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http://www.pro-test-deutschland.de/en/themen/grundlagenforschung/

撰文 | 宋宇铮

编辑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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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搭乘“燕房线”穿梭于北京西南郊，透过无人驾驶舱远望燕山山脉，是独属房山通勤者的片刻悠然。

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我国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运行轨道交通线路，飞驰其上的“海豚号”，加持了先进的“主动障碍物识别系统”，可以在无接触的前提下感知异物并紧急制动。

这一汽车自动驾驶技术能够应用在地铁上，要归功于北京市一个联合基金的支持。

2016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余贵珍申报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交控科技轨道交通联合基金项目”，由此从研究汽车驾驶环境感知，走进了此前从未了解过的轨道交通领域。

这个基金项目，来自于一家企业与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成立的联合基金资助。项目虽然来自于企业提出的需求，走的却是研究人员熟悉的自然科学基金申报、评审流程，解决的也不是以往来自企业“横向课题”中常见的具体工程项目，而是相对宽泛的科学问题，由研究者在《项目指南》的目标导向下提出自己的思路与方法。

《知识分子》在调研中了解到，这一类联合基金的资助模式，正在蹚出一条支持基础研究的新模式，搭建了高端人才交流合作的桥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产学研联动，使得创新转化效率得到提升。

“企业给你10万元经费，想让你作出100万的价值。”一位北京高校的研究人员向《知识分子》吐槽说。“和企业合作，有时候思想包袱和压力很大。企业盯你盯得很紧，一个月开好几次进度沟通会，总在担心你能不能够做出来。”

“企业投资，天然是要追求回报的。尤其是较大金额的投入，更是会审慎考量投入产出。”北京佰才邦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周明宇坦言。

企业真的不愿意拿出真金白银投资短时间难以看到回报的基础研究吗？

2019年，任正非在一次专访中谈到，2018年华为的研发经费高达千亿元，科技研发为华为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他透露，华为公司有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多个化学家，还有六千多位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六万多名工程师。

“华为、百度这些巨头有实力建自己的研究院，养一批数学、物理领域的专家，高校院所的研究人员和他们合作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不那么知名的企业怎么办呢？它们往往很难与高校院所建立稳定沟通交流的渠道，自身团队也不具备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红一直很关注部分企业的研发痛点。

“我们为了寻求和高校院所合作，往往是广泛撒大网，课题不那么集中，而且还不容易找到某个方面的专家，我们做药物，也不清楚临床医生在想什么，即使专家们知道问题所在，为什么要告诉你也是个问题。”药物研发企业科信必成董事长王锦刚为此十分困扰。

曾任高校教授的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郜春海也深有感触，公司此前与高校院所的合作颇多局限，最多只能实现和某个团队一对一的合作，想要跨领域地去寻求合作伙伴非常困难，而如果没有专家帮助凝练项目指南，同高校的合作也只会停留在非常具体的项目，无法获得开放性合作所带来的新思路、新技术和新方向。

没钱，企业自然是望研发而兴叹；有钱了，却发现人才是最关键的；而获取人才的交流与合作，核心是建立信任与互惠的模式。“想做研究的企业和专业机构的科研人员，双方就像在河的两岸，相互都在招手，但是没有桥梁。”王锦刚引述一位合作的北京儿童医院李彩凤医生对现状的形象说法。

2015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悄然打破坚冰，探索用政府与企业联合投入自然科学基金的方式，在河的两岸架起了一座桥梁。

2015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首次引导企业资金支持北京地区基础研究，与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按照1：4的比例，共同出资设立了一支联合基金。在此后的三年间，立项经费867万元，支持了17个围绕母婴健康相关的基础研究项目。

此后，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先后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淀区政府、丰台区政府、北京佰才邦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科信必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多支联合基金，累计立项经费超过2亿元。

作为一支“盘子不算大”的地方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将能够满足区域发展战略需求的“应用基础研究”作为资助定位。与企业建立联合基金，主动当起了“红娘”，尝试调动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与擅长基础研究的高校院所深入结合，推动企业与政府联合资助基础研究的新机制，无疑是一个创举。

长期以来，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低，投入比例90%以上依赖政府，相较美国27%的基础研究由企业资助的格局相差甚远。如何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各界曾经反复讨论。

2018年，国务院出台文件强调要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其中中央财政需要“加大稳定支持力度”，同时提出了“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积极响应，“完善多元投入机制”也写入了其新时期的深化改革要点。

在北京市，基础研究投入的数字一向在全国领先。2018年，北京市的基础研究投入达到277.8亿元，在全市R&D投入中占比14%左右，但是，在同一年，来自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在全市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以及在全市研发经费占比，均低于1%，且连续四年低于全国水平。如何推动企业真正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作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阵地，北京市亟需破题。

四年前，余贵珍申报的交控科技联合基金的项目，如今早已开花结果，应用在北京“燕房线”、香港“荃湾线”等四条轨道交通线路中。他的团队后续还受到了交控科技192万元的资助，深化课题研究，而几位参与研究的博士生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

虽然像余贵珍团队和交控科技那样能够将成果快速转化的联合基金资助项目属于少数，但在许多情况下，依托单位前瞻性的研究都帮助资助企业确立了未来研发方向，乃至在密切交流中发展为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这为科技企业资助基础研究提供了持久动力。

比如，佰才邦就在资助联合基金后与高校科研团队联合申报国家课题，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成立了物联网联合实验室；交控科技则与资助的北京交通大学侯忠生团队后续合作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还有27.5%的被资助团队与企业达成了联合培养研发人员协议。

联合基金的改革探索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民营企业的欢迎与积极参与。对企业而言，既能够从市场层面为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目标导向”，开放潜藏于行业的海量数据与场景，又可以在效益驱动下增加管理效率。与此同时，来自于基金资助项目所带来的的开放性合作，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思路、新的技术，或者新的发展方向的启示。

在王红看来，牵线企业与高校院所，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有两个突出的优势——以公平公正、稳定高效、选拔性强著称的基金品牌，以及能够帮助企业凝练科学问题、做出科学判断的3.5万名评审专家，而这些正是高度依赖研发却体量有限的科技企业所需要的。

的确，以海淀原始创新联合基金过去三年的数据为例，其资助项目中92%的项目负责人都是首次与资助企业开展合作，50%的项目都是跨学科资助，甚至还有15%是跨学部资助；交控科技联合基金则主动控制了本行业受资助者的比例，得以将自动驾驶汽车与无人机领域的技术引入轨道交通。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合作显然有效地帮助企业建立了与研究人员间的信任，并以此拓宽了其合作对象的数量与广度。

但对于以追求利润为己任的企业而言，资助基础研究的原动力是什么？在没有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能够坚持下去吗？企业又如何把联合基金项目与他们更熟悉的“横向项目”区分看待？

对于这些问题，佰才邦、交控科技和科信必成三家资助单位的负责人向《知识分子》给出了一个共同的答案——通过联合基金的渠道向研究人员传递现实需求，集思广益把握前沿技术方向，并获得未来优先合作的机会。

这些成效也正是王红期待从联合基金中见到的。她表示，对于这些资助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有着与“面上项目”非常不同的评价办法——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一般会从项目是否按原计划目标和考核指标完成来考评，具体指标反映在同行认可的高水平论文、专利、衍生项目、新标准等方面，而联合基金则除此之外更关注与资助企业的后续合作、成果转化前景等问题。“我们对这类项目的日常管理也是以促成合作为主。”

联合基金所带来的合作成果符合各方期待，也构成了一个能够允许民营企业深度参与科研资助、建立与科研人员互信合作等各环节的宝贵渠道，尤其难得的是受访的高校科研人员都表达了对于联合基金模式的满意。

在受到资助的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范丽珍看来，联合基金很好地找到了应用和基础研究间的平衡，研究者在《项目指南》的导引基础上有很大发挥空间，既不会像“面上项目”一样随意申请令申请者感到犹如大海捞针，也不会像有些“横向项目”一样被企业锱铢必较地盯着。

不过，在这样一个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模式中，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企业两方也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保留不同意见，如何找到双方合作间的利益平衡点，达成更大共识对联合基金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

比如，部分企业希望能够在评审环节获得更大的话语权，遴选出“真正符合企业需求的项目”。比如，王锦刚表示“学术型的专家对于应用性项目有一个了解的过程，有时会因为创新性不够而否掉企业需要的项目”。

但在从基金管理方看来，守住“资助基础研究”的定位对于联合基金至关重要，资助项目可以不是最基础的“为什么”的问题，企业也可以在需求层面为研究人员提供一些目标导向，但最终项目不能脱离科学性，而科学性的判断主要还是交给科学家来做，“而且科学部分占的比例应该是比较大的”。当然，目前看来这一意见不同并没有实质地影响到联合基金的推进，“好在自然科学基金比较开放，愿意听企业的意见，不断完善。”王锦刚如此说道。

在“搭桥做媒”的环节中，部分企业则希望北京自然科学基金委或其他政府部门能够提供更多人力、物力、政策支持。佰才邦副总裁周明宇就提出，建议考虑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推动高校研究人员在此兼职进行成果转化，而不用担心因此离开体制或失去教职；王锦刚则期待联合基金中政府投入比例进一步提高，而且进一步搭建省市间的联合基金，以此扩大资助范围，跨区域资助研究人员，提高联合基金影响力的同时也能对接更多合作资源；对海淀原始创新基金进行绩效评估的北京理工大学汪雪锋教授也建议，需要更多专职工作人员帮助对接资助企业与依托单位。

对于这些想法，王红给予了一定认可，她认为，资助企业自身应当对于联合基金项目投入更多人力资源。在她看来，企业安排专人负责跟踪、对接资助项目不仅效率更高，也是重要的研发能力积累过程。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慕名而来”希望加入联合基金，这令王红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有了一定压力。如何保障多个企业乃至竞品企业共同资助某一项目时都能够获得一定未来合作的收益？如何把握企业所提出需求的“科学性”？如何在现有财税支持政策基础上为企业投入“R&D”中的“R”提供更大激励？这些都是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思考、并希望未来几年继续精耕细作，与资助企业和科学家们磨合出一个更加优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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