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医疗的现实与未来-记第32期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
6月6日,由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数字技术,改变医疗?-第32期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成功举行。
由于疫情和参会人数激增,已成功举办8年的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第一次改变会址,从本期开始搬到了更为宽阔的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三层上海厅(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东园路18号),开始新的历程。
数字化信息技术已经推动许多行业发生了改变。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健康行业的应用正不断深化,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及流通体系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流行病爆发,大数据智能化管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为国家战略,新技术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是推动健康服务体系特别是医疗服务体系变革的重要途径,也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医疗健康消费升级等新形势下推进医疗服务提质增效、降本增益、模式创新的迫切需求。今年5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预约诊疗制度加强智慧医院建设的通知》,旨在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医疗服务在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和改善医疗服务中的积极作用,持续推动预约诊疗、智慧医院、互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院快速健康发展。
在此背景下,本次圆桌会议讨论了我国的数字化医疗正处于什么阶段,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医疗健康行业将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以及数字化医疗产业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等议题。
蔡江南 上海创奇健康研究院执行理事长
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专家、上海创奇健康研究院执行理事长蔡江南教授,首先致开场词。他深情回顾了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从2012年9月开始走过的8年历程,每个季度举行,每次围绕一个重要和热点话题进行讨论,为卫生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完善提出建设性意见,至今已举办32期。
高解春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指出,卫生信息共享是互联网医疗与智能医疗的基础,而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医疗与人工智能医疗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
他说,新冠疫情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医疗模式即将发生的改变,过去面对面的服务已经可以在线上提供,互联网医疗能让患者同时享受来自北上广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这一切都以卫生信息共享、检查结果共享等为基础。
朱福 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执行院长
但卫生信息共享也存在难点。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执行院长朱福说,互联网医院普遍呈现“外热内凉”的状态,医院缺乏内在动力。目前为止,上海有24家医院拿到了互联网医院执照,全国从5月底到今天为止增加了290多个互联网医院,但总体的增长量还是低于预期。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大多数省市没有统一的卫生信息平台,以隐私保护名义不愿意共享;
二、社区、区级、市级的医院使用的语言缺乏标准化,卫生信息质量不高,数据的互联互通互认不够;
三、庞大的卫生信息库无归属、无开放、无利用。数据大与大数据不是一个概念,数据大是总量很大,大数据是所有数据是有序、关联的;
四、卫生信息政府独享,个人隐私安全方面更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
五、线上诊断时间成本高,线上诊疗有首诊限制;
六、用户使用普及度不够,线上就医习惯没有养成;
七、政策红利和政策配套还不够;
八、医生、护士既要做线下,又要做线上,数量不够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的经验是用异构共享替代标准化共享,通过翻译器解决语言问题。这样所有的电子档案都能共享,以此建构个人健康档案。他们还做了健康网平台,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电子处方、远程医疗,于是才有了移动医疗的概念。上海徐汇区中医院的做法是徐汇医院跟第三方签署合作协议,从头开发医生+互联网的平台。
他们在互联网医院里植入人工智能;健康管理团队全程个性化;开发了医生端移动APP;在实体医院做了人工智能+医生的门诊,又开展了互联网+医联体的服务,不到五年,他们累计服务人次达到了200多万,精准对口支援基层,掌握了多种核心技术。
我们为什么要做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医院的概念是在2016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大背景是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指出,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和政策紧密相关,与群众的普遍需求有关,2019年的爆发式发展又与特殊需求、特殊场景有关。
万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
武昌方舱医院院长
从一般需求来看,我国慢病人群非常多,“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及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都针对慢病管理发布了规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武昌方舱医院院长万军认为,互联网在慢病管理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应用场景。
他说,慢病普发、死亡率增长的趋势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同时,人民群众对于健康的需求不断提升,这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我们用新的手段,新的思维,新的努力来有效管理慢病。对于医疗单位来说,压力促使我们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呼唤沉睡的数据资源,解放数据、解放医疗、解放医生。后疫情时期,人民群众的就医理念和就医模式发生转变,也促使医院积极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诊疗模式,更好服务患者。
丁克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丁克峰说,便民医疗以及互联网医疗,使得线上线下便民惠民的政策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信息化管理使得医院很多政策更加合理化,医院运行更高效,大数据分析也为教学科研带来了助力。他还提到,5G会改变所有设备仪器接收体系以及整个系统的服务,包括监护室以及麻醉剂的各种信号。我们不能低估技术革新会给医疗带来的变化,5G体现的是强悍的后台算法,一定会改变我们医疗服务行业平台的建设。
目前来看,卫生信息化要对医疗的颠覆有三个方向:
第一,提升服务质量。信息化可以帮基层医疗机构提升医生能力和服务质量;
第二,优化流程,提升服务体验。
第三,提升服务效率。
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为例,他们提出了医疗救助服务体系理念,通过穿戴设备人工智能和快速诊断,及时干预,实现救治资源有效及时的配置。还提出慢病管理+主动健康内涵,通过可穿戴设备加人工智能的辅助手段+慢病检测管理,改变被动的就医模式,实现未病先防,慢病准治,重病早治,急病快治。
但基于互联网医疗的慢病管理模式受制于穿戴设备的发展与普及未全面,监管上还存在着医疗质量、信息安全风险。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收费标准问题,目前湖北正在制定收费标准。
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公立医院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新科技时代的到来,对公立医院传统就医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怎么样来应对?
王新生 青岛大学党委医学部工委书记、部长
青岛大学党委医学部工委书记、部长王新生分享了他们近年来在互联网医院诊疗方面的做法和想法。
他说,我们摸不准互联网+会给传统医疗模式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但我们需要认识到目前的改变,未雨绸缪。他认为应对信息化的冲击,需要做出四方面的改变:
一、智慧服务,以患者为中心;
二、智慧医疗,以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为中心;
三、智慧管理,做到医疗线上管理、精细化管理;
四、夯实平台。
他们已经从就诊模式上做了一些探索,例如改进预约诊疗、智能语音录入系统、云胶片、无纸化病历,建设完整的信息化分级诊疗平台、临床医疗决策支持系统、物联网智慧血液管理方案系统、计算机辅助手术屏和外科智能显示系统、高级三维影像后处理系统、临床合理用药支持系统、医学知识库、临床科研大数据等,另外他们也很重视5G技术的应用。
谢桦 上海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主任
上海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主任谢桦和大家分享了基于医院或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的信息化。一个是电子病历,这是一个业务主导的系统,电子病历系统的应用对于提升医院管理水平、质量控制有非常大的作用;一个是医院集成平台。国内医院的信息系统根据需求约有七八十个,这些系统模块由不同的厂商和系统制作给医院管理层整合数据带来很大难度。所以他们前几年做了大量的投入去建设医院集成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整合数据,为业务协同提供支撑。
苏妙玲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苏妙玲也介绍她们在信息化助推分级诊疗、助推医改的探索。厦门医疗资源相对比较缺乏,三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较二级医院多。
她们的主要做法是分级诊疗建设和信息化紧密结合,同时进行有机应用。厦门市民健康信息系统从2007年就开始运作,同时通过五桥一隧将厦门六个区的三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改革,并围绕分级诊疗实施“慢病先行,三师共管”,我们以病人为中心,大医院的专科医师和基层的全科医师、健康管理师围绕病人通过签约服务,同时在规范管理的时候针对患者病情进行红黄绿标签,提供个性化的管理。
“三师共管”就是把签约的病人通过信息化进行了标识,进行规范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利用数据平台在日常检测和公共卫生的随访中同步开展。同时扩增常见疾病,将老百姓经常去大医院看的病放到了社区。目前厦门95%的常住人口都建立了全方位、全周期的终身电子档案,居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查阅个人的健康档案,累计使用率比较高。
于广军 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
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认为,互联网医院现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实体医院做互联网医院,一种是实体医院与公司合作。提供的服务也分成核心业务与辅助业务。公立医院做互联网医院多数是由医院实体进行建设,特点是要体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高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推进医改,需要外部制度的供给(准入和医保支付)。
他认为,三级医院做互联网医院的重点在于专科专病一体化,慢性病管理深入化,门诊、住院、康复联动化。
新技术的迭代非常快,这对卫生信息化有什么挑战?
未来医院系统中的电子病历还仅仅是病例吗?
郑杰 树兰医疗集团总裁
树兰医疗集团总裁郑杰分享了他们关于医疗数据生态的实践和思考。他说,电子病历将慢慢走向数字生命系统,未来看病是在患者个人的数字孪生系统中看,然后再精准下药。整个数据时代正在进入建模时代,中国在去年正式引入了计算医学杂志,这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给身体建模的时代,之前按照经验看病将慢慢变成以建模看病。
他还谈到数据权力的问题,2015年深圳人大给了一个条例,第一次说患者享有查阅、复印和复制的权利。“复制”两个字就代表电子化数据的可获得,而不仅仅是复印病例而已。那么怎么获得电子化数据呢?他们一直在做帮老百姓获得档案的可及性、完整性等工作,例如健康医疗信息在元数据、术语和知识图谱等方面的标准化服务。
数据爆炸时代,我们越来越需要数据。在产业互联网中要思考你是不是具备和其他平台对等互动的权利。他们最近在倡导一个对等的连接医疗行动,就是探索行业中不对等的角色是否可以像互联网协议一样进行互动,不仅是信息连接,最终还可以达到智能连接。
孙嘉明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孙嘉明说,新技术不仅仅是更好的描绘这个世界,还有一种创造新业务的可能性,他们也相信技术浪潮可以开辟数字医疗新的行当。
数字技术的优势已经趋于常态,2018年整个国家GDP1/3都是由数字经济驱动。疫情也在加强数字医疗的价值输出。基于这两个背景,他认为数字技术可以从四个方面改变医疗:
◇ 重构业务。数字技术能够让我们在数字世界中的各个单元实行更加丰富的链接,去创造或者是驱动一些新业务的创新,产生新的营收。例如他们跟国医大师合作,把他们的经典方子融合到一起,积累了300多万条数据,一千多个模型,通过这种方式给产品和用户带来智慧;
◇ 开放互联。医院本质上属于产业互联网,有一个非常长的链条,其中医疗是链条的核心,它可能是某一个场景的发起方,也可能是场景中某一个闭环非常重要的点;
◇ 赋能启智。医生和人工智能合在一起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医疗团队;
◇ 丰富生态。站在政府的视角应该建立一个产业目录,构建产业孵化平台,把这些数据输入出去帮助商业保险、新药研发等带来价值。站在企业的视角,构建云药房嫁接到互联网医院,帮助医院开出处方,并能够提供在线医保支付,实现药品送药上门。
下半场圆桌讨论环节由创奇健康研究院执行院长俞卫教授主持,对话嘉宾与观众就数字化医疗下的慢病管理、药品依从性数据获取、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化对医疗系统的影响、互联网医院的实施难点及风险、互联网医院的绩效考核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胡善联 创奇健康研究院名誉院长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创奇健康研究院名誉院长胡善联教授做总结发言,他高屋建瓴,提出了两个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
第一,互联网医疗机构如何发挥医院积极性,如何发挥医务人员积极性,他认为这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重要政策障碍。另外,从医疗保险和医疗费用角度,会不会由于互联网医院成立以后更促使不合理医疗消费,会不会有诱导需求发生。这两个问题,引发现场参会者诸多共鸣和深思。