”。显然，教师在此领域大有作为，他们可通过创作“网文”以服务于“社区”。例如，“政策”中就列举了医学或法律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唤醒公众对残疾人权利的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同前二所大学一样，在教师晋升的考核中，悉尼大学仍把重心放在传统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上，而对于“网文”并不作强制性要求，只是认为教师在合适的（appropriate）场合，做出应有的贡献。[13]

（一）“网文”质量评价标准缺失

鉴于“网文”的价值，把其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之中，以此作为对创作者的奖励，可以说合情合理。然而，这背后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评价“网文”的质量和影响力。

尽管一些学者试图用替代计量指标来评判“网文”的质量，但它本身并不完美。显然，对一篇“网文”质量和影响力的评价，它被点赞、转载、阅读、分享和下载的次数越多，质量就越好吗？这很难不保证一些学者或网站钻制度的空子，故意发表一些吸引人眼球但失之偏颇、没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更何况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上讲，人们的阅读兴趣存在“内容偏见”，即越是与当下事件联系紧密的读物，越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对此，美国学者雷切尔·博哈特（Rachel Borchardt）指出，替代计量指标作为一种评价影响力的指标，呈现的只是研究成果被讨论的广度，而作品本身质量和口碑如何，则留于读者评判了。[14] 换言之，替代计量指标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替代”传统的学术评价指标，而只是向人们提供了评价文章影响力的另一种视角。

“网文”质量评价标准缺失所带来的隐忧，也在国外大学行政人员的态度上得到体现。布莱克·卡梅隆（Blake Cameron）等人2016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与在传统的杂志发表论文相比，仅有23%的美国和加拿大医学专业的系主任认为医学工作者在基于学术杂志的博客（通常有网上的外审专家）上发表文章，在晋升中具有重要或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被问到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是否具有同等价值时，这个数字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2%。[15] 这其实不难理解，在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网文”质量评价机制的前提下，大学行政人员很难相信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与在传统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具有同等份量。

（二）“网文”在学界的认可度尚且不高

虽然“网文”得到一些学术协会的大力鼓励，并被个别高校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但这并不表示国外所有高校和教师（尤其是年龄较大的教师）在情感和态度上认可它。

在国外学界，以下一个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真正的学术成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的过程。显然，大部分在传统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都经过了同行评议。尽管当前有不少学者对同行评议颇有微词，且对以刊物级别和影响因子评判论文质量的现象提出批评，但在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下，传统的学术评价机制仍根深蒂固。相较之下，大部分“网文”并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呈现出一定的自发性和随意性。这一情形导致“网文”纳入学术评价的合法性存疑。更何况，在当今所有大学排名中，无一不是以在传统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为计量单位。

这种观念在许多大学教师身上也得到体现。一方面，经过多年严格的学术训练，大多习惯了传统的研究范式。在此影响下，许多大学教师以在传统学术期刊上发文为荣，而对“网文”多持一种不屑的态度。对于在公共媒体发表文章、在社交网络与公众分享观念，国外一些大学教师“大皱眉头”，认为是不务正业，搞“激进主义活动”，以至于一些年轻的学者不敢把“网文”列在其简历上，生怕别人谴责他/她不在从事“真正的”工作。[16] 另一方面，传统学术论文的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与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网文”有着天壤之别。在这种情况下，国外不少大学教师认为，“网文”的创作归属于社会积极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而自己只要在象牙塔内做好本职的教学和研究即可，没有必要创作自己不熟悉的“网文”。美国著名学者兼作家克利丝特·祖克（Kristal Zook）曾就“学术人员为什么不多花点心思为公众写作”这个问题做过一次调查，发现不少人把原因归结为：把复杂的思想、抽象的概念和严肃的科学发现转换成公众能听得懂的语言，太困难了。作者所访谈的一个对象就举了一例：《华盛顿邮报》邀请她就埃博拉病毒（Ebola）给公众写一篇2500字的短文。这一度让她陷入恐慌之中，因为离开了诸如HIV和对非援助的学术著作，她不知道如何下手。

（三）“网文”给大学教师增添疑虑

即便“网文”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但并不表示国外大学教师对此欣然接受，没有任何疑虑。相反，他们有来自两方面的担忧。

其一，担心“网文”带来额外负担。许多大学教师，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都面临着沉重的工作压力，有些甚至已处于“超载”状态。他们不仅需要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教学上，而且随着大学排名竞争的日益激烈，他们被要求发表更多更好的论文，争取更多的科研资助。在此环境下，大学教师不免担心：一旦“网文”被全面纳入评价体系，它会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晋升标准，从而给自身带来额外的考核压力。对此，澳籍华人学者林可婷就担忧道：要求教师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是不是创造了另外一种晋升标准？是不是意味着讲师晋升为副教授时需要发表两篇专栏文章？副教授晋升为教授之前需要接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或许正是有此方面的担忧，当前已经把“网文”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的高校，也只是把“网文”作为一个受欢迎的选项，而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

其二，担心“网文”潜在的社会风险。大学教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虽然能及时传播个人的研究成果，并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但同时意味着他/她将失去象牙塔的保护，将直接面对大学外部差异极大的观众。大学教师在一些有争议的议题上的发文，包括阶级、性别、种族、同性恋等，极有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恶意评论、骚扰、谴责，甚至为此失去工作。例如，波士顿大学助理教授塞达·格兰迪（Saida Grundy）因在个人微博上发表抨击白色人种言论（尽管研究支持她的观点），遭到不少保守白人的攻击，并要求校方解雇她。针对这种状况，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在2016年的年会上，甚至还专门小组讨论了如何防范“网文”给大学教师，尤其是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

显然，“网文”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并被国外一部分高校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反映了学术评价制度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嬗变而不断扩充、调整和完善。然而，“网文”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相关的实践在国外高校当前还处于摸索阶段，如何克服自身质量标准评价问题、打破传统的学术评价机制、消除大学教师的疑虑，仍是“网文”全面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之前需要面临的严峻挑战。

无疑，“网文”在国外学界的境遇对我国高校是极富启示意义的。浙大新规既是国内高校对网络时代的积极回应，又是国内高校投身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的写照，具有进步意义。但对比国外，浙大新规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斟酌和完善。

（1） “网文”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的目的。在国外，把“网文”纳入学术评价体系，意在克服传统学术评价机制的弊端，对花费时间和精力投身公共事务的大学教师合理补偿，同时鼓励更多的教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社会问题，以彰显大学的社会责任。浙大新规的目的则是“加强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发挥网络文化育人功能”，以及“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和提升浙大的声誉”，未免显得有点狭隘。浙大新规如果能站在更高的视角阐释其目的，无疑更具有前瞻性和正当性。

（2） “网文”的来源与类型。在国外，“网文”来源广泛，既包括主流报刊、网站，又包括自媒体（微博、个人博客等）；“网文”既涵盖时事评论，又包含科普文章，等等。在浙大新规中，“网文”虽然包括原创文章、影音、动漫等作品，表面上看似丰富多彩，但由于它强调“对各种社会舆论和价值观念进行引导”，且把“网文”主要载体限定在中央媒体以及其他一些主流网站上。这会在相当程度上排除大部分不带意识形态、但关乎公众健康的科普文章，以及大量发表在自媒体上但对社会有促进作用的“深度好文”。

（3） “网文”的评价主体与评价标准。在国外，“网文”作为大学教师的科研成果，其评定都是由学术委员会来执行的；而对“网文”质量的评价标准，既强调“阅读量”，但更强调“原创性”、“影响力”等。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网文”的评价标准在国外还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浙大新规是浙大党委宣传部制定、以浙大党委、学校名义联合印发的党政联合文件，这显然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且有悖于《浙江大学章程》的第三十条规定：学校学术委员会为学校最高学术组织，负责对学校学术领域重大事项进行咨询、审议、评价和监督。[26] 浙大新规根据“网文”的传播载体、网站转载数量和阅读量来评价“网文”质量，虽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但难免过于简单、草率。

最后，作一点补充：除了完善相关制度和规定外，我们还有必要考虑“网文”在中国学界面临的挑战。中国学界是如何看待“网文”的？ “网文”该不该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如何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网文”质量评价标准？大学教师有哪些疑虑？如何鼓励他们创作“网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认真回答。 

注[①] ：作者在文中指出，社交媒体内在的合作性质会带来多个作者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考虑传统杂志的做法，依据其贡献，确定作者的排名。另外，电子媒体虽然承认匿名或假名，但基于社交媒体的学术需要真实的身份，以承担责任和享受荣誉。

文章首发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05期90-98页，DOI：10.14138/j.1001-4519.2018.05.009009。《知识分子》获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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