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约瑟芬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里一个名为基贝拉的贫困社区。在疫情发生前，她和丈夫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担忧。约瑟芬在一所托儿所机构当老师，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她的丈夫泽德基亚·欧奇多为了能在政府找到一份工作而正在当地一所院校学习。如今因为全国范围内的学校都停课，约瑟芬无法工作，而她的丈夫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无所事事，看起来压力很大。

■因为疫情而失业的肯尼亚幼儿早教老师——约瑟芬·奥古塔/卡罗琳·卢辛德

由于没有收入来源，约瑟芬和泽德基亚正在努力养活他们2岁、8岁、10岁、20岁和22岁的5个女儿。以前，孩子们一日三餐，而现在，她们只能吃上两顿，早上喝粥，第二顿是红茶和米饭。

无论是在富裕的还是低收入的国家，所有人对新冠的恐惧和对温饱问题的焦虑都存在着。像约瑟芬一样，许多曾经有能力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人现在不得不亲自排队领取救济站的食物，向朋友借钱、借食物，并减少孩子们的用餐次数。

在肯尼亚，政府已经有了每周通过手机向贫困者补贴现金的项目，并且正在增加这种对新失业者的经济援助。2021年粮食系统峰会的联合国秘书长特使艾格尼丝·卡利巴塔称赞这种努力“在这个艰难时期保障了隐私和尊严”的项目。

除此之外，各个组织也在提供食物，例如基贝拉当地的一个叫做“给予社区希望”的慈善机构正在向各家各户投递食品，并要求配送人员拍一张照片，以表明捐助到达了贫困家庭手中，而不是被当地领导人代领。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临时措施不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粮食危机。”内罗毕儿童救助会的宣传负责人克哈拉·沙克表示。

“新冠疫情不仅暴露了我们医疗系统和经济的脆弱性，也同时揭示了我们粮食系统的不堪一击，”卡利巴塔指出，“我担心的是，全球数百万人正面临着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会挨饿的风险。”

我们采访了约瑟芬·奥古塔和其他两位基贝拉居民，看到他们为了喂饱家人所做出的努力。

“我卑微地借了些钱，但什么时候能还上？”

“我对事情的发展感到有些压力，现在我没有从工作中获得任何收入，因而获取食物成为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约瑟芬在电话采访中说。

而且，这是一个持续的挑战。最近几周，一位好友告诉约瑟芬，一个好心人计划在区政府办公室分发食物。第二天，也就是4月10日星期五，她和成千上万的市民一起涌向办公室，希望得到供应的食物来养活她的家人。

“我担心前一天晚上我会睡过头，错失了这个机会，于是我早早地去，希望能得到捐赠的食物以帮助缓解家人们的饥饿。”她说。

意想不到的是，当地负责人为了减少排队的人流，向他们认为需要食物的人发放了数量有限的卡片当作领取食物的入场券。许多人并没有听说过该入场券制度，约瑟芬也是其中之一。

“我也是被排除在外的众多之一，随后发生了踩踏事件。人们因为等待太久且没有入场而变得不耐烦，”约瑟芬表示。

“我对整个食物分发工作的展开方式非常失望。全程我被紧紧地挤在推搡的人群中，还受了伤。”她补充道，且表示也看到其他并没有得到食物的人受了伤。“人们在喊‘我饿了，我饿了，给我们点食物吧’。”甚至警察向人群中投掷催泪弹，以驱赶不耐烦的人群。

第二天，她不得不采取另一种策略：向朋友借了200肯尼亚先令（相当于约2美元）为家人购买食物。“我得用教会的手机给朋友们打通后挂掉。当他们回电话时，我卑微地请求借我一些钱，但什么时候能还呢？”她也想知道。

她最担心的是她2岁的宝宝可能最终会营养不良。她祈祷食物募捐活动能进行适当的调查，也许可以通过挨家挨户的询问，或在当地领导人和长者的帮助下去确定有需要的家庭。

史蒂夫·奥卢德赫是另一位近期面临饥饿问题的肯尼亚人。三周前他刚升级为父亲。平日从事焊接工作的他，每周赚取的大约25美元足够付房租和养家糊口。但自3月中旬以来，他工作的店铺就一直处于歇业状态。自从停止上班后，他在别人家接一些零星的电工活，能赚8美元左右。而随着收入的减少，他最担心的是如何为正在哺乳期的妻子和自己弄到下一顿饭。

“即使是此刻，情况也一点都不好，我得为我的下一顿饭而挣扎，这让我感到筋疲力尽。”史蒂夫说。

目前，他和妻子每天只吃一顿饭，通常是乌加利，一种类似于玉米粥的主食，还有羽衣甘蓝。如果能负担得起，他们还会加上红茶和油炸面包。之前由于他的妻子刚刚入院分娩，他错过了在他居住的基贝拉的一次食物分配。

■因为疫情封锁而失业的电工史蒂夫和他的妻子艾芙琳·阿凯友/托马斯·布维尔

他说，在新冠之前，他和妻子每天三餐都有肉、豆子和鱼。他梦想着重新开始工作，并提到他曾有机会在附近的一个县城修发电机赚钱，但由于肯尼亚的全面封锁而无法前往。

33岁的斯瓦乐·朱玛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疫情期间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他有两个分别9岁和14岁的儿子和一个12岁的女儿，但现在他们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饭，通常也只有米饭、乌加利、一些卷心菜或羽衣甘蓝。

疫情前，斯瓦乐是一名自由职业的垃圾工，工作内容为给基贝拉的居民代劳收集处理他们家里的垃圾，以此获取劳务费。由于疫情，一些居民因担心他可能会将病毒传染给他们而要求他停止处置他们的垃圾。

“我原来是靠回收垃圾挣钱的，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好多人都是在晚上或清晨自己把垃圾随意扔在外面，极其不负责任。”在我们的电话采访中，斯瓦乐说道。

他的另一份工作是在当地一个办中学的组织当夜班警卫。但随着学校停课，他无法回到这份工作中。

他的妻子也不再能为家庭带来收入。“我的妻子为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人洗衣服，但现在她接不到任何活。那些人害怕贫民窟的人，他们说我们会把病毒传染给他们。”斯瓦乐提到。

■由于疫情，斯瓦乐·朱玛的两份工作都被迫停止/托马斯·布维尔

斯瓦乐的愿望是政府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以确保低收入地区的人能够在这些困难时期获取食物。他也希望疫情能够尽快结束：“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可能最终会看到与犯罪相关的活动增加，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他们可能会被迫寻求其他生存方式。”

本文原标题为《他们曾能给孩子提供一日三餐，接着新冠疫情爆发了》（They Used To Give Their Kids 3 Meals A Day. Then Came Coronavirus），作者托马斯·布维尔（Thomas Bwire）是主要报道基贝拉社区故事的新闻中心Habari Kibra的联合创始人及编辑。托马斯曾在基贝拉的社区广播电台Pamoja FM担任广播记者，并因报道当地的儿童问题而获得2019年媒体关注非洲（Media Monitoring Africa）新闻一等奖。原文2020年5月11日发表于《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注：本文转载自乐土行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